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情境下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组织机制研究
——以韩都衣舍为例

白景坤，张贞贞，薛刘洋

(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言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作为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资产，日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平台不仅通过向买卖双方提供服务而为企业带来租金，而且基于平台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也逐渐成为平台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1]。近年来，随着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为避免产品仍然处于开发阶段时市场需求就已改变的窘境，基于平台的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主要组织方式[2]。然而，现有文献尽管对平台经济效应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对以平台为基础的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问题关注甚少，并且仅停留在概念描述层面，目前已成为组织理论和创新管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与Chandler(1967)所倡导的公司制企业中以内部研发部门为主的创新活动不同，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突破了企业的组织边界，创新参与主体已从组织内部员工扩展到顾客乃至社会公众，创新活动呈现出跨组织的特征。同时，这种由平台企业主导的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组织，已超越地域限制且处于由平台企业创新目标引导的非常具体的网络联结之中[3]。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种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和机制？针对理论困境，Miller等(2009)也呼吁重新解读组织形式的类型，以反映当代组织的新颖性和多样性[4]，Ciborra(1996)则在《组织科学》中建议要突破现有以科层制为研究对象构建的组织理论范式的束缚，重新定义组织[5]。

Scott(2007)认为单纯考察组织结构只能了解组织的“冰山一角”，深入了解组织的本质还需考察组织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6]。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参照Leavitt等(1973)组织学者对组织基本要素的分类[7]，拟从环境、目标、参与主体、结构和规则等组织要素入手，提炼和剖析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要素特性以及各要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机制。本文选取“天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韩都衣舍进行案例研究，对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进行探索。本研究能够丰富组织理论的研究视角，拓展组织理论的解释范围，对于推动国家双创战略的具体实施具有启示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平台与平台创新

平台最初指的是计算机的操作环境，由一组固定元素和一些互补元素组成。后来平台的概念逐渐被引入经济管理领域，泛指双边市场里通过建立有助于促进双方交易的基本架构和规则，把不同的用户群联系起来，所形成的完整网络[8]。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平台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也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Kogut(1991)认为平台能有效地产生新的资源、惯例和结构组合以匹配动荡的环境，是高科技产业未受重视的生产力来源[9]；Stabell和Fjeldstad(1998)则直接将平台视为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一种资产，并将拥有平台这一特殊资源的企业称为平台企业[10]。Gawer和Cusumano(2014)将平台分为内部(公司)平台和外部(产业)平台[11]。内部平台指在一个通用的结构中组织的一组资产，可以为公司有效开发以及生产一连串的衍生产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Ciborra(1996)提出平台组织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能在新兴的商业机会和挑战中构建灵活的资源、惯例和结构组合的一种组织形式[5]。本文从内部视角展开研究。

平台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台本身的创新。Scholten和Scholten(2012)认为平台代表着价值创造的基础，平台企业允许独立的第三方自主创新并开发不同的系统部件，以便灵活地重组成各种配置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2]；Gawer和Cusumano(2014)认为平台能通过挖掘外部活动者先天无约束的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大量潜在的互补性创新的产生，并且为创新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提供技术基础[11]。近年来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平台创新生态系统和以提升平台性能为目的的用户创新等方面。二是对以平台为基础的创新研究，主要是将平台设置为情境，探索特定创新参与主体如何整合包括存在于组织内部和外部创新的主体以实现产品或服务创新。该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代表性的如Hossain和Islam(2015)以戴尔的头脑风暴平台为案例，探讨公司在线开放创新平台上利用社区成员进行构思、投票、评价和建议的活动过程[12]。纪婷琪等(2015)对海尔平台的用户创新活动进行了探索，认为在用户创新活动中平台能够提供三方面的机制[13]：使网络化结构成为可能，使每个责任节点对碎片化的市场需求负责，实现市场需求的碎片化管理整合；为小微直接创造用户需求提供优于社会的资源支持；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满足小微运行需要，使得小微不断产生和加入。本文聚焦于以平台为基础的企业创新研究。

