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扶贫模式的实施成效与对策研究

程龙

摘要：“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它以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优势，发挥着巨大的功能，推动着我国扶贫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扶贫旅游项目——中国傩城在文家坝村落户，这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开启了新引擎、增添了新动力，也促使此地成为研究傩文化和扶贫路径的重要基地。因此，笔者力图通过对文家坝村的案例分析，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旅游”扶贫模式进行探讨，得出此模式的实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文化+旅游” 扶贫脱贫 文家坝村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2-0230-03

“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是将当地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或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资源，以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来帮助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实现脱贫摘帽、同步小康的重要举措。文家坝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大谦镇，该地对傩文化和其他乡村文化进行了充分挖掘，打造了中国傩城这一重大的扶贫旅游项目，成功地将文化软实力变成了经济硬实力。自建成以来，已经极大地帮助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

一、“文化+旅游”扶贫模式的实施成效

（一）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脱贫致富效果明显

以文化为载体而打造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使得文化产业、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015年以前，中国傩城所在的文家坝村，由于受困于基础设施、交通环境、传统农业的制约，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属于省级一类贫困村。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种植等传统的谋生方式，人均纯收入不足5000元。自2016年中国傩城试营业以来，提供了就业岗位4000余个，近90%的村民返乡就业创业，人均纯收入增加了近三倍，全村贫困发生率也降至2%以下。笔者在傩城景区内与一些转型从事服务业的村民进行了交流，从中感受到了扶贫开发所带来的福利。一方面，村民在自己的家乡上班，方便照顾老人，解决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工作较为轻松，收入也不错，生活越来越好。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文家坝村的现状，正是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具体实施而结出的硕果，“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在其中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幸福指数逐渐攀升。

（二）乡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发展潜力巨大

生态文化旅游既需要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淳朴厚重的文化景观，更需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予以配套。2018年6月，重庆前往文家坝村的高速公路正式开通，这为当地的扶贫开发创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为部分村民的外出务工和旅游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通。现在的文家坝村，太阳能路灯到处可见，十分密集。村民都已经住上了小楼房，水电畅通，有的还用上了天然气，还修建了一个供村民锻炼的小广场。乡村居住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标志着脱贫致富之路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深厚的发展潜力。

（三）乡村文化广泛传播，掀起学术研究的热潮

自文家坝村以傩文化为载体，发展起乡村旅游后，傩文化和当地的其他乡村文化不断向外传播，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傩城项目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来此进行调研。注重文化传播，是打造民族文化旅游品牌的途径，同时也是充分挖掘文化的学术价值的重要渠道。傩城建立以来，傩文化、三幺台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要比赛、旅游节上频频亮相，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的学者纷纷来此调研，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文化的学术性和影响力因此得以提升。

二、“文化+旅游”扶贫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经济的发展，轻视文化的源泉作用

“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往往被视为单一的旅游经济扶贫，而忽视了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源泉作用。就文家坝村而言，虽然是以傩文化为品牌进行建设，但在旅游经济发展起来后，对傩文化的重视程度便大不如前。左先生是一位傩戏传承人，傩城开业后，旅游企业便把他请来表演傩戏。在笔者和他的交谈中，他多次谈到，政府和旅游企业对傩文化在傩城的发展并不太重视，他们所表演的傩戏为了迎合游客观赏的需要而进行了大幅改编，原生态的傩文化难以得到呈现。在笔者看来，文化与经济如何实现共生，是在各地区实行“文化+旅游”扶贫模式的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文化是乡村社会存在的根基，与当地的民风民俗有着紧密的联系，应以文化底蕴赢得游客的关注，而不是单纯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招牌，这不仅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更是对文化和受众的不尊重。

（二）旅游企业与当地村民之间存在利益纠纷

“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应是政府占主导地位，而在实践中却不是如此。政府在完成招商引资后，给予了旅游企业过多的自主权，从而变成了“旅游企业+村民”的单一扶贫模式。企业毕竟是盈利性的组织，这就难免会导致社区和贫困人口在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的机会少，村民对此便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在笔者的随机采访中发现，凡是由当地村民经营的店铺，都对企业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原因有三个：一是门面租金高。除了节假日，其他时间游客量较为稀少，收入下降，难以承受高额的租金。二是企业对于经营亏损的赔偿承诺未曾兑现。三是未和店主商议就独自决定成立商会，且内定管理层，催缴会费。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在用文化搭台唱经济戏的过程中，当地村民的诸多利益诉求得不到“主导单位”——旅游企业的回应，扶贫开发的秩序开始混乱，真正的扶贫主体被模糊化、概念化。

