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的思考

薛 莉

前 言

山西有着深厚悠久的鼓舞文化，并从中孕育出很多鼓乐形式，其中花鼓是兼具鼓点性和舞蹈性的一种有较高表演难度的鼓乐类舞蹈形式。从花鼓的历史信息来看，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二窟前室浮雕造型中的花鼓形象、传承人口中传唱了三十多代的花鼓歌谣、记载花鼓相关故事和民俗活动的地方县志［1］774等，均说明了这项艺术的历史厚度和文化深度；从花鼓的原生环境和状况来看，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 山西卷》的普查信息记载，当时山西晋南地区30个县中24个县有花鼓表演，其中仅万荣一个县17个镇中就有308个村有花鼓队［1］599，这种播布数量上的广度和高度佐证了花鼓在山西的艺术地位和受众基础；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视角来看，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翼城花鼓和第三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万荣花鼓、稷山高台花鼓、土沃老花鼓，从保护级别和数量上说明了花鼓类传统舞蹈在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因此，深入研究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在当代“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笔者对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问题的研究，源自2018年采录山西花鼓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时对2008年翼城花鼓传承人口述资料进行整理，发现了关于“传统的东西不能用了”“你们看到的花鼓并不是花鼓”之类的观点，这让笔者开始质疑以翼城花鼓为代表的花鼓类“非遗”舞蹈现有形态的原真性。于是寻找花鼓原生形态的相关资料成为笔者的首要任务。笔者首先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山西卷》中记载的翼城花鼓动作进行复原，形成复原动作36套、复原照片147张，复原过程视频记录8小时；其次搜集上一辈代表性传承人相关信息，其中搜集到花鼓明星张增发和万荣花鼓传承人田金川在1960年电影《红花遍地开》中表演的花鼓视频，以及翼城花鼓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作良2008年的排练视频，还有相关口述音频5小时；最后采访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山西卷》中负责编写花鼓类传统舞蹈的谢静珊和吕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谢静珊在1957年曾和张增发学习过花鼓，从艺已有70年的吕良在1956年曾带队前往万荣县南景村和田金川学习花鼓。在采访中他们反复强调“花鼓太难学，一般人真学不会”和“现在都是花架子”的问题。“难学”“花架子”这些专家口中的关键词成了笔者解开这项“非遗”保护问题的钥匙。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用舞蹈思维考察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的外在形态，对相关口述资料的分析也偏重于历史文化、形态特征等，殊不知表象之下却是“花鼓打不响”“花鼓打不花”“鼓与舞分离”的核心问题。（图1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花鼓形象。）

图1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花鼓形象（拍摄者：吕良）

一、“响”是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的根

“响”主要是指无论敲击单鼓还是多鼓，无论敲击身体哪个部位的鼓，都要达到“鼓鼓都要响”的效果。在传承人的语境中，“响”是“点点不漏”“每一槌都要打响”“鼓鼓都能打到”的技术准则；在历史传承的行规中，“响”是“花鼓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实点”“花鼓不打空槌”的传承古训。与此相对的“不响”，即打空槌，是利用助鼓、帮鼓等方式代替花鼓舞蹈演员敲击鼓点的方法。于是，在“响”与“不响”这两种表演方式下，便形成以鼓点敲击为主带动肢体运动和以肢体运动为主弱化鼓点敲击的两种形态。所以“响”和“不响”看似是鼓的事情，和舞蹈没有关系，但是它却决定着舞蹈动作的质感、力度与规范，也决定着这项遗产在传承中的原真性，可以说“响”是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中的根。

由于历代传承人都遵守着这样的行规或者说原则，所以花鼓打了50年的杨作良最多只打过三鼓，人称“花鼓十三红”的张增发最多也只打过五鼓。但是，今天忘记行规的花鼓从“鼓鼓都要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舞台上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可以打七鼓，看到学校传承中孩子们只拿鼓槌不系鼓的练习方式，看到花鼓的舞蹈姿态丰富多样鼓点却打不响的现状。显然这种“解放”让花鼓从一种动作与节奏合一的艺术表达变成了道具摆设。所以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传承人的叮嘱，还丢掉了花鼓的“真本事”，丢掉的是花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才可实现的艺术高度与花鼓“只打实点不打空槌”的传承精神。

