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伟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年,中国侠文化研究40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完整、系统的研究格局基本形成[1]。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从“新时期”进入“新时代”,中国侠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201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了北京大学高慧芳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比较视野下的唐宋女侠故事文化研究”(18BZW050),自2014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中的侠文化项目已经达到8项,其中在研项目3项。相关研究专著陆续出版,特别是与金庸相关的专著,有上官圣泓的《金庸传》[2]、胡文辉的《拜金集》[3]、孙宜学的《造侠者金庸》[4]。中国侠文化相关研究论文呈现出稳定态势,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工具进行筛选与整理得到有效论文87篇。关于侠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梳理,苏静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记》游侠研究情况做了总结与梳理,认为“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游侠的身份辨析、游侠精神要义的阐发、文学之侠和社会之侠三个方面”[5];谭华专门对中国武侠文学外译研究的情况做了专门的统计与分析,认为“应用研究占绝大多数,缺乏理论探索,而且多数研究都在微观层面上对一些特定的问题进行分析描述,如具体的翻译策略及武功招数、江湖人名等术语的翻译,缺乏从宏观层面对武侠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探讨”[6]。本报告基于相关学术史研究及2017年年度报告[7],对2018年的中国侠文化研究情况,从武侠文学研究、武侠影视研究、侠的历史文化研究三个方面予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