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华文文学的“家”与“国”分离书写

2019-03-30 03:20涂文晖
关键词:南越冲突转型

摘 要:南越华文文学是以文学的手法反映了南越华人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的历史,相当于南越华人的“民族志”。在梳理南越华文文学史的基础上,拈出南北越对峙时期(1954—1975)这一南越华人家国观念的重要转型阶段,通过对这一阶段两类南越华文作家创作的解读,提炼出转型期南越华人的重要精神特征,即“家”与“国”的分离。这种分离具有严肃的悲剧性,它反映的是华人本土化的历史必然要求与南越华人不愿屈就这种要求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华文文学;南越;家国观念;转型;冲突

作者简介:涂文晖,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E-mail:twh@hwmail.hqu.edu.cn;福建 厦门 36102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越南华文文学的整理与研究”(FJ2017B133)。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1-0129-09

越南的华人主要聚居于越南南方的西贡(今胡志明市)堤岸(今第五郡),他们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明朝灭亡之后,因不甘满族的统治而迁居到越南南部的华人,叫作“明香”(Minh Huong)。第二类是在清朝早期迁至越南的华人,叫作“清河”(Thanh Ha)。这两类华人都与越南当地人通婚,二者仅在文化同化程度上有所区别。第三类则是“完全保留中华文化,没有与越南人进行通婚或没有被越南社会同化的中国移民。他们选择居住在远离越南族群的地方,自成一区,并保持着鲜明的传统中华文化,抗拒着异族文化的入侵。” 黄子坚、潘碧华、蔡晓玲:《战乱与爱:叶传华及其在”越战”期间创作的华文诗歌》,《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这第三类华人社群是南越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南越华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华文文学的发展演变受到中、越两国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笔者依据重大的政治事件,将南越华文文学史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南越华文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期(1937—1954)。这一阶段南越华文作家的身份是华侨,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十分紧密。中国的抗日战争促成了南越华文文学的诞生,叶传华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越南华侨的爱国热情。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大陆爆发了解放战争,在战火之中,一批文化人从中国内地和港台来到越南,扩大了南越华文文学的写作阵容,促进了南越华文文学的发展。马禾里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诗歌倾吐了一个中国游子的心声。

第二个阶段,南越华文文学的繁荣期(1954—1975年4月)。这一阶段南越华文作家已被迫入籍,由华侨转变为越南华裔,他们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也被割断了,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可这种强加的“越南人”的政治身份。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将越南分割为南北两部分,美国积极扶持南越政权并最终发动了“越战”1964年8月,美國开始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军在岘港登陆,正式拉开了越南战争的序幕。1973年巴黎协定签订后,美军撤出越南。1975年,越南人民军发动了“胡志明战役”,于4月30日解放了西贡和整个越南南方。。南越政权在强迫华人入籍的基础上,强征华裔青年入伍,对越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由于华校与华报越南统一之前,越南华报多达十几家,其中《远东日报》销路最广,其文艺副刊在越华文坛居于领导地位。《远东日报》创办于1939年,是越南华人自办的一份商报,越南统一之后连同其它华人自办的报纸一起被取消。的兴盛,南越华文文学在忧患中走向了繁荣。在战争中,越华文坛不再有外来的移民作家,而主要由两类本土作家组成:一类是已经在越南居住了几十年的老移民作家,他们常年在华报副刊开设各种专栏,在读者中影响极大,代表人物有蛰蛮、山人、龙津等。另一类是在越南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他们人数众多、勇于创新,自组结社并出版了多种文艺期刊。

第三个阶段,南越华文文学本土的沉寂及复苏期(1975年5月至今)。1975年4月30日越南统一。统一初期的越南政府实行排华政策,越南本土的华文创作骤然跌至谷底。在排华浪潮中,不少南越华文作家离开了越南,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创作了不少反映越南生活的作品,在世界华文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了外界对越南的关注,代表人物有陈大哲、陶里、心水等。