(二)平台创新的组织特性

尽管平台日益成为开放式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但现有文献对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研究相对滞后，深层原因在于理论方面的困境。一是关于组织研究的层次问题，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涉及到跨越传统科层制组织边界的合作问题，许多学者倾向于从产业层面或组织间层面进行研究(Williamson，1975)。然而，平台的资源属性决定以此为基础的创新行为仍然是平台企业主导的行为，而基于平台的创新的主要目标是增加产品种类和满足不同顾客需求、技术进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等，所以平台各参与主体须遵循具体的指导方针给平台所有者或最终产品汇编程序提供中间产品或部件[5]。这种创新活动既明显不同于组织间层面的网络合作关系，也不同于传统科层制组织内部控制关系，以致Daft和Levin(1990)曾对他们观察到的类似的新组织现象不无遗憾地表示“超过了学术研究的范畴”[14]；Davis和Marquis(2005)也认为依赖模式化的组织理论对后工业时代组织的解释带来的困惑往往比启示更多[15]。Ciborra(1996)还指出组织形式始终随着组织所面临的问题的变化而发展，而在不确定性加剧的互联网时代，网络结构显然更能满足平台组织所面临的动态、复杂环境下的创新要求[5]。但该文并未对平台创新的组织特性进行深入剖析。二是关于现有组织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有学者认为需要构建新的组织理论来解释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16]。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Puranam等(2014)认为判别现有组织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主要应观察原有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够解释新的问题和变化[17]。如果现有的分析框架仍然能够分析新组织现象，那么现有的组织理论仍然适用，或者说新组织形式并未使组织的本质发生变化。他们通过对Linux、Wikipedia和Oticon的案例研究发现，尽管随着任务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些组织在组织职能方面具有新的特征，但组织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变化。也有学者认为单纯从组织结构维度并不能理解组织的全貌，建议通过剖析各种类型和不同复杂程度的组织的共性特征，提炼组织的核心维度并构建新的组织分析模型[6]。在该方面，Leavitt等(1973)将组织的基本要素归结为社会结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参与主体、目标、技术和环境[7]，Nadler和Tushman(1997)则将组织的基本要素归结为环境、目标、正式结构、非正式结构、工作/技术和人员[18]。尽管这些学者对组织基本要素构成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都认为正是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才形成特定的组织形式并具备特定的功能。

本文不预设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和机制，而是尝试从组织基本要素分析入手，提炼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进而打开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黑箱。同时，本文旨在探究高不确定环境下和网络信息技术背景下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问题，因而拟从组织目标、参与主体、结构和规则等要素入手全面考察组织形式的特性，并且本文以“天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韩都衣舍为例，从该企业创新发展不同阶段的实践中提炼和判别组织特性，并阐释互联网情境下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

本文之所以选取韩都衣舍为案例：首先，韩都衣舍是“天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其发展历经单品牌阶段、多品牌阶段以及品牌生态系统阶段，目前发展处于品牌生态系统阶段。韩都衣舍从构建专业平台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不断集聚企业内外部创新人才，实现企业内部产品的不断更新，是互联网时代发展起来的新组织的代表。该企业产品创新的组织过程能够回答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组织机制的精髓，满足理论抽样原则的要求。其次，韩都衣舍是通过向创意提供者提供资源等服务以及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等服务的第三方经济体，是典型的互联网交易平台；该企业还基于平台联合其他创意者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也是典型的互联网创新平台，满足典型性原则要求。再者，随着韩都衣舍在经营上的不断成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韩都衣舍产生兴趣，网络上对于其报道资料众多，无疑能为本研究提供丰富的参考文献和资料；并且由于本研究团队与韩都衣舍有较长期的合作经历，同韩都衣舍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都很便利，因此能够满足案例研究的便利性原则要求。

