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食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张力

罗夏梓平，梅 林，文庆龙

（1四川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存在于人类的观念中，外化在实际生活中被赋予意义。时间的抽象往往与空间的具象互为联系。爱因斯坦提出相对时空观。他认为，时间不能完全脱离和独立于空间，而必须和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空间—时间”的客体。因此，时间、空间和物质是紧密联系的。物质告诉时空怎么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么运动[1]。可见，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观中运行。由此，时间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人类赋予了时间社会意义，时间就此成为一种自然“流动”的刻度，同时人类的各种社会实践在“流动”的时间刻度上对号入座，成为一种人类实践的记录方式。这意味着，时间是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它有效地理解着客观世界，同时也服务于人类的群体活动。看似习以为常的时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影响人类社会的变量。为此，人类围绕生存与发展，在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的节奏中确定了与之匹配的时间秩序及社会意义。然而，食物既是一种客观物质，又是一种人类实践。它和人类社会一道经历了“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发展过程。因此，食物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怎样的方式构筑起人类社会的时间节奏？食物的社会时间分配又有什么规律，呈现什么结构？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传统社会人与食物的时间张力——从农耕文明的维度观之

农耕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形态，距今大约1万年的时间。其相较于更早的狩猎采集时代（食物获得源自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大自然）来看，人类与食物的关系从一种“既有的自然状态”向“受管理的自然状态”转变。此阶段，虽然人类开始成为食物的生产者和制作者，但是人类食物的来源及时间管理仍然主要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土地成为人与食物最为直接、有效的生产中介。食物时间严格依照自然物候的节奏确定，天文历法提供了计量食物时间的“客观”方法。默顿和索罗金认为：“计时系统反映了群体的社会活动。它们具有集体性起源，坚守它们具有社会必要性。它们产生于群体生活的周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活动的惯例和工作日的日常事务安排。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社会互动的产物”[2]。因此，农历历法表达了人类群体食物生产的节奏，并成为民众获取食物最可靠的计算方式。它确保了人与自然在食物生产过程中的规律性。这意味着，人类的食物来源在时间节奏上具有自然属性。比如，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人们在长期的自然时间节奏中摸索出人与食物的自然时间法则。又如，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将自然的馈赠巧妙地结合，经食物发酵后成为一种美妙的饮食设计。食盐和各类食物的结合便是这类饮食习惯的最好例证。由此，腌制的过程积淀着人与食物集体性的自然时间周期。

农耕文明时期，中国社会受封建思想和客观环境的束缚，民众大多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以家族或家庭为单位的食物生产、制作规模较小，分工简单。再加之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食物受限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民众更勤于花大量时间用于食物的生产、制造及其相关活动，以此保证自身的能量补给及生存问题。以食物时间为轴心的人类活动成为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土地成为服务于农业生产、畜牧发展、生活需要、国家制度、礼俗娱乐、道德教育等文化的集合地，而食物自始贯穿于其中。比如，从国家层面来说，西周籍田礼由天子亲耕的仪式和农业神祗的仪式组成，其目的在于劝民耕种和娱神[3]。可见，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一种自然时间周期的安排中使得食物生产成为国家时间安排的一部分。从社区层面来说，昆明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庙会的缘起便和农业收成息息相关。“祭虫”仪式的功能在于娱神并祈求五谷丰登，而“虫王娘娘”关于孝道的传说则是借食物进行的道德教育[4]。可见，民间的农业祭祀活动与食物生产密切相关，它不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体现为一种日常时间。它还是一年一度时间周期的民间礼俗娱乐和道德教育，体现为一种自然时间。活动本身源自食物对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性。食物时间贯穿了民众生产的整个过程。

从食物的制作来看，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限制。民众的食物来源相对单一。因此，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就在这种单一的食材中变得更为丰富。比如：山西以面食为主，在长期的人类实践中，山西民众创造出了上百种的面食制作，从而丰富了食材的造型和口味，以此，增进民众的食欲和味觉体验。可见，食物时间贯穿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创造。又如，山西的花馍，不仅造型精美，制作多样，还成为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馈赠佳品。可见，人与食物的关系不仅在于充饥，还体现出食物的艺术价值和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人与食物时间沉淀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与食物在延展的时间中创造出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的饮食文化。