越南统一之后,华人被正式纳入越南的民族大家庭之中,赋予了“华族”的身份现今越南官方确认的境内民族有54个,包括华族。越(京)族为主体民族,其余为少数民族。。这是越南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核心理念。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南政策的调整,华人境遇的改善,越南本土的华文文学开始重新起步。复苏期的南越华文作家已经视越南为自己的祖国,文学创作为越南党和国家的政策服务。受制于“一报两刊”“一报”指的是华文《西贡解放日报》,创刊于1975年5月,是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市委机关报。“两刊”指的是2008年华人自办的《越南华文文学》与2012年半官方的胡志明市华文文学会创办的《文艺季刊》。的格局,与1975年之前相比,复苏期的南越华文文学寥落了很多。对此,南越资深作家谢振煜感叹道:“越华文学如果以越南统一作分水岭的话,这35年只多出版了20多部著作,加上在报刊刊登的作品,在量上远少于前35年,因为当年有建国、远东、亚洲、成功、越华、新论坛、新越、光华、海光、人人等几十家华文日晚报及民声、奋斗等周刊,各报刊每周都有一两个文艺版,刊登数量不在少数。在质上,这35年比前35年更大为逊色。”谢振煜:《越华文学三十五年》,《华文文学》2011年第3期。

以上对南越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粗略的勾勒,意在为南越华人社会思想文化历史的考察,寻觅和清理出包容其间的南越华人知识分子复杂思想精神的内在理路。南越华文文学是以文学的手法反映了南越华人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的历史。近百年来,随着越华社会的巨大变革,南越华人曾经有过的、独特的历史遭遇与情感体验,大部分已经湮没无痕了。南越华文文学对华人历史的表现,无疑具有“民族志”的意义。家国观念是一种归属意识,它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构成部分。家国观念既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又并非静止不动,它最终受制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南越华人的祖先都是为了避难而移居越南的中国人,他们虽然侨居海外,但是心念祖国,因而他们大都聚族而居,保持着家乡的风俗习惯。西堤(西贡堤岸的简称)是南越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素有“中国城”的美誉。毋庸置疑,早期南越华人的“家”与“国”均指向中国,世易时移,如今南越华人的“家”与“国”均已指向越南。这种改变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南北越对峙时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转型阶段,这一时期南越华人的主要精神特征是 “家”与“国”的分离。从同时期的南越华文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清晰地捕捉到这种转型的痕迹。

南北越对峙时期的南越华文作家大体可分为老移民作家和本土文艺青年两大阵营。笔者主要从这两类作家切入,探讨这一时期南越华文文学作品中的“家”与“国”。

一 老移民作家的双重透视

老移民作家虽然已在越南定居了多年,但边缘身份依旧。“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以过去的与目前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他有双重的透视力。每逢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北:万卷楼,2004年,第446—447页。

回顾历史,对越南与中国的双重透视早在马禾里的笔下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内涵有所不同。马禾里的身份定位是流落到越南的中国人。他在动荡的局势下离开了中国,但对中国始终无法释怀。越南宁静的乡村生活激发起了诗人对苦难中的祖国的无比牵挂。到越南后不久他就写下了诗歌《帕米尔流脉》马禾里:《都市二重奏》,堤岸:妇女日报社,1949年,第8页。,这首诗在形式上并未分节,全诗共19行,一气呵成,在情感和气势上环环相扣。在内容上,该诗大体上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展现的是一幕幕悲惨的中国北方生活画面,为了增强艺术效果,诗人特意设计了一个南方听众“你”的角色,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个“你”指的是西贡人。诗的第一部分这样写道:

你见过皑皑白雪盖死整整一个冬天么/春来无邪的小草仅供牲口嘴间之一嚼/饥馑的牛羊绕住高原拖带病弱的蹄步/没有田园碧野的爹妈悲戚如一堆尘土/望着秋晚的空灵悼惜/炎夏逃荒去了的幼小

诗的第二部分,展开了一副越南南方的水乡画面,美轮美奂,与第一部分形成强烈的对比:

你许是富庶的南边人/看惯了流水漾着板桥/黄金绣着欢乐的田亩/太阳把你的天地装点得/多么灿烂呵又那么单调

诗的第三部分,“我”直接出面,发出心灵的呼唤:

你意会得出我深邃的悒郁的情调吗/我是从帕米尔流脉的瘦瘠高原来的/枯燥的黄土有如/一朵黑色的火焰/烘暖我冰湿的心/烧涸我透明的泪/那过了时的恋/退了色的笑啊

在马禾里的心中,“家”是中国,“国”也是中国,越南只是触发他的故国之思的“异乡”而已。他的诗歌的底色是一个中国游子的心声。马禾里在他的诗集《都市二重奏》的后记中写道:“一九四六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到越南,凭借一个异乡人的感情、目光、心境,星星碎碎地写下过些东西。”其间所蕴含的对越南的陌生感与距离感清晰可辨。

南北越对峙期间,双重透视在老移民作家的笔下更为普遍,也具有了不同的特点。久居越南,故国与越南在他们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他们创作的双重宝贵资源。比如在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蛰蛮蛰蛮,出生于20世纪初,具体年份不详,原姓周,祖籍广东顺德。青年时期移居越南后曾长期从事狩猎活动,在《远东日报》先后开设“越南狩猎谈奇”与“无所不谈”专栏等,是1960—1970年代越华文坛最受欢迎的副刊专栏作者之一。1975年出版《越南狩猎回忆录》。越南统一之后去向不明。,他的“无所不谈”专栏所写的多为广帮掌故,浸润着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而这种感情又是由越南的现实所激发的:

我们海外羁人久离乡井,每逢节序来临便有怀乡之念,这亦是我们民族性所必然。

……

西堤附近没有山,亦没有高原地带,故虽重阳佳节,亦无登高地点。如以慰情聊于无而言,谈谈从前故乡登高之事,亦可作画梅止渴的乡思。

……

广州白云摩星岭,观音山,大良青云塔,皆是笔者少年时九日登高之地。遥想该地今日的红枫黄叶,当已满遍山頭。尚有白头的芦苇,亦当在风里而摇曳生姿,这一切一切,及今思之仍依稀在目。蛰蛮:《重九登高忆旧游》,《远东日报》“无所不谈”专栏,1972年10月15日。

此时,老移民作家文本中的双重透视实际是一种双重的牵挂,他们既缅怀故国,对居住国越南也日久生情。不过,这种双重牵挂又有主次之别。在“国”的观念上,他们都明确地称自己为“中国人”,文本中提到中国时都是用“我国”来指称,比如蛰蛮说:“但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我们既是中国人,自不应忘却中国的习俗。”蛰蛮:《广府人过旧历年》,《远东日报》“无所不谈”专栏,1966年1月12日。另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山人山人,原名岑可勤,生卒年不详,祖籍广东。先在《红豆》电影周刊撰稿,《红豆》闭刊后,在《远东日报》文艺副刊设立“应毋庸议斋随笔”专栏,以其幽默之风深受读者欢迎。1959年出版单行本《应毋庸议斋随笔》1-3辑。1980年代担任加拿大一家越华报刊的总编辑。已去世。,他将自己的专栏取名为“应毋庸议斋随笔”,这个名字源自中国旧日的一种官场术语。山人在《应毋庸议斋随笔》第一辑的《开斋辞》中开宗明义写道:“我国旧日有一种官场术语,上官批覆呈文,有好些场合会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毋庸议!只这廖廖十多个字,便把天大的事情一笔勾消了。” 山人:《应毋庸议斋随笔》第一辑,远东日报社,1959年,第1页。这些话点明了山人的专栏与“我国”的联系。还有中川的散文《酒国妙人》写道:“酒在我国历史甚早”中川:《酒国妙人》,《远东日报》副刊,1972年10月20日。,文章介绍的“我国”的喝酒名人包括贺知章、张旭、李太白、陶渊明。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这些文字公开发表在南越华报上,表明了南越华人对强迫入籍的“无视”。