(二)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获得一手数据，还通过整理文献资料、档案和研究报告等二手数据，最终形成“三角证据链”，以确保材料的准确性和观点的一致性，从而提高本研究的理论建构效度。同时，将本文构建的组织机制模型交由韩都衣舍相关人员审核与检验，以保证对于韩都衣舍机制以及相关材料理解的正确性。

(1)文献资料。在搜寻文献资料过程中，主要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主要来源，以“韩都衣舍”来搜索全文；同时本文还在百度上检索有关韩都衣舍发展报告的新闻资料，按发展主题和发展阶段对相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由于现有文献中，涉及“韩都衣舍”品牌的文献与其他品牌对比居多，对全部文献进行搜集和分析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本文遵循有效性和实用性原则，对相关文献进行筛选。

(2)档案记录。通过访问韩都衣舍官方网站、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韩都衣舍论坛，阅读与韩都衣舍有关的书籍(如：《赵迎光说韩都衣舍》和《裂变式创业》等)、公司年度报告、高层讲话资料、有关韩都衣舍的分析报告等，组成档案记录的资料证据。

(3)深度访谈。本访谈全部采用匿名的方式，鼓励管理者讲出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和品牌创新的成功过程以及在创新过程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访谈采用电话、邮件、网络以及面对面等多种形式，历时4个月(2017年4月至7月)。在访谈时，本研究团队采用推荐的方式采访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有些人员没有提前确定，而是上一位受访的管理人员推荐下一位受访的管理人员，这样可以帮助修正理论抽样计划。共访谈20人，包括高层管理者4人，子品牌管理人员8人(一共访谈了4个子品牌，每个子品牌访谈2名管理者)，小组制成员8人。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可靠，本研究严格遵循Eisenhardt(1989)的“24小时规则”整理访谈内容以及印象记录等相关访谈材料。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试图采用叙事分析法对韩都衣舍创新活动组织机制的故事进行讲述(Dutton和Dukerich，1991)，以期阐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创新组织机制是如何一步步完善起来的。关于叙事分析的步骤则参考Plowman等(2007)的做法，分为三个步骤，即构建时间线(timeline)、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以及数据编码。

第一步：构建时间线。本研究依据访谈韩都衣舍的相关人员以及搜集的二手数据，对韩都衣舍有代表性的与研究主题相关的重大事件以及信息，制作了一个时间线(限于篇幅，这里只展示部分内容，见图1)，并将其交与韩都衣舍相关人员核对，以反复修正这个时间线。

第二步：叙事分析。本研究团队的5位成员针对于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都建立了彼此独立的叙事账户，通过叙事分析以及彼此之间的谈话记录，能够将数据罗列出来(Miles和Huberman，1994)，从而探索数据之间的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通过数据与理论之间进行反复迭代，以归纳出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这一主题下的主要概念。通过对5个叙事账户的归纳，研究发现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集中在参与主体、目标、结构及规则，故而本文以这四个关键要素分析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并通过叙事分析确定关键要素的特征及其深层次之间的关系。至少有3个账户都提及的要素及其特征描述词汇才会被挑选出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图1 韩都衣舍发展历程

第三步：数据编码。本文采用数据编码和分类的方法对叙事分析得到的案例材料进行整理。首先，按照数据来源对数据进行编码，对于第一手数据，编码为FH，对于韩都衣舍高层管理的访谈资料编为FH1，对于子品牌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编为FH2，对于小组制成员的访谈资料编为FH3；档案记录编为D；文献资料编为W。其次，根据研究问题，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逐句查阅访谈资料，提取出与创新活动组织机制的关键要素特征及其关系相关的所有访谈语句，并将其编码到相应的类别中。本文中所涉及的20份访谈资料，每一份访谈资料的编码都由2名团队成员负责，分别担任第一编码者和第二编码者。每一个编码者彼此独立地将自己负责的访谈语句记录归类到相应的类别中，剔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语句，以确保研究的准确度和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一共收录了162条引语。最后是对文献资料和档案记录的编码。关于这两个数据来源的编码本研究效仿与访谈数据相同的处理和编码方法，一共收录146条引语，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四、案例发现