综合来看，农耕文明时期，人与食物的时间具有自然属性。人类通过社会实践理解大自然的恩惠，并与之形成互惠的行动关系。以食物生产、制作为中心产生了具有规律性的人与自然节奏，它造就了人在自然中自由尺度的灵活创造，从而在客观环境和想象中安排着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此时，民间大众的自然安排强于国家意义上的时间安排，以土地为中心的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成为民众生存、发展的中心问题，由此，人与食物的关系丰富了社会活动和延展了社会时间。

二、现代社会人与食物的时间张力——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两个维度观之

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是继农耕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机械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它与农耕文明一样都属于物质化生产。信息文明则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资源的发展模式，它将信息和知识转化成重要的生产力要素。现代科学技术则是两者内生发展的主要动力。民众获取食物的方式和途径可以不依赖于食物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科技越来越多地改变和影响着食物的生产和制作时间，从而成为人与食物关系的另一条时间途径。1912年，民国政府引入“新历”作为现代时间的计算方法。新的社会时间改变了民众的生存节奏，食物时间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社会，民众将农耕文明的时间节奏带入现代社会的时间秩序与社会意义中，形成了“新历”和“农历”两套时间系统。人类的食物来源打破了自然时间的规律性。

18世纪60年代，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转变了食物的生产方式及其场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人与食物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土地依然延续着人类食物生产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使得食物成为一种工业制造品，并逐渐居于民众生活的核心。

工业革命成为民众饮食时间节奏变化的转折点。在国家制度的时间安排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下，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从而弱化了食物的自然时间安排。比如，化肥、植物生长剂、除草剂等工业产物压缩了食物的自然生长时间，人类的现代活动诠释了食物新的运动轨迹和时间节奏。食物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发明，成为食物工业加工和食品保鲜的关键因素之一。食物的自然腐败时间被延长，这成为现代语境中，解决人与食物矛盾关系的有效方法。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农村土地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战场，自古都是食物最基本的来源处。然而，工业革命加速了现代城市的发展步伐，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城市人口的激增，农业人口和农业耕地的减少不足以满足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口增加，民众的温饱则成为了国家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增加了水稻的产量，从而将食物时间的维度压缩为了单位时间量的增长上。随着城区化的不断扩大，使得水泥地替代了大量的土地。立体的“无土栽培”技术成为了当代新的农业发展模式，食物与科技形成一种新的时间计算方式。在“倡导科学，相信科学”的价值导向下，现代农业的发展，使民众脱离了靠天吃饭的纯粹自然处境。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交由现代科技所掌控，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完全脱离与食物生产和制作的关系，以从事其它非农业相关的工作。而形成于农耕时期的农业祭祀或退出历史舞台或失去原有的社会功能继续存在。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后期，在科技革命的推波助澜下，世界朝着经济全球化迈进。在饮食领域，食品的低温处理技术、世界范围的冷链物流系统、汽车的普及、船舶大型化、货柜运输，以及超市这样大型贩卖方式，一起引发的“流通革命”[5]。掀起了人与食物全球化的时间新秩序。而这一切得益于信息文明时期所带来的食物信息的资源整合。人与食物的关系在一种全球化的时间关系中被精确化计算。比如，通过信息技术，人类很容易掌握并控制食物的生产时间、运输时间以及食用时间等信息。在信息社会里，食物的时间观念被人为的强化。人与食物的接触则在科技的创新中生发出多元化的活动方式。现代技术产品和“互联网+”运作的普及和使用，使得民众与食物出现身体缺场的获取方式[6]。人与食物的关系呈现不同的社会劳动时间组合。比如，互联网订餐呈现“客户——网络——商家——送餐人——客户”这样一组闭合链条，食物时间则受到这组闭合关系各个因素的影响。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身体在场的饮食消费时空，信息饮食构建起民众身体缺场的饮食新方式。

从国家层面来看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其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时间安排。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和办事流程。食物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实在，同样受到国家层面的社会制度规范。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制度的差异造就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致使传统与现代的社会意义形塑了人与食物不同的时间规范。由此，食物在制度与民众的关系中呈现多样的时间变奏。