然而,在“家”的观念上,老移民作家的立场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弹性,显示了他们在地域层面对越南的一种认同,这是他们与马禾里最大的不同。请看蛰蛮的这段文字:

“一样秋风,两般情景”,这是我们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的不同处。笔者原籍广东珠江三角洲,生斯长斯于该处,自然是第一故乡。但以种种的环境留人之故,寄寓南越亦多年。因此,在这里椰风蕉雨之下,亦算是第二故乡了。蛰蛮:《秋风旧乡情》,《远东日报》“无所不谈”专栏,1972年10月28日—11月3日。

上述文本典型地反映了蛰蛮的“双乡心态”。在他的心里,中国为“第一故乡”,越南是“第二故乡”。与马禾里相比,蛰蛮对越南的认同已经进了一大步。越南虽然是“第二”,却也是“故乡”了。蛰蛮的心态在老移民作家中具有普遍性,甚至还有的老移民作家将越南直呼为“故乡”,比如《远东日报》“人海实录”专栏的作者龙津(原名刘旋发),他的《堤岸三多》开头一段写道:“老龙在堤岸生活几十年,虽然有段去求学时间离开他,但好像和他很有缘,无论去了多久,始终也要回来他的怀抱,因此老龙当他是故乡,愿意活在这个繁荣的都市里。”龙津:《堤岸三多》,《远东日报》“人海实录”专栏,1972年10月2日。从“当他是故乡”这个表述方式来看,越南仍然还是“第二故乡”,不过南越华人已经离不开它了。

至此,传统的家国同构的观念在老移民作家那里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家”与“国”之间不再完全一致,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这种背离在本土文艺青年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 本土文艺青年的双重乡愁

本土文艺青年的文本中包孕着双重的乡愁。这两种乡愁的内涵与取向存在着明显的背离:一个指向中国,另一个指向越南。这正是他们家国观念分裂的结果。

越华青年虽然在越南土生土长,但他们在“国”的观念上依然延续了老一辈华人的理念。在他们的文本中,中国仍然是“我国”,比如他们称:“孔子是我国的至圣先师”。吴殿楼:《也谈至圣孔子》,《远东日报》“学风”版第290期,1967年9月26日。越华青年的“中国人”观念既离不开华校的培育,也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这一代越华青年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他们往往是在幼年时随同家族长辈一起被迫入籍的。从长辈身上,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华人被迫转变身份的痛苦与焦虑,这在他们年幼的心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并影响到其后的创作。比如李志成(笔名刀飞),他出生于1947年,华人被迫入籍时大约十岁左右,当时的情形令他记忆犹新。长大后他写了一系列的诗歌反复书写华人的身份之痛,例如发表于1966年的《写在异乡》(收入《十二人诗辑》《十二人诗辑》是南越华文文坛的第一本现代诗辑,于1966年12月由12位越华现代诗人联合出版。诗辑以名字笔画为序,所排列的12位诗人分别是:尹玲、古弦、仲秋、李志成、我们、徐卓英、陈恒行、荷野、银发、余弦、影子、药河。)这首诗,它写尽了越华青年一代的心酸,全诗如下:

自脱胎于湄公河畔/遂有亚热带的褓姆育我成长/之后餐椰树风喝季节雨/渡十九年异乡人没有回响的岁月/于这不划分四季的区域//也无需诸神见证我是白痴/起千缕万缕如网的迷惘/问老古古屋筑在何方/在东南?在西北?/在海中心?在陆地上?//总是陌生重叠陌生/摒弃于家乡外之外/存在于异乡内之内/我的名字再用不着目击/已忽略写于祠庙的族谱上//想血统相同的家族/农牧于定点中不定点的故乡/我这血统相同的私生子/且流浪于不定点中定点的湄公河畔/故我们互相冷漠冷漠/他们冷漠我我冷漠他们/冷冷的我遂嗅不着家乡的气息//自我考究当我赴冥府约会/我的墓志铭刻以方块字?/抑是蝌蚪文?许是无字/是无名碑是无名冢/无名是异乡人/摒弃于家乡外之外是异乡人/存在于异乡内之内也是异乡人故乡是老祖宗们定居的地方,我生长在他乡,从未有回过故乡半步;看看故乡的一草一木,故自称为故乡的私生子。