通过对韩都衣舍不同发展阶段的描述与初始分析，本文得到表2的相关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韩都衣舍发展的不同阶段，尽管随着平台功能的转变，参与主体、目标、结构和规则等要素的特征在韩都衣舍创新活动中有所变化，但各要素均呈现出独特性且渐趋稳定。通过纵向分析发现，上述组织的4个要素仍然是考察组织形式本质特征的基本要素，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是这4个要素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机制作用的结果。本文以表2以及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平台功能和组织的4个要素的演化两个层面，对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进行深入剖析，并刻画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模型。

表1 编码结果

(一)平台功能：为产品/技术创新提供基础服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亚马逊和淘宝等互联网平台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专业平台。专业平台遵从互联网交易平台所设定的交易规则，由智能化的组件构成，是塑造结构的形成性基础，为特定类型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专业服务。本文所探讨的韩都衣舍，即是在互联网交易平台基础上创建的以创新为目的的专业平台。韩都衣舍初期精心打造“以产品小组制为核心的单品全程运营体系”，该模式下的产品小组负责服装经营中非标准化的部分，标准化部分则由韩都平台完成。尽管平台功能在韩都衣舍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不同，但“单品全程运营体系”自建立始终处于该平台的核心地位。“单品全程运营体系”为公司的单一品牌阶段的HSTYLE款式设计提供标准化基础；以“单品全程运营体系”为基础构建的“业务运营支撑系统(BOSS)”，为推动公司与优秀互联网品牌合作并成功实现向多品牌转型提供了技术基础。自2014年起，韩都开始致力于建立品牌孵化平台，品牌孵化平台为包括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一切创新团队或个人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自2016年底开始，韩都衣舍提出“二级生态运营商”的概念，以服务于品牌创新为目的的服装创新生态系统呼之欲出。

表2 韩都衣舍不同发展阶段平台功能及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组织特性描述

(二)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

1．多元参与主体

组织和参与主体的关系在科层制组织和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韩都衣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组织与参与主体关系方面逐渐从雇佣关系转向合作关系。韩都衣舍在创立之初，为了吸引和留住员工，“买手小组”(后来演化成“产品小组”)的薪酬是“基本工资大、提成相对小”的核算方式。随着韩都品牌的成熟，逐渐加大了提成的比例，当时“买手小组”只拿到很低比例的基本工资，收入主要依靠业绩提成；并且由于公司为买手小组提供IT系统、仓储物流、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公司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小组的经营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组织与参与主体之间倾向于一种合作关系。在多品牌阶段，随着素缕外部设计师品牌和迪葵纳品牌的引入，组织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明显。这些品牌的拥有者与公司之间是实质的合作关系，其品牌下的员工则采用产品小组的管理体系，平台与品牌之间实行收益共创共享。在品牌孵化和创新生态阶段，尽管韩都衣舍为品牌孵化投入很大，但品牌成熟后仍然采取收益共享模式；对社会参与主体的进入虽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也仅仅按规定收取相应的费用。案例数据显示，韩都衣舍未来将以品牌运营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出现，这为韩都平台与各参与主体平等合作进一步创造了条件，而且这种合作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科层组织边界，参与主体也不再受自然人或法人身份的限制。

二是参与主体间关系方面，传统科层组织中的“权威-服从”关系在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中已发生变化，参与主体具有高度的自主决策权。在单品牌阶段，尽管公司决定产品创新的方向，即韩风快时尚，但产品小组扮演着传统企业中设计师的角色，对产品创新的细节具备决策权，可以全权决定自己负责的产品的创新细节；在多品牌阶段，品牌所有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如韩都衣舍与外部设计师品牌“素缕”的合作中，品牌内部的创新仍然由品牌创始人主管，品牌的创新理念由韩都衣舍管理人员与“素缕”创始人商议；在品牌孵化与创新生态阶段，随着用户和其他社会创新力量的加入，韩都衣舍的创新参与主体实现了社会化，组织内外部创新人员也具有更广泛的自主权。自主决策权有利于各参与主体迅速捕捉市场机会并做出创新决策，而平台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与服务功能则最终促成创新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赵迎光把这种具有高度决策自主权的产品小组称为创新发动机。

