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威尼斯商人》当代变奏下的互文生命力

朱文静 杨冰峰

【摘 要】为了进一步探讨当代人对莎剧《威尼斯商人》的理解，依据后殖民主义理论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对电影《威尼斯商人》和小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进行互文性分析，指出了犹太人这个特殊群体千百年来成为“边际性客民”的原因，解读犹太人徘徊在主流的基督教文化中所产生的他者形象和双重文化认同交织的矛盾心理，揭示犹太人群体性的话语失声与诉诸。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电影;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他者;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6-0192-03

一、《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的研究现状

莎士比亚既属于英国，也属于全世界;既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也属于千秋万代。他的作品及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现如今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并不过时。一提到莎翁经典巨作《威尼斯商人》（以下简称《威》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夏洛克。而学界对于夏洛克的评价褒贬不一。早期评论中对夏洛克一般持否定态度，如郑正秋编《新剧考证百出》对《威》剧的剧情进行提要式介绍时，对夏洛克所使用的大多是贬义词，如“歇卑鄙”“歇欲乘机抱怨”“念犹太人汹狡”，当治歇洛克（即夏洛克）“谋杀罪”。[1]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早期学者对于《威》剧的研究并没有和基督徒的“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深刻探究夏洛克成为高利贷借贷者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人们更多关注的则是戏剧的冲突。《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本认为“夏洛克不只是贪婪残暴，刁顽狡诈，爱财如命，而且反应快，善于攻击对方”，还指出夏洛克为了争取舆论同情，以犹太民族代言人自居，把矛盾转到民族矛盾上去。[2]由此可见对于夏洛克的认知一直都以负面居多。而到了21世纪，四川外语学院莎士比亚研究所李伟民教授则呼吁用一种多元视角认识夏洛克，他有意引导人们联系西方反犹传统重新定位夏洛克形象，并指出夏洛克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反面人物。[3]然而，尽管《威》剧进入中国已达百年，但对夏洛克形象及犹太人群体的分析却是有限的，缺乏宽容、多角度地去思考夏洛克形象的意义，且少有对新时代《威》剧的互文性分析。

21世纪以来，莎翁经典之作《威尼斯商人》也顺应时代发展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如电影版《威尼斯商人》（2004年），以及为致敬经典、霍华德·雅各布森改写莎翁剧作并于2017年出版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本文意在从多元化视角重新解读夏洛克形象，主要从历时性和共识性角度出发分析新世纪小说和电影中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群体性的话语失声与诉诸。

二、犹太人的边际性客民身份

基督教对犹太人的仇恨最早要追溯到《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上的记录，耶稣自称救世主的言论威胁了犹太神权统治，犹太祭司们以“假先知”“煽动反叛情绪”等罪名将耶稣抓捕并送到罗马字总督那里，后耶稣便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从此背上了杀害耶稣的罪名，“留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把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样的证词成为了后世基督教会迫害犹太人的神学依据。[4]77

自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后，犹太人就失去了家园，处于大流散中。在长达千年的流亡岁月里，各个寄居地政府基本延续了古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传统。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与基督教欧洲的排异性，一次次重创了犹太社会，经济上的压力、政治上的无助、文化上的迷惑，使犹太人沦为了典型的“边际性客民”。[4]67

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影的出现，使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喜剧有了全新的表现形式。不同于戏剧需要在舞台上靠独白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电影的整个背景基调、演员面部细腻的微表情，也很容易把观众带入到一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犹太人不见容于16世纪的威尼斯，这个全欧洲最有权威也最自由的城邦。犹太人依法被迫住在贫民区有围墙的旧工厂，日落后要大门深锁，有基督徒守卫。白天要离开贫民窟，都必须戴红帽示己为犹太人。犹太人禁止拥有田产，于是他们就放高利贷，借钱给别人赚利息。”这是2004年电影版《威尼斯商人》的字幕，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悲情的基調。但同时，相比原文剧本，电影在用字幕展现当时的时代背景时，也先入为主地让观众心理上不自觉地偏向犹太群体。影片从一开始似乎就把夏洛克置于弱者的位置，而高高在上的基督教徒一方面对犹太人借高利贷的行为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当时的威尼斯政府却需要这样的商业行为来发展经济，正是这样的矛盾扩大了戏剧的张力。基督徒对犹太人啐痰、推下湖的场景也意在展现犹太人“边际性客民”身份，在基督信徒眼中，“他们”非我族类。

