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笔下的东北（下）

尚金州

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瞿秋白一直关注着发生于1931年11月4日，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带领东北军阻击日本侵略军的江桥抗战，曾提议撰写一部以江桥抗战为主题的《马占山演义》。他指出：“《马占山演义》，要真能够写得像《水浒》那样好，并不见得比写一些意象派的诗来得容易，而且一定比意象派的诗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后此事未能实现。在《沉默》一文中，瞿秋白还援引上海《社会日报》的报道，记述了日军在江桥前线对反战士兵的血腥屠杀：

日兵中有受日本全国劳动协会暨共产党……各机关报之感触者，——该机关报刊载反对侵略满洲之论文，并谓出兵为进攻苏俄之前阶——以为抛妻别子为谁战争，为谁侵占满洲，故一部分兵士，于进攻马占山时，主张怠战……旋日军于下令进攻大兴时，驱此二三百名日兵为最前线，而白川大将竟密令亲信兵士，在后用机关枪扫射。可怜此二三百名日兵，均遭残杀。

这场屠杀的指挥者“白川大将”，就是历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这个刽子手曾指挥过镇压郭松龄反奉和制造“济南惨案”，并参与策划蒋介石背叛革命。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白川义则又指挥日本侵略军屠杀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同年4月29日，在主持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庆祝日本天皇生日阅兵式时，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指派的志士尹奉吉将其炸成重伤，5月26日毙命，落得“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的可耻下场。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九一八”后瞿秋白的抗日宣传，作为他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1934年2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瞿秋白坚决贯彻毛泽东“经常不断地揭露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瓜分中国、屠杀和榨压中国民族与国民党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事实，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的指示，厉行国难教育，向苏区军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介绍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定苏区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念。其间，瞿秋白还“不断地在苏区的报纸上发表反日救国的民众读物，以期发扬人民的救国热忱”，其中以《中国能否抗日？》一篇最为系统和著名。文章以“维嘉”为笔名，连载于1934年6月23日至7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06、207、208、209、211期，1985年成为《瞿秋白选集》的终卷篇。

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瞿秋白赞誉：“两年来东北义勇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镇压下长期的浴血斗争”，与“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台湾高山族人民雾社抗日起义一起，“已经是每个革命工人和农民所不能忘记的史迹”，成为中国人民有能力抗日的切实证明：“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收缴了民众三百一十万枪支，到现在满洲还在普遍爆发着反日的血战，可以想见中国武器散在民众中的有着惊人的数量……三四十万人的东北义勇军，继续不断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屠杀完全失去了作用，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瞿秋白还公布了通过秘密途径获得的日军1933年的兵力部署。据瞿秋白公布的数据，1933年日军总兵力25万余人，在台湾、朝鲜各驻扎2万余人，“驻在满洲的关东军原有二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三万多人”。在分析中日两国武装力量的基础上，瞿秋白指出：“根据这些材料，在数量上比较起来，中国有十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这是很明显的。”此后，周保中在1947年撰写的《彻底粉碎二满洲》和1960年撰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中，均认可关东军总兵力至1933年为5万-6万人。

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瞿秋白以毛泽东、朱德提出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五大纲领为指导，从军事、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论证了抗日斗争胜利的必然性，呐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

1935年：最后时刻仍心系东北

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瞿秋白不幸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在115天的狱中斗争期间，瞿秋白始终以抗日救国和共产主义事业为念。他痛斥劝降说客：“当前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是抗日。日寇亡我东北，现又入侵华北、胶东，你们不去抵抗，却在这里空喊为国效力，前途何以之有？……你们所谓的对内力求统一，对外忍辱负重，实际上就是要把抗日的武装消灭掉，把抗日的组织解散掉，把人民抗日的热情压下去，让日寇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华！对于你们的这种亡国灭族的做法，广大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他为“已经知道了红军西征北上的成功”而放声大笑、豪情满怀;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日寇屠杀东北人民和入侵华北、国民党当局签订卖国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的消息，瞿秋白“辄作不快状态，似有不胜其愤怒者”。

瞿秋白被捕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许寿裳、茅盾、柳亞子、郑振铎、陈望道、于右任、孙科等人多方营救，共产国际和世界进步人士也竭尽全力，日本帝国主义则一再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早在1931年就以“指挥各地赤匪扰乱治安，图谋危害民国，逆迹昭著”罪名悬赏通缉瞿秋白的汪精卫，立即亲批犒赏刽子手10万银洋。大革命时期就受到瞿秋白严厉批判的国民党右派头子、一贯亲日的戴季陶也极力鼓吹“秋白死有余罪，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蒋介石遂于6月2日下达手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17日，在看到蒋介石亲笔电令后，瞿秋白对刽子手“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谬论嗤之以鼻，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遗言：“自东北沦亡，日寇魔爪伸入华北，全国垂危！有志之士正揭竿而起，奔走呼号，如尚有人性和天良的当权者，应该准许并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捍卫国土抵御外侮。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时务！”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昂首挺胸，“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15年前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的国际悲歌，映衬了瞿秋白壮丽人生的最后光华。45天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赞誉瞿秋白等11位“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

英雄壮志未酬，遗志永留人间。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仅东北已经收复和开发，而且“秋白为之牺牲了生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在阔步前进，秋白当会含笑九泉”。也正如周恩来指出的：“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心，举世怀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