2．市场导向目标

Scholten等(2012)认为平台组织的创新通常由平台所有者的战略创新目标所引领，参与主体的行为应与平台所有者的战略创新目标保持一致[2]。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传统科层制组织与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在组织目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韩都衣舍作为互联网品牌服装的引领者，在产品小组目标的形成方面，除了对产品小组进行品牌定位相关培训之外，只提供后台服务支持，不干预产品小组的具体经营活动，产品小组有充分自主权，能够根据顾客需求自行确定经营目标。在目标的稳定性方面，韩都衣舍产品小组的目标稳定性较差，这主要是因为产品小组需根据顾客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而产品小组的自主决策权使这种调整变得更加容易。

组织整体目标与产品小组目标的冲突通常是科层制组织面对的困境，在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中这一问题得以有效解决。韩都衣舍在发展过程中，在处理组织目标与产品小组目标关系时，仅对产品小组的财务业绩指标做出要求，并且这种财务目标的确定也是以与产品小组充分协商为前提。至于产品小组以何种途径或者说如何实现自己确认的财务目标，原则上公司不进行干预。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公司与产品小组的目标在财务绩效层面达成一致，而在具体业务层面公司不干预产品小组的具体经营活动，产品小组成员的积极性因此被充分调动。在多品牌、品牌孵化和创新生态阶段，创新参与主体以品牌为单位与韩都平台进行合作，具体的创新工作仍是通过小组制实现。自然观组织理论曾提出“组织目标是谁的目标”的问题，在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中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创新参与主体参与组织的个体目标；公司的目标表述为通过为创新参与主体提供技术与服务支持并因此获益。这一点在韩都衣舍发展到品牌孵化和创新生态阶段后尤其明显(目标是为各类社会创新参与主体提供平台)。

3．动态网络结构

Ciborra(1996)认为平台作为塑造结构的形成性背景，是用来快速结构化的实验室，可根据目标需要转化成任何环境下所需要的组织形式[5]。创始人赵迎光将韩都衣舍的经营模式概括为“以产品小组为核心的单品全程运营体系”。韩都衣舍的产品小组是具有自主决策权的经营体，能根据顾客需求自主决定产品创新，独立的商业想法可以在专业平台上自由实现。在创立之初韩都衣舍就没有像其他服装企业那样按职能设置设计部门、视觉部门、销售部门和采购部门，而是直接由管理服务部门和众多产品小组构成，这使得韩都衣舍的产品小组更加灵活。韩都衣舍产品各参与主体可基于市场目标自由结合成产品小组，并随着小组任务的完成动态组合成新的产品小组；产品小组之间的合作亦是如此，如果一个品牌内部的上衣销售情况良好，就会有负责裤子的产品小组争相与其合作。韩都衣舍发展到品牌孵化和创新生态阶段后，这种动态网络结构特征更加明显，而且已打破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的界限，公司员工可与外部参与主体组建产品小组，产品小组根据目标的完成情况自我更新；产品小组也可基于市场机会动态选择外部合作伙伴，与外部的团队/个人合作共同研制或推广产品，从而实现基于平台的全网合作创新。

不仅如此，网络化的结构对协调有着更高的要求。韩都衣舍为保证数量庞大的产品小组作用的有效发挥，设计了两类协调机制。一类是产品小组之间的协调机制。随着产品小组数量的增多，为避免小组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对公司整体的不利影响，公司将每3-5个小组会组成一个大组，每3-5个大组组成一个产品部，同类产品部再组合成品牌事业部。有趣的是，韩都衣舍对品牌事业部的管理方式仍然沿用产品小组制的指导思想，各事业部自主决策，彼此独立，既竞争又合作；事业部内部仍然复制产品小组模式，所以整个组织呈现出层层嵌套的网络化结构特征。这种协调机制使得产品小组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各产品小组在大组内分享经营诀窍以与其他大组竞争，各大组在产品层次分享经营诀窍并在品牌层次展开竞争。另一类是小组与平台之间的协调机制。该协调机制又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公司总经办下设运营管理小组，专门负责产品小组与平台运营部门之间的纠纷；二是在品牌层次派驻公司“老人”，专门负责培训新品牌及其产品小组熟悉平台运营规则，并协助处理与平台的关系。