（三）村民参与扶贫开发的程度不均衡，部分村民受益被边缘化

社区居民参与当地旅游开发的程度，决定了旅游扶贫的广度和深度。在众多以“文化+旅游”的方式进行扶贫脱贫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贵州，由于思想观念、文化水平、劳动技能、财富累积的不同，村民参与旅游扶贫开发的程度并不均衡，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因此获利，而还有一些人只能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从文家坝村的调研来看，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利的主要为从事于景区服务或农家乐的村民，而笔者发现，这些人中大都是初中以上文化，又或者是之前從事过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经营本钱。二是获利村民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景区附近，而远离景区的村中其他地区则较为稀少，在走访中问及他们有没有享受到景区带来的好处时，几位村民几乎都是一样的回答：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钱，得不到多少好处。由此可见，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依旧存在“贫富差距”的问题，村民参与到扶贫开发中的机会平等程度因此而受到影响，部分村民的受益被边缘化，与脱贫致富之路渐趋平行化。

三、对策及建议

（一）注重文化的内涵式发展，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的起点是文化，重点也应是文化。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除了要发挥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作用之外，更要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的深刻内涵、优秀因素，将其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破除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好吃懒做等腐朽狭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进而塑造正确的价值观，营造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要以文化扶贫的方式消除贫困文化，着力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向他们输入新的知识、信息和价值观念，培育文化的内生再生机制，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实现脱贫致富，防止贫困现象的代际相传。此外，政府和旅游企业等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应尽力使“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经济依托文化得以起步和发展，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逐步得到开发、保护、创新，从而形成更为丰富和更具吸引力的文化资源。即在将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文化本身也要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从而实现文化传承与旅游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增强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

（二）政府要发挥协调作用，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政府作为“文化+旅游”扶贫模式的主导单位，应从宏观上对发展全局进行整体把握，及时协调好政府与旅游企业、政府与村民、旅游企业与村民之间的利益诉求关系。从现存的实际问题来看，主要的利益纠纷在于旅游企业与村民，如何处理两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到扶贫工作的全局。旅游企业作为旅游扶贫开发中极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其运作方式和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旅游扶贫开发的效果。为此，政府应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监督者，敢于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旅游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旅游开发的规划布局给出指导性的意见，使其在不损害村民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健康地发展。旅游企业也应与其他利益主体尤其是贫困人口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如加强与贫困人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景区参观体验方面给予优惠等。村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应主动与政府和旅游企业协商解决，将利益纷争化解在扶贫的第一线，保证各方平等受益。同时，也只有理顺了扶贫开发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扶贫才能真正扶到位。

（三）提高村民参与扶贫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携手打造乡村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是对整个地球村的美好描绘。而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微型细胞组织，其发展状况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命运走向，也就是说，乡村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是构建人类命运体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村民是整个乡村的主体，也理应是乡村发展的共同享受者，村民参与扶贫开发的程度与获得感是评价扶贫模式的最高标准。政府扶贫开发的目标定位应是在致力于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开发上，保证所有村民平等享有脱贫致富的机会，对特别贫困的人口要予以特殊照顾，使其摆脱乡村内部结构二元化的限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所有村民一同参与到文化旅游扶贫的实践中来，共享改革发展的福利;保障广大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兑现扶贫旅游承诺，取信于民。只有提高村民参与此扶贫模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打造村民之间和谐共生、共谋富裕的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按时按量脱贫、精神脱贫的宏伟目标，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文家坝村的案例分析，认为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虽然给当地的脱贫致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如重经济轻文化、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不断、村民参与程度不一等问题，并从多个维度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文化+旅游”的扶贫模式一定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助力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黃渊基，匡立波，贺正楚.武陵山片区生态文化旅游扶贫路径探索——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J].经济地理，2017（3）.

[2]李广宏，潘雨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扶贫研究——以广西忻城县为例[J].经济发展研究，2016.

[3]张婉玉，张晓林，程思.四川民族文化旅游扶贫SWOT分析及对策[J].贵州民族研究，2013（5）.

[4]蒋焕洲.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4（1）.

[5]张遵东，章立峰.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1（6）.

[6]杨亚静.新时期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战略选择：文化扶贫[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3（2）.

[7]张欣.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扶贫中的政府作为[J].理论探索，2013（6）.

[8]韩晶晶.乡村旅游—旅游扶贫互动发展研究[J].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5）.

[9]郭清霞.旅游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地理，2003（4）.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