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疾语豪的诗意长风

张欢

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孟繁华的名字每被提起总会激起一种可见的鲜明和振奋，而在他洋洋数百万的文字面前，再麻木的人都无法忽略其强劲的内在气韵：深厚的学识、非凡的敏锐、持久的耐心、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批判立场、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思考和反抗，同時还会收到的是他文如其人不可复制的力量、温度、感染力。这个时代拥有这样的批评家是值得庆幸的，而更难得的是他本身就是一部作品。瓦莱里在《文艺杂谈》中论及诗人的“真正条件”是要在做梦的时候都要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在这个意义上，瓦莱里认为波德莱尔将“批评的智慧与诗的才华结合到一起”。我们未必认同瓦莱里对波德莱尔的解读，但我欣赏这句话。欣赏这句话是因为将它转赠孟繁华先生会很贴切。读孟先生的文章会让人感佩他的眼光犀利、出手如电，每每在你还不曾正襟危坐时就已经有卓见特出，于是就被他的雄辩滔滔引领着一路读下来，待回过头反观，则发现在这些富有印象派风格的雄辩滔滔中，贯穿的是一种深刻而结构紧密的论证与逻辑。

对于各种批评理论、思潮以及新的研究范式，他的接收和理解总是可以毫无障碍并直抓肯綮，然后以一种颇有新意且不晦涩的方式诉诸具体的文本分析。而作为批评家和理论家，在各种学说、主义不断被生产和演绎的潮流下，他从未使自己陷于某个封闭的体系自我循环。与一些学术明星不同，他并不汲汲于建构一套自己的学说领地，然后对研究对象精挑细选从而反复论证自己的正确，于孟先生而言，他有足以超越学术野心的大情怀做支撑，那是隐匿在他身上的几个时代的精神印记、历史反思、现实困惑以及急于给出出口的焦虑和怀念，热情与批判，已惘然和不放弃。于是，在历经或作为意识形态，或作为理论模式的诸般主义后，“新理想主义”是孟先生唯一坚定不移承认的一个，毋宁说这是一种理性审慎的坚持;在理想主义前面标注一个“新”，则凸显了这种坚持是经过了辨析的自觉，它至少不同于革命逻辑下的乌托邦承诺，也区别于一度辉煌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想象。从大时代到小时代，对于从这两种时代走过的人来说，一些基本价值和理念如何保存和重新认证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知青一代，他们曾经在体验了改革前中国与改革后中国的转折中确认自己;作为亲历过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又在改革前三十和后三十年的转型中陷入恓惶;作为新世纪的资深学者，他们要在大国崛起的话语语境与文化消费化、学院企业化的后改革氛围中发出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机会绕开问题、拥抱“多元”，明智而又不失原则地扮演文化偶像，同时，他们也可以选择抵抗虚荣的诱惑，穿越被话语建构的历史和现实，重新提供理解自己和理解中国的方式。孟繁华先生显然属于后者。在全球化的蓬勃呼啸中，中国社会也在消费时代的不可承受之轻里不断重塑着感知方式，从自律、顺从、执着转向享乐、冷漠、犬儒，文学的当代创作更多彰显着这样的社会气质，这令人对充满审美气质的“文学黄金时代”频频怀念、深切向往。这样的情绪对于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所难免，然而，孟繁华先生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反思，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过，那种虚幻的辉煌本就不是一种应然的常态，这也使他有意识地克服虚幻，始终以新的问题视角和方法探寻巨变中的社会现实与心灵现实的命运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割舍或断绝，就像他从不轻易否定那些依然固守于80年代的朋友。在当下中国的思想争论中，有这样持续的质疑，质疑一些人文学者在问题意识、思维结构、价值和审美取向等仍停留在80年代的框架中，这其实在无形中前置了一种因找不到新的出口而无奈无辜的基调，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这种“停留”是经过了离开、徘徊、挣扎后的选择？如果是，那个前置的基调就不成立，因为不是无奈，而是分化。分化本就是当代思想言论空间的一个基本征象。但需要提示的是，在另一个角度看，自由即在于可以选择，否则它就更接近于纯粹的哲学演绎或某种政治延伸，因此我们不必为了否定某个选项而要去否定选择本身。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某些主动的取舍才见出可贵。从不放弃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立场，关注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和介入式的分析，这是孟繁华先生的选择，也是贯穿于他学术人生的鲜明线索。