年青的诗人心情无比地沉重。诗中的“我”反复称自己为“异乡人”,并给自己冠以“私生子”这一令人心酸的名称。家乡遥不可及,又不见容于生长的异乡,究竟该何去何从?诗歌深刻揭示了越华青年身份认定的尴尬以及对未来的迷惘。

“异乡人”是越华青年标志自己身份的关键词,它出现在许多越华青年的文本中,表现了他们怀念故国的集体诉求。再请看《飘飘文集》 飘飘诗社的《飘飘文集》发表于1966年第10期的香港《当代文艺》,它发表时的标题为《湄公河的踯躅—越南飘飘文集》。的序言:

我们是异乡人;我们是流浪的孩子,我们踯躅在湄公河畔,我们的梦呓,呢喃了心坎的丝丝乡怀。

因此,我们爱上文艺的花圃,我们愿摘下天上的星星,镶嵌在艺术家的桂冠上。

我们不祈求天际的彩虹属于我们,只祈求能成为文艺的花圃内一枝小小仙人掌,伫立在绿洲的边沿,向遥远的恒星瞻望。

在这则沉痛的宣言中,“湄公河”作为异域的标志,勾起了青年们流浪的思绪。“遥远”暗示着越华青年与祖籍国隔绝的现实处境,而“恒星”“瞻望”则暗示着越华青年在精神上心系祖籍国的坚定信念。

越华青年文本中的“异乡人”内涵比马禾里的更具悲剧性。马禾里虽然四处漂泊,可他的身份是确定的,他是流浪在外的中国人,至少他没有身份认同的困惑,而且马禾里是自由的,他基本上随自己的心愿而漂泊,不必被迫固定在某个地方。越华青年在战争中成长,长大后又被迫以越南人的身份持枪上战争。他们处于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撕扯之中,战争又毁灭了他们的前途,他们既痛苦,又迷茫。《飘飘文集》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典型反映,它所包含的5篇散文都散发着浓郁的哀愁:李贤成的《春感》强调:“春天是不属于我的。”泡沬的《中国河·纵横》茫然地发问:“我的希望呢?”文中,作者给自己的自画像是:“一个曾梦着写诗的孩子,如今已残废地倚着它的邻居,呻吟着躺在烈日下,躺在人们的冷眼中。除了一声感慨,我能寻到昔日的什么?”李志成的《牧秋者》接续了中国传统的悲秋主题,文中的少男、少女“只记着秋,只想着秋,只忆着秋”,大概只有秋才能寄托他们的“迷茫”与“乡愁”。文章最后写道:“秋永远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永远永远是属秋的。”陈国贤的《家》于忧郁的笔调中渗透着一丝温馨,他的家只不过是一间非常“狭窄”“简陋”“肮脏”的小木屋,但是作者却很热爱它,因为“当着这年代的暴风雨,唯有这狭窄的家,才拥有我喘息和栖息的余地。”这篇散文于洒脱中隐含着辛酸。蒲公英的《以后的日子呢》在今昔童伴的对比之中毫不掩饰对未来的极度失望。文章反复慨叹:“我不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日”“以后的日子呢?”。

面对痛苦而又无法摆脱的现实,越华青年通过对故国的回望来纾解内心的焦虑。他们对故国的乡愁很深,但回望故国的方式与老移民作家有所不同。老移民作家在中国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故乡的一草一木在他们的笔下都有生动、細致的感性呈现:

在这个撩人思绪的春天,在三月的花季里,最使我怀念的,是故国的丁香。

在异乡流浪得这样久了,谁都会怀念故乡的风物;那怕是一丝风,一片雨,一抹月痕,或一声鸟啼,更何况是曾经浸透了童稚年时代的使人一想起就要深深吸一口气的郁馥的丁香呢!殷颖:《丁香空结雨中愁》,《远东日报》副刊,1966年4月3日。

越华青年却未曾踏入过中国的山河,他们对中国缺乏感性认识,只有概念性的认知,因而他们只能通过历史文化来想象故国,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望乡。这种望乡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追思遥远的古代文化,表达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景仰。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一直令海外华人感到骄傲,这是他们精神的归依。比如他们对屈原的缅怀。屈原的光辉形象照耀古今,他的悲剧命运与高尚人格深深撼动着海外华人漂泊的心灵,引发了海外华人强烈的共鸣。每逢端午佳节,越南华报都会出版纪念屈原的专辑,实则有着深深的寄托。越华青年继承了这一传统,也加入到纪念的队伍中来,例如李强的散文诗《五月悼忠魂》,作者自称“异乡人”“远离故国的异乡孩子”,他说:“年年五月,在遥远异乡的中国孩子,都会带着沉痛的心情,托清风,托白云,给千万里外汨罗江上的您,寄上一串串最哀痛的悼念。”李强:《五月悼忠魂》,《远东日报》“学风”版第761期,1973年6月5日。这里“最哀痛的悼念”也就是最大的景仰。

其二是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苦难,并与自身的身世之痛相连,表达海外华人有国难回的无奈与悲痛。越华青年虽然与故国素未谋面,但是他们仍然背负着历史的重担。以黎启铿为例,他在1966年9月的越华文艺期刊《序幕》上连续发表了诗歌《哀鸣的孤雁》《悲歌》《苦闷》《我是一尾漏网的鱼》,表达了他沉痛的故国之思以及在越南生存的苦闷与惶恐,比如《哀鸣的孤雁》写道:

北方檐前霜雪纷飞,/热带的南洋喘气嗬嗬,/怅见哀鸣的孤雁,呼唤它迷失的巢窝。//送别背景的朋友离乡,/低问自己的故乡如何?/历史地理的篇页:/记载着连年的烽火。//南京的名胜,北平的古迹,/哪一处我都从未游过,/万里长城的风沙卷处,/还有滔滔的长江与黄河。//欲解思乡情怀,/我唯向婆婆啰唆,/空度十余载年华,/毫不知故乡如何。//但如今迢遥的海岸,/已无船只载客渡河,/难道让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翘待中蹉跎!

这首诗既紧扣百年中国的动荡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越南华人不幸的离散命运。黎启铿的《悲歌》情感更为悲切:

我们是极之景仰您渊博的文化,/但是母亲,我们却不能够向你学习,/我们总为了一只饭碗,被人牵着鼻子转的,/所以我们痛心背弃你,让拉丁文刺激自己。//母亲,日后相逢我们竟要认作陌路人,/谁使我们把自己卖身给第二个母亲!/母亲啊母亲,你是如此地懦弱无能!/我们是如此地黑白不分!

除了上述诗作之外,1967年4月,黎启铿在另一份越华文艺期刊《时代的琢磨》上发表了诗歌《自然的联想》,诗中写道:“但白云还可以飘回他的故乡,/你却要终老在陌生的国土上。”

黎启铿的诗作传达的是一代越华青年的集体心声。从“国”的观念出发,越南是他们不得不滞留的“异国”“异乡”,在他们的心中,“虽然,异国的风光确不错。但,异国的泥土,似没有故乡那样的芬芳”。秋魂:《乡情草》,《远东日报》“学风”版第2期,1961年12月27日。