现代社会的制度主要围绕国家治理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建立。从国家到民间，食物的获取强调的是现代制度的时间安排。人类群体和社会的关系构筑起以现代市场经济为中心的食物获取方式。

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国家制度规定了食物的种类和来源。在历史的维度中，一些食物成为民间百姓合理摄取的食材。而在当今国家制度的限制下，曾经合理的食物却成为一种禁止使用的珍惜原料。比如，穿山甲，由于极高的药用价值，被大量捕杀，如今成为濒临灭绝的动物。国家以制度的形式限制食物的方式，促使食物的量在相同的时间长度中得以维持平衡，从而实现制度对社会活动的意义。食物时间是一种变量的关系，它在制度的干预下，能够拉近或拉远与人的时间距离。国家对食物生产和产量的宏观调控、国家设立的粮食储备库以储备粮食等，这些都是从国家制度层面影响了人与食物的时间节奏。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使用公历的时间参照体系实现了现代化的正常运行。然而，现代社会制度的运行剥夺了民众自由的时间安排。在现代社会语境中，以农历时间运行的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娱乐安排成为延展人与食物关系的最好时机。比如，春节的年夜饭一直备受中国民众重视。据调查，中国家庭在年夜饭准备方面比日常饮食的准备所花时间更长，且菜品样式更多。同时，民众的年夜饭用时也比日常用餐时间更长。可见，传统的时间体系易于延伸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它延续着农耕文明人与食物对自然时间的尊重。

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说，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的时间节奏，这意味着对时间的安排和计算愈来愈严密，时间成为一种货币形式，成为经济计算的对象。食物时间同时成为了经济计算的内容。比如，制作鲜花饼的玫瑰花，其采摘必须在清晨9点前完成，新鲜花瓣需当天制作或立马冷藏储存。食物的精确化时间处理来自行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如，传统的饺子皮需要经过人工和面、揉面、擀面的程序，饺子皮的成型需要民众花费一定的时间。而现代化的机械生产，使得民众可以省去亲手制作饺子皮的过程，而是通过购买工业成品获得。前例是从食物与市场经济需求的层面来看时间变化的。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个人最佳时间的总和决不是最佳的社会时间，同样，最佳的社会时间也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佳时间。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影响着个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比如：美发行业。由于客源时间的非同一性，理发师往往不能按照正常吃饭时间用餐，甚至用餐时间仅有几分钟。前例是从工作性质对人与食物时间关系的影响来看。以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促使民众日常生活被经济思维所左右。人类各种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时间节奏都决定着人与食物时间关系的精确化和多变性。现代社会人类追求财富的方式及其过程，成为了社会时间的轴心。食物与人的关系则围绕这一轴心变化着自己的时间节奏。食物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在社会结构中时常因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成为一种时间变量的体验“质”。

总的来说，现代社会国家意义上的时间安排强于自然的时间安排，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下，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被压缩且呈现多元化的样态。然而，现代社会的时间节奏和制度安排支配着群体活动的节奏，从而影响个体的时间安排，食物则成为制度时间安排中的一部分。食物在民间的运作被纳入社会制度的安排中，民众与食物的关系遵循着国家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同时，食物时间具有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双重价值。

三、现代社会中民众与食物的多维时间结构

时间是一种衡量手段，社会群体的行为则在这种衡量手段上呈现多样化的选择。时间的不变与群体行为的多变，组成了立体的社会时间框架，从而形成特定语境中的社会文化时间。一种社会文化时间的形成影响着这个社会框架中各种物质的时间安排。时间在社会活动中成为社会群体对时间节奏的把控，人与社会的互动成为食物在社会框架中的时间变量。食物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物质，在社会时间的安排中与客观对象形成特殊的时间轨迹。这意味着，在一个不变的社会时间框架中，人与食物的关系被分割成若干的时间变量。