即便到了20世纪，犹太人群体依然游离于社会的边缘。由达尔文进化论所衍生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劣等民族终将被淘汰，二战时德国纳粹利用“生存空间论”“民族优劣论”使600万无辜犹太人惨遭迫害。“种族灭绝”“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解决”这样的字眼时至今日仍深深刺痛现代人的神经。由此所生发出的包裹着同情、怜悯的情感化作笔端的寂寥，于是就有了霍华德·雅各布森笔下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他改写的《威尼斯商人》，独辟蹊径，只为让犹太人夏洛克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这又何尝不是他身为一个犹太裔英国人想为受尽屈辱和迫害的犹太民族发声的民族使命感呢？

三、犹太人“他者”形象与双重文化认同

根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东方主义者的二元思维对立模式中，“他者”相对于西方的“本土”和“自我”而存在，指“本土以外的他国，其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以及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具体体现者，还包括其他的种族、民族、宗教等文化蕴含”。[5]在西方基督徒和东方犹太人的关系中，相对于掌握话语权的西方“自我”而言，散居的犹太人无疑是来自异域的“异己”，是经典的他者形象。[6]

从历时性角度分析，这种“他者”形象贯穿了犹太民族始终，甚至波及后代。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无论攫取哪一段特定的历史，作为散居客，他们总是属于社会的少数民族。犹太作家路德维希·伯尔纳曾说：“真像一桩奇事，就因为我的犹太身份，有些人斥责我，有些人宽恕我，还有一些人称赞我，犹太人的身份就是一个圈子，没有人能跳出来。”长期与主流社会割裂的独特的犹太文化不仅让处在西方意识形态下的基督徒觉得他们是异类，连犹太人自己都会觉得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小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主人公西蒙·斯特鲁洛维奇是一位犹太裔藝术品经销商，“他有钱、没品，咄咄逼人、争强好胜，脾气暴躁，顾影自怜，还有自毁倾向，一边幻想别人瞧不起自己，一边还瞧不起别人，没完没了的愤愤不平，遇事总觉得世界欠他一个说法”。[7]115这是广结善缘，人人夸赞的德·安东口中的斯特鲁洛维奇。他在祭拜母亲的墓园时偶遇夏洛克，并将其请回家做客。由此，两个跨越时空的犹太人展开了心灵的交流。

犹太人的双重文化认同一方面是指对主流的基督教徒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犹太文化的认同。这种双重文化认同交织下的矛盾心理在小说和《威》剧中都有具体体现。

犹太人一方面在主流基督教徒社会中寻求基督教徒的“身份认同”，同时又以客居的“他者”形象自居。这样的“犹太癫狂”式挣扎在斯特鲁洛维奇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不同于夏洛克对犹太信仰的坚贞，斯特鲁洛维奇是矛盾的。“虔信宗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祈祷，更不会缠胳膊、戴帽子（犹太人祈祷习俗）。他对于宗教习俗如此漠不关心，几乎与异教徒无异。”[7]38然而，当女儿降生时，他却替女儿宣誓，将来得嫁个犹太丈夫。如若是个男孩，割礼是他必须经受的一种仪式，这是一份圣约。[7]39可是他自己呢，身为一个犹太人，结婚时不顾父亲的反对，娶了一个基督徒，他父亲咆哮着让他下地狱，还不是一般的地狱，而是火烧的最旺的那一层，专门关押外娶者。[7]9他的第一次婚姻反映了他想要在文化上融入基督社会的迫切愿望。第二次婚姻，他如愿娶了一位亚伯拉罕的女儿，父亲便收回了先前的诅咒。徘徊在“认同和逃离”犹太身份的这三代人正是百万犹太人的缩影。