4．共创共享规则

由于平台上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已变为实质上的合作关系，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便成为合作的基本原则。经过互联网交易平台和专业平台的双层“准入”限制，合作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规避。专业平台的主要功能是为各参与主体从事创新活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及各种基础服务，并且双方遵循促进创新和保证创新的收益共享规则。韩都衣舍在创立之初制定产品小组自治和收益提成制度，这为公司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两项制度实施后，尽管单品牌阶段的产品小组缺乏创新经验，但自由组合而产生的产品小组在公司的平台帮助和创新方向指引下，有愿望和能力去尝试创新；在韩都品牌发展后期高比例的收益提成制度进一步增强了产品小组创新的动力。在多品牌阶段，随着外部品牌的进入，公司对与产品小组的收益提成比例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确保产品小组随着贡献的增加所得提成相应提高。韩都衣舍还针对产品大组、产品部和品牌部的业绩制定了相应的收益共享制度。在品牌孵化和创新生态阶段，公司制定品牌孵化平台有偿使用制度，这意味着公司只获得创新使用者和供应者部分的收益，产品小组将获得除平台使用费之外的全部创新收益。韩都衣舍在收益共享方面还确立了产品小组内部由组长分配收益的制度，公司按提成制度把收益分到小组，然后由小组组长根据成员的贡献决定每位成员所得比例。

韩都衣舍不仅在促进创新方面制定了共享规则，而且通过小组排名制度督促那些业绩不强的产品小组。公司每天公布小组业绩的排名，排名靠前的小组获得额外的奖金。与排名制度相呼应，公司还鼓励参与主体组建新的产品小组，并允许小组成员“跳槽”加入/组成新的产品小组。有趣的是，韩都衣舍还制定了一种特殊的小组回报制度，即小组成员“跳槽”加入/组成新的产品小组后的第1年，要将在新小组中所获得的收益的10%给原来的小组长，作为对原组织培养的回报。回报制度对由于小组成员“跳槽”所导致的冲突具有缓解作用，这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产品小组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

综上，韩都衣舍作为“天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创新成长过程中形成明显不同于传统科层制的新的组织特征：①在参与主体方面，科层制组织的参与主体单一，均来自内部员工，在纵向的指挥系统下统一行动，自主决策权相对较低；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来源已突破企业的边界，拥有自主决策权，任何参与主体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与其他参与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参加或退出某一个产品小组，或与其他产品小组合作)。②在目标维度上，科层制组织的目标通常由上级主导设定，具有稳定性；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的参与主体从市场中识别机会，自主设定目标，并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目标，目标更具动态性。③在结构维度上，传统科层制组织以纵向结构为主，具有刚性特征；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呈现的是网络结构，具有高度动态性，表现为产品小组内部结构是动态的，随着目标的变化而动态组合，部门间的合作关系也是以效率为原则动态调整。④在规则维度上，科层制组织所有者即是收益的获得者，参与主体只能获得工资和基于突出业绩的奖金；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坚持共创共享原则，平台参与主体作为公司的合作者也是收益的共享者，与公司按约定的比例获得收益。

(三)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组织机制的构建

通过对韩都衣舍案例的纵深分析发现，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上述组织基本要素存在着内在关联，正是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机制使得韩都衣舍拥有强大的品牌创新能力。通过案例分析，本文构建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组织机制模型，如图2所示。