食物的时间安排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在固定的社会时间框架中，同一时间量出现了人的单项运动和多项运动的结构关系，用约翰·哈萨德的解释就是时间“多重质的体验”。在多重质的社会时间结构中，注重的是人类活动本身的体验过程。这其中，人与食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节奏。然而，客观环境的诸多方面成为这种结构变量的因素，包括，制度方面的影响，科技方面的影响，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等等。比如，现代制度下工作时间对日常饮食的影响。据调查，有49%的人曾有过上班途中吃早餐的经历。这表明，民众受工作制度的限制，压缩了早餐时间，因此采取上班途中同时兼具吃早餐这一行为，这表现为人在同一时间活动中的多项运动关系，而食物成为这项运动中的一部分。又如，现代制度和科技的结合改变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新的一种时间节奏中，人与食物之间寻找到一种合理的时间关系。快节奏的生存方式压缩了民众的自由时间，以至于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出现了困惑。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饮食的获取力求简便。由此，20世纪后期“快餐”经济成为解决人与食物关系最有效的办法。所谓快餐经济，则是指民众用餐能在极短时间内享用饮食的经济方式。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促使网络订餐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现象。从对城市的上班族调查来看，有93%的人曾经有过在公司网络订餐的经历，这其中有24%的人有边吃快餐边工作的经历。从对高校学生的调查来看，有72%的人有通过“叫外卖”的形式在宿舍用餐，其原因受到天气、娱乐、习惯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学生有边吃食物边娱乐的行为。在现代制度与经济运行的模式中，人与食物的关系步入一种多样快速的时间节奏，从而成为社会时间框架中民众多重体验的时间模式。

人在社会时间框架中的多重体验呈现简单到复杂的趋势。传统社会，食物获取主要依据农历的自然时间节奏，它是食物来源的基础，表现为一种简单的自然状态。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掌控，改变了自然时间对食物的影响。食物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生产方式中趋于复杂化。比如，反季节大棚蔬菜的种植和冷藏技术的成熟。非时令蔬菜瓜果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能够很快达到世界各地进行销售。现代民众能够一年四季吃到一些时令蔬菜和瓜果，从而丰富自己日常的食物品种。现代社会，食物的空间范围扩大了，食物也在原有的时间节奏中加快了频率，从而压缩了与人的时间节奏。这意味着，当今社会，食物与群体活动的某种共同节奏构成了人与食物内在的关系。现代社会为食物设定了时间的周期，而使食物做到与现代社会的同步与协调。然而，人为设定食物与社会同步的时间节奏虽然拉近了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但是其中投入的资源和运作程序更为繁琐。人与食物在社会时间框架中的结构也趋于复杂化。

在现代的社会时间框架中，个人与食物既体现出社会时间的统一化规定，又能出现社会与个人在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这与现代社会复杂的时间组成有关。现代化的发展，致使社会行业的多元化，各种身份、职业以及现代文化带来的民众个性都影响着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比如，云南傣族佛寺中的和尚，一般过午不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这有悖于社会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可见，人与食物受到身份的限制。餐饮行业，服务人员用餐往往与社会习惯的一日三餐时间不同。可见，人与食物受到职业特点的限制。人与食物在现代社会时间框架中的灵活性表现，意味着民众在不同意义的活动中建构着社会统一的矛盾时间运行框架。框架中的等量时间作为记录的手段，成为社会群体对时间的共同理解，而个体活动成为时空的变量元素。正因如此，一种“和而不同”的时间运作构筑起各种社会时间的集合及其运作框架。各种矛盾时间围绕现代社会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轴心运转。由此，人与食物在这一社会结构中遵守着相应的时间秩序。

四、结束语

人与食物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变化。食物时间的变奏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发生的转变。食物从一种纯粹的自然之物逐渐成为受人管理之物。传统社会，在自然时间的维度中，人与食物实则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两者的时间关系显得较为简单，食物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也呈现出与自然匹配的时间轨迹。现代社会，民众的生存脱离了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城市场域打破了以土地为中心的食物生产方式，为解决庞大的城市人口，新的食品生产体系和结构孕育而生。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食物推向了全球化的时间节奏。加之货币成为食物交换的常态化形式，这加剧了食物流通的节奏和形式。快节奏的时间计算成为了人与食物相处的新方式。由此，现代社会语境中人与食物的时间关系趋于复杂，食物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呈现多元化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