郭象对《庄子》的“误读”

吴昕玥，郭淑新

《庄子》作为承载道家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注《庄》解《庄》者更是代不乏人、蔚为大观。其中，郭象的《庄子注》集前人之所长，独成一家之言，为后世研读《庄子》提供了独辟的视角。不少学者对《庄子注》的评价极高，言“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1]5，推崇其为魏晋庄学思潮的理论高峰。但亦有学者认为郭象以己意注解《庄子》，其诠释与庄子本意大相径庭，道是“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2]。

学界之所以对《庄子注》褒贬不一，盖因郭象诠释《庄子》并未完全契合原意，其诠释方法更有别于以往逐条疏解文字章句的路径，而是在对文本原意的把握之上，创造性地加以改造，进而有意识地“误读”了《庄子》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郭象的“误读”阐明了其独树一帜的哲学思想，开启了庄学诠释的一代风气之先，更生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多元的可能性。

一、“误读”的意涵

在诠释学视域下，“误读”一词有其独特的内涵意蕴。傅伟勋先生在《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一书中，以历史上郭象的“误读”现象为例，揭示了中国经典诠释创造性的相关问题，并以此建构了“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他指出，一大半学者认为《庄子注》曲解了庄子哲学，郭象的注无助于庄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反而贬低了庄子哲学的原有价值，导致道家传统终成绝学，诸如此类的看法不甚准确。

“我在郭象哲学的表层底下挖掘其深层结构之后，又发现到，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