(1)共创共享规则是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制度基础。平台奖励结构的设置会影响发现适当解决方案的可能性[19]，为企业内部和外部成员参与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平台企业也因此获益[20]。在韩都衣舍，共创共享规则不仅对各创新参与主体主动搜寻和识别市场机会具有激励作用，也为各参与主体达成合作目标提供动力。韩都衣舍的提成制是共创共享规则的典型形式，早期针对公司内部产品小组的提成，后来针对产品大组和事业部以及外部参与主体的提成，乃至品牌孵化阶段的平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都体现了共创共享理念。同时，共创共享规则推动组织结构随目标的变化而动态演化。在科层制组织中，尽管结构会因目标的变化而变化，但因结构惰性的存在经常不能适应目标的变化。但共创共享规则作用下，各参与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以目标为导向主动变革原有结构，实现动态组合；这种动态组合甚至会跨越组织边界，寻求外部参与主体以期更好实现目标。此外，韩都衣舍的小组排名制则起到产品小组自动更新的作用，排名靠后的小组通常会面临着解散的风险；与此同时，韩都衣会的重组回报制度对保证结构变革起到了缓冲作用。这种基于共创共享规则的结构变革也是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优势所在。

(2)多元参与主体的自主决策权为市场导向目标的达成，乃至为与目标相匹配的结构的动态调整创造了条件。在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中，各参与主体有权以市场为导向捕捉机会，不受组织边界限制选择合作伙伴，这使得跨组织合作成为可能。同时，多元参与主体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或确定新的目标，从而使目标更具动态性；各参与主体还可随着目标的变动而及时调整或变更合作伙伴，这也为组织结构的动态演化创造了条件。韩都衣舍的产品小组内部和之间，以及产品小组与公司均是合作关系，产品小组及其成员随着所经营产品业绩或品牌的变化而动态调整。韩都衣舍产品小组及其成员之所以能够围绕动态目标进行动态组合，其中突破组织边界限制的参与主体的自主决策权起到基础性作用，这恰恰是以纵向控制的传统科层制组织所不具备的。

(3)市场导向目标的动态性使组织结构呈现出动态化和网络化特征。一方面，各参与主体为把握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需以平台为基础迅速整合力量，这种整合已经超越了参与主体所在组织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因而更具有网络化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顾客需求个性化特征日益明显，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各参与主体需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目标，相应地，与目标相适应的网络结构呈现出动态化特征。在韩都衣舍，不仅产品小组本身随着市场机会的变化而变化，产品小组间，乃至于部门间、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也因市场机会的变化而调整。这种动态网络结构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迅速整合平台上的社会创新力量，迅速实施创新。不过，尽管平台企业的组织目标和结构都已经明显不同于传统科层制组织，但并未违背Chandler(1967)所倡导的战略-结构关系范式。尽管平台创新目标确定得更加迅速且执行周期更加短暂，但动态网络结构恰恰能够适应这种目标。而且，这种动态网络结构所具有的灵活性相较于机械的科层结构而言更能够满足战略(目标)转型的要求。也正是动态的目标与网络结构的组合，才导致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逐渐成为当下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图2 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模型

(4)在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模型中，产品/技术创新是动态网络结构直接作用的结果。产品/技术创新是共创共享规则、市场导向目标和多元创新参与主体间接作用于动态网络结构的结果，而且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组织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互联网平台环境。在韩都衣舍，以互联网交易平台为基础的专业平台(即单品全程运营体系)为产品小组的创新活动提供专业的基础性服务，这是市场导向的产品小组能够及时捕捉市场机会和实现创新的根本所在。

总体而言，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可以概括为：产品/技术创新发生于特定结构之下，也是其他因素间接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互联网交易平台为基础的专业平台为创新活动的发生提供专业的基础性服务；共创共享规则为具有自主决策权力的参与主体基于市场机会迅速确定并达成目标提供制度保护；多元参与主体以市场导向设定目标，并根据市场动态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市场导向目标的动态性决定了网络结构的动态性；这种具有动态网络特征的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把握市场机会实现创新。