对于最切近的社会症候与文学文本，保持沉默或偶尔发声是容易的，而孟繁华先生更像一个智慧而有活力的战士，永远在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战果往往充实而漂亮——更可贵的是他并不计较胜负。进入新世纪以来，他站在中国社会新的转型格局中密切关注当代文学的创作特征与表意方式，除了大量的文学批评之外，几乎每年都发表关于当年的短、中、长篇小说整体状况的理论文章，这至少要有海量的阅读量、作为批评家的敏感和鉴赏力、对文化中国在消费社会中的运转逻辑的深层关切作基础。在阐发新世纪文学的系列文章中，孟繁华先生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终结。”作为一种理论建构，这样的概括使分散于不同论述中的连续性观点获得了整体的理论秩序。“终结”意味着在新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下，文学以事件性、爆发性的方式带来某种重大变迁的机会已不再，同时，一个能够统摄和驱动文学总体方向与价值取向的力量也被消解或取代。因此，孟繁华先生指出，“文学革命的道路基本终结。文学未来的路开始处于不明或彻底的开放，这种景况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的判断”。“终结”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以此来指称新世纪文学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格外具有历史深意和文化内涵。从文学史的角度讲，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依循的始终是第二手时间，是由一直与它捆绑在一起的革命的发展逻辑或意识形态话语投射而来，在文学自身谱系中从来没有一个可以言说自我的时间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此时以“终结”的概念为之命名，也为文学在新的未来处境中的自我诠释赋予了别样的维度和可能性。

借用福柯的概念，如果将理论家的学术实践视为一种认识装置，那么孟繁华先生是一个开放性的装置。开放性不单在于思想的输入、输出和更新的能力，阿甘本从哲学的角度论述过开放的问题，区别于“普及型”的开放概念，那是接近于“赤裸生命”的存在，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排除掉由权力、喧嚣、约定俗成对生命本体的侵蚀。这里并不是要讨论作为哲学命题的“开放”的意义，而是借此拓宽对开放意涵的理解，也就是说，它还体现在面对矛盾、差异、他者、未知时所呈现的状态。对于孟先生来说，“在场”是他与当代文学关系的常态，这样的在场关系使他得以迅速感知当代文学内部的动态与细节，并据此及时地做出回应，这既避免了从某一种理论预设出发去论证观点的倾向，而且当代文学批评的当下性，也促使他的视角和分析在动态结构中时有妙悟、妙手偶得。不同于时下一些并不少见的学者，面对任何解读对象都在沿着同一个观念、角度、立场和思维定势展开，从而推出可以预见的所有问题都大致相同的意见。孟繁华先生的开放性在于，他排除理论预设，直接针对具体的问题发言，因而我们无法根据他的以往观点去猜测在面对下一个对话对象时的结论和见解，其实这恰恰为他提供了展现才华、发挥个人风格的空间，也正如我们看到的，思疾语豪、任真自得的孟氏风范每每力透纸背跌宕昭彰。在分析激变中的中国社会与当代文学的缠绕关系中，孟繁华先生以“不确定性”来指认这一当下状况（如《在不确定性中的坚持与寻找——2010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不确定性中的苍茫叩问——评曹征路的长篇小说》），这一指认并非简单的感性体验，孟先生是直接将其作为标题加以确证的，这就意味着这一“不确定”的状态被“确定”下来。这显示出—个批评家的识力和勇气。在面对最切近的当代问题时，除了敏锐、透彻的分析眼光，往往还需要有在变幻莫测的局面中不放弃做判断的笃定。“不确定性”恰是对可能性的开放和承认，另一方面，对“不确定性”的指认，实质上中断了对某一个确定性范畴的预期和索求，它反驳的是对规定性和“正确答案”的依赖，而这正是源自现代性逻辑下谋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质性和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