图2 翼城花鼓表演（拍摄者：吕良）

因此，我们在花鼓类“非遗”舞蹈的保护中应该优先对鼓点进行学习和练习，不能急功近利从外在动作学起，而是要实实在在练就一身打花鼓的功底。在面对多鼓敲击时，也不能只追求数量上的优势。关于这一点，张增发的徒弟王锦就曾指出，当前多鼓敲击的问题，“不管背几个鼓，都是一个修饰，打的话只是一个响”。所以，上一代传承人这种多鼓敲击且鼓鼓都要响的表演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一定是花鼓表演中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绝技，但是今天我们用帮鼓、助鼓的方式使其实现“人人都能打”的效果，那么还有谁会愿意通过勤学苦练来传承这项技术呢？所以表面的动作传承和帮鼓、助鼓以及现代音乐背景的代替只会让这项绝技逐渐失去魅力和色彩进而退出舞台。（图2为翼城花鼓表演。）

二、“花”是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的味

“花”在翼城花鼓国家级传承人杨作良的语境中是“什么叫花鼓，如果你打的不花，那就不叫花鼓”，这里“花”主指鼓点敲击要花哨。在万荣花鼓国家级传承人王企仁的语境中是“记住鼓点敲响鼓，任你跳来任你舞”。这里的“花”主指在敲响鼓点和打对节奏的限定中高度自由的舞蹈状态和形态。因此，花鼓中的“花”既是鼓点敲击的一种技术技巧，也是在敲击鼓点时手腕、手臂与身体动作在打响花鼓基础上所呈现的花哨的舞动姿态，同时还是花鼓敲击中舞者高度自由舞动时表现出的一种境界、风格、味道。

2008年，国家级传承人杨作良等人针对翼城县文化馆创作的花鼓作品中存在花鼓打的不花等问题进行过多次发声。他们反复强调，“花鼓的效果就是鼓碎，打的花”“孩子们的手上功夫还是不行，花鼓打的不花就打不出韵味来”。花鼓艺术的风格特征就是在花哨的鼓点中体现身体姿态的舞蹈动律，那是在鼓点敲击已经熟练于心后身体高度自由的情感表达和自然生发。只要鼓点敲击的节奏和位置是准确的，舞者便可以根据自己的心境随时变换舞蹈的状态和情绪，这是一种活态的花鼓表达。之所以当代花鼓不“花”，是因为我们打不“响”了，更打不“花”了，我们只能从动作上的模仿来增加相似度，而这种外在模仿缺失的是内在灵魂的舞动和迸发，自然无法将花鼓的韵律和味道体现出来。

那么，通过传承人用内行看门道的视角针对“花鼓不花”的发声和花鼓在技巧、风格上的艺术高度，我们对花鼓类“非遗”舞蹈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想实现鼓点花哨的效果，靠目前这种大众传播方式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下花鼓类“非遗”舞蹈大众化传承的核心动作以简单易学为目的，缺乏对传统花鼓技艺的传承。其次，照猫画虎的假打和花哨的表面动作更是不可取的，必须有一群真正热爱花鼓的传承人，通过寻找文化根脉还原鼓舞原貌，通过寻找鼓谱还原这种花哨的“鼓点节奏”，通过苦练达到这项技艺的难度和高度，从而再现鼓点花哨、动作花哨、风格花哨的历史味道。（图3为万荣花鼓表演。）

三、“鼓与舞合一”是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的魂

“鼓与舞合一”是传统花鼓中鼓乐敲击和舞蹈动作相统一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鼓乐敲击难度极高，且需要通过长时间练习才可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而花鼓的动作只需一周左右就可以掌握，所以翼城花鼓基地将翼城花鼓中鼓乐敲击和花鼓动作进行分离，并强调学员的舞蹈功底，他们认为舞蹈功底好了，花鼓就可以实现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理想状态。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舞台版翼城花鼓参加了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经改良后参赛的花鼓表演获得“群星奖”金奖的事实遮蔽了鼓与舞分离的问题。