五、结论与启示

(一)理论贡献

(1)提炼出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并回答了学界关于平台组织的组织属性的争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互联网情境下产生的平台组织、模块化组织和知识联盟等具有网络化特征的新组织现象的组织属性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不具备组织的属性，将这些新组织现象归为产业组织或中间组织(Williamson，1975)，建议从组织间关系视角或产业组织的视角研究这些所谓的新组织现象，这是当下的主流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具有组织的本质属性，将其视为不同于科层组织的新组织现象，建议用已有的组织理论来解释这些组织现象[17]，或者构建新的组织理论来解释这些组织现象[4-5]。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后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情境的互联网平台等新组织现象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组织，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但仍然具有组织的本质属性。相较于传统科层组织而言，这些新组织现象在反映组织本质属性的基本组织要素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即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和自主性特征，共创共享规则成为决定分配关系基本原则，目标以市场为导向自下而上制定，组织结构更具动态性和网络性特征。

(2)构建了互联网情境下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组织机制模型，拓展了组织理论对组织创新能力形成的理论解释。组织理论自产生以来，居主导地位的理性系统观组织理论长期关注组织的效率问题，但对创新关注相对不足。然而，在网络经济时代，创新日益成为决定企业生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对现有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基于创新视角，以“天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韩都衣舍为例，结合自然观组织理论的观点，剖析了互联网情境下平台组织通过共创共享规则、多元创新参与主体、市场导向目标和动态网络结构的相互作用，激发创新的组织过程和机制。该结论运用组织理论解释了创新发生机制，从而弥补了传统组织理论对组织创新关注不足的问题；同时，该结论还解释了互联网情境下平台逐渐成为开放式创新载体的主要原因，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环境变迁、组织演化与组织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二)管理启示

(1)不断提升平台的专业服务功能。互联网专业平台是在互联网交易平台基础上建立的专业平台，为基于平台的各项创新活动提供公共基础服务，因此平台本身的专业服务功能的构建与完善对于满足平台产品创新的要求至关重要。实践证明，韩都衣舍作为以淘宝网为基础构建的专业平台，其单品全程运营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过程恰好满足了企业从单品牌到多品牌发展，再到品牌孵化等不同战略发展阶段的需要，为广泛分布于网络中的创意聚焦并转化为创新产品创造了条件。

(2)注重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特性。基于平台的创新活动的有效性，取决于支撑创新活动的组织要素特性的培养。具体而言，需要具备确保创新参与主体对创新成果共创共享的治理规则、拥有自主决策权且不受组织成员身份限制的创新参与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下而上确定的目标、与目标相对应的动态的网络组织结构。韩都衣舍基于单品全程运营体系的产品小组模式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征，这是该企业能够迅速实现创新成长的主要原因。

(3)为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组织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平台创新功能的实现，需以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组织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为前提。对于传统大型制造企业而言，实施平台化转型战略，需夯实平台的服务功能，开放组织边界，扁平化和网络化组织结构，为存在于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各创新参与主体平等参与产品创新创造条件。韩都衣舍的经验证明，在共创共享规则驱动下，各创新参与主体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并迅速组织起来，并能根据市场机会的变化实现动态组合，关键在于构建了以小组制为核心的单品全程运营体系，为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三)研究局限

尽管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对于构建理论具有独特优势，但所得出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谨慎对待。首先，本文探究的是服装行业平台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问题，对于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是否适用仍需进一步探讨。其次，本文对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组织特性的提炼来自于“天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虽然这种选择具有典型性和启示性，但这也正是单案例研究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本文在与传统科层组织特性的比较时显然不够充实，后续研究可在本文基础上，以平台化转型成功的传统大型科层制企业为案例，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深入探究平台化转型过程以及转型前后两种组织形式的特性差异。最后，本文属于探索性案例研究，其仅仅是通过案例对基于平台的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机制进行“分析性归纳”，所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借助大样本统计分析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机理模型和结论，寻找其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