如同夏洛克对于杰西卡的管制，斯特鲁洛维奇对于女儿比阿特丽斯跟踪式的爱的勒索遭到了反叛。血液里流淌着犹太人的基因，比阿特丽斯的逃离实质上也是犹太人想要在主流的基督文化中得到一种在身份上的认同。如此，当父亲的没有父亲的样子，“我时常刚夸完她，就责备她。左手给予，右手剥夺。我总是从宠溺到震怒，再到懊悔，我感到自己就像与她一同困在口实之中——一会挡了她的道，一会又嫌跟她挨得太近。而且我还会为自己这些感受而怪罪她。”[7]48女儿也不是父亲所希冀的那样，“她跟男孩们出去鬼混，打扮得时髦而又廉价，多此一举地嗑药、喝酒，听那些一文不值的音乐”，[7]76而且还学着他所厌恶的行为艺术专业。当得知女儿有了一个带有纳粹倾向的球星男友，斯特鲁洛维奇要求对方必须要行割礼才能娶自己的女儿。

法国文艺理论学家吉拉尔·热奈特在《隐迹稿本：第二度的文学》中，提出了“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8]说明不同文本之间具有维系互文关系的结构或者因素，并借以不同形式表现。互文性的对话方式系统具有无限、开放的可能性，并且发生在一切文化、表达方式以及艺术文本的实践过程中。[9]剧本《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憎恨基督教徒，却还是答应了安东尼奥的请求，把三千金币借给了骂他是狗、吐他唾沫的基督徒，还说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不仅如此，也还是去了充满阴谋的基督徒的晚宴。正是在那个不同寻常的风雨夜，几个基督徒密谋拐走了和他相依为命的女儿。这样的矛盾与挣扎是否也说明当时的夏洛克身为一种游民的孤单，急切想要得到基督徒的认同呢？

四、犹太人的失声与话语诉诸

作为千百年来的边缘化民族，犹太人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个民族奔走呼号。即使在面对二战血腥的种族大屠杀运动时，英美政府也是采取一种漠然、放纵的态度，甚至还残忍地限制移民。美国著名的犹太活动家格达里亚·布伯里克很无奈地说：“漠不关心与奇怪的沉默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恶魔拧着犹太人的脖子要使其窒息而死的时刻，除了犹太人自己以外，没有别的人站出来反对。”而越是在这种压抑、绝望的氛围中，那种无处宣泄的情感就越需要一个出口。这时，2004年电影《威尼斯商人》和小说《夏洛克是我的的名字》似乎是对基督帝国所筑起的高墙之下的话语对抗。“你先看见了残酷本身，然后给它安了一张犹太人的面孔。”[7]255

而莎士比亚有着同时代的人所没有的睿智与机敏，他借夏洛克之口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在当时全世界最公平、最开明的威尼斯，也在盘剥着犹太人。“他（安东尼奥）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污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个犹太人。”[2]85跨越近四百年光阴，剧本上的话语诉诸于电影里的表演者则有一种形同撕裂的张力。观众接收到的是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基督徒，他们公然买卖奴隶，私生活不羁放纵，一边是住在隔都的夏洛克，众叛亲离，孤苦无依。高堂之上的判官尚且污秽不堪，却还在用话语声声质问堂下之人。如此，整个审判一文不值，输赢都同样荒谬。

从历时性角度出发，犹太族群失声现象一直存在，因而这个群体的话语诉诸就显得尤为必要。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这个群体仍存在一些偏见与误解。《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的作者霍华德·雅各布森作为一个犹太裔英国人在对本书进行专访时曾说：“对于犹太人的憎恨通常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出现，在英国，这种伪装后的变形是对于以色列的憎恨。”而在小说中，他让主人公发出他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声音。

“《卫报》恨以色列，一旦他们再次架起焚化炉，以色列就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犹太人）的地方。”

“所以你就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啊！”

“只有读《卫报》的时候才是。”[7]136

雅各布森还指出，在英国，人们正对关于“反锡安主义（锡安主义又称犹太复国主义，即犹太民族主义者拟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主张）是否就是反犹太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五、结论

无论是展现立体画面的电影抑或是对宗教、犹太人生存现状深刻剖析的小说，两者不仅体现了犹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以及千百年来作为客民的话语失声，还将指导犹太群体的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1]董健.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M]朱生豪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3]李伟民.从单一走向多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及其夏洛克研究在中国[J].外语研究，2009.

[4]张倩红，张少华.犹太人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张金凤.文化批评视域下的英国小说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

[7]霍华德·雅各布森著齐彦婧，译.夏洛克是我的名字[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8]（法）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G].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9]陈秋婷.论殖民话语在剧本与电影之间的延续——以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为例[J].艺苑，2016（04）：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