作为保护主体的翼城文化馆曾于2008年表达过“花鼓其实不难”与“鼓乐需要练功夫，花鼓不需要”的认知。与此相反的是，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山西卷》一书中负责编写花鼓类传统舞蹈的谢静珊表示“花鼓太难学了，但是老艺人就是那么打”。这两种认知的巨大差异恰恰说明，由于保护主体在花鼓核心技术认知上的偏差，造成了鼓与舞的分离。而当时传承人提出“姿势到了鼓点没到”“舞蹈动作多、鼓点少”等问题所呈现的就是鼓与舞分离后出现的矛盾与不协调。更危险的是，由翼城文化馆推出的舞台版翼城花鼓不但将鼓乐敲击与舞蹈分离，还聘请舞蹈界专家对翼城花鼓的舞蹈动作进行雕琢和重塑，形成了以舞蹈姿态为主的舞台版翼城花鼓，并且借助“群星奖”金奖的荣誉使这个版本的翼城花鼓成为当地流传的主要形态。

从花鼓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被保护开始，如果按照传统舞蹈的身份定位来重新认知它，那么在舞蹈的思维中重视花鼓的动作部分而弱化鼓点部分，进而逐渐将其分离的保护理念是不可取的。因为只要鼓手掌握了传统鼓点的敲击技法就会大大减少动作在传承中的形态变异，反之如果舞蹈姿态脱离了鼓点敲击的特征与要求，那么被“解放”的舞蹈动作与花鼓还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只传承动作而遗弃鼓点敲击的做法就是将一个“活态”的“非遗”项目保护成了一个刻板的标本。而花鼓的“活态化”就是在千变万化的鼓点中不断孕育而出的，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不同的舞蹈姿态，所以在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中，切不可将鼓乐敲击与舞蹈动作分离开来。（图4为稷山高台花鼓表演。）

图4 稷山高台花鼓表演（拍摄者：吕良）

四、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的活态化

花鼓本是一种自带活态基因的艺术形式，世间生命的节奏都可以幻化成鼓点，而鼓点文化的差异和敲击方式的不同又会形成花鼓类舞蹈独特的肢体语言和表达方式。20世纪80年代，晋南地区花鼓流行“村村皆有、巷巷俱闹、人人会敲”“记住鼓点敲响鼓，任你跳来任你舞”，这一生态环境给花鼓活态化传承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也正是这种自由造就了一代代拥有自身特点的花鼓明星和丰富多彩的花鼓形式。另外，“花鼓没有歪道理”的思想理念赋予了花鼓积极、正能量的文化内涵，使花鼓不断被人民需要、被社会需要。但是当前，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在保护中出现“花鼓打不响”“花鼓打不花”“鼓与舞分离”等问题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上述问题的呢？究其原因是由这类“非遗”舞蹈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在对其核心技术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在于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对这一“非遗”舞蹈核心技艺的摒弃和化难为简的改造，盲目地用“大而简”的文化传播替代民间“小而精”的自主传承，从而使得保护的对象脱离了原生环境和文化。

在保护花鼓类“非遗”舞蹈的工作上，有一些老艺人坚持得很好，例如山西绛州鼓乐国家级传承人郝世勋，在过去的30年里，他带领绛州鼓乐推出《秦王点兵》《滚核桃》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鼓谱均为郝世勋在民间搜集的老谱，并由乐手用老器乐演奏出来，他想用这样的方式还原百年前的声音。所以，花鼓类“非遗”舞蹈的保护应该重新回归到尊重历史与传承人，尊崇花鼓的传承原则和传承形态，遵守“花鼓不打空槌”的传承古训，以“鼓点敲击花哨”为依据，以“鼓鼓都要响”为技术标准，杜绝将鼓乐敲击与舞蹈动作分离。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花鼓原生地的文化生态保护，重新唤醒原生花鼓的民俗基础，抢救性挖掘和培育花鼓原生地的花鼓村民成为传承的骨干力量，重新建立花鼓原生地最具有代表性的花鼓舞队成为其传播的主要力量，抓紧搜集和复原传统花鼓的原生形态。

结 语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先生在看了山西的绛州鼓乐后说：“你们打的不是鼓，你们是在打我的心，你们把中华民族的豪情打出来了，这鼓声是中华大地的声音，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命深处的声音。”是的，山西的花鼓是将生命旋律的内在节奏和外在动态同时表达出来的艺术形式，它在听觉上启人心智，在视觉上振人心神，它是历代花鼓传承人在勤学苦练和技艺精湛中铸造的艺术精华。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反思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的保护问题，不断追问自己：我们曾经做了什么？我们能为它做什么？我们该为它做什么？最后，希望通过对山西花鼓类“非遗”舞蹈保护问题的思考，触类旁通，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我们的“非遗”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