令人吊诡的是,从“家”的观念出发,越南却又变为令越华青年魂牵梦绕的“故乡”“家乡”。越华青年在越南土生土长,孕育了他们的生命与童年的现实家园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南。因而,他们对实际生活的越南家园的感情比起老移民作家更为深厚,比如1967年7月,远帆在越华文艺期刊《奔流》创刊号上发表的诗歌《湄公河畔的土地》,诗人将湄公河畔的土地称之为“我最温暖的家乡”。还有气如虹的散文《堤城春秋》开篇写道:“堤岸,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底父母从古老的国度里,来这里创造他们的世界,也创造了我!”《堤城春秋》的第二段起始又写道:“可以说:堤岸是我的故乡。”气如虹:《堤城春秋》,《远东日报》“学风”版第408期,1969年12月5日 。这些文本中的湄公河形象与《飘飘文集》序言中的湄公河形象判然有别。怀着对越南家园的热爱,甚至还有的越华青年将越南称之为“我的河山”,比如鲁心的诗歌《山河》(西贡、大叻、芽庄一首)的第四节写道:“丰厚的草原,是爱的所在,/白鹭不飞翔了。这是我的河山/满是呼声,满是泪点。/占城的古咒是风,/我在风里吊你的残梦,/无尽的哀悼给予灼热的英灵。/掀开红褐色的泥坟/或有一个新的史诗底繁华诞生。”鲁心:《山河》(西贡、大叻、芽庄一首),《远东日报》“学风”版第685期,1972年11月12日。如此炽热的情感在老移民作家的笔下是少见的。

从“家”的观念出发,越华青年对于越南家园也产生了浓浓的乡愁,比如1967年6月,恒行发表于越华文艺期刊《水之湄》上的诗歌《诗寄异乡人》,诗的第一节写道:

你在远方可曾患乡愁?/可曾在夜窗下洒泪谱浪子曲/而我 常对白云寄以日安 给你

当他们有些人被迫離开越南之后,这份乡愁更重了。“作家们对于越南、……结下深厚的情谊,一旦被迫离开,尽管他们在第三国生活得更好,但对自己曾撒过血汗而使之走向独立的越南,难卸下朝思暮想的感情负担;而所受的委屈和死里逃生的亡命经历,更使他们毕生郁愤难平。”陶里:《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华文文学》1995年第2期。他们中的代表作家陈大哲、陶里、心水等都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他们对越南故乡的深情。

陈大哲陈大哲(1934—2013),出生于福建厦门,1937年随父母移居越南西贡堤岸。长期在电影界及华文报界工作。自50年代开始至1974年,在西贡各华文报文艺版上刊登了大量作品,先后结集为单行本(铅印或油印)的有新诗集《无声的歌》《小草集》《新小草集》,小说集《表哥奇遇记》《染发风波》《爱情走在十字路口》,散文集《抒情寄简》,影评集《萍心影话》等,可惜这些作品集均已散失。越南统一之后,陈大哲封笔将近7年,直至1981年移居台湾后才恢复写作。到台湾后,陈大哲出版了长篇小说《湄江泪》,小说、诗歌、散文选集《西贡烟雨中》。1987年,陈大哲移民美国旧金山,又陆续出版了小说、诗歌、散文选集《金山脚下》,电影剧本《那年那夜那月》,诗歌、小说、散文选《移民的婚姻故事》,小说、散文、诗歌选《乘着歌声的翅膀》等。2013年,因病去世。在越南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离开越南后,对越南的思念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并一再流露在他的笔端,比如诗歌《越南—遥远的梦》陈大哲:《乘着歌声的翅膀》,台北:亚洲华文作家协会越棉寮海外分会,2007年,第161页。的最后一节写道:

年年空怅望/夜夜梦魂中/越南—我的最爱和最痛/难道只是遥远的、永远的梦。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对越南无尽的思念,回忆中带着哀伤,遗憾中充满着惆怅。这种苦涩的情感不仅是诗人个人的情感波澜,更是离开越南的华人的共同心声。

陶里普遍被视作澳门著名作家,实际越南是他的成长地,在他的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他回忆说:“笔者成长于西贡,后到柬埔寨和老挝工作,事业有成之后,被迫赤手返回香港,继而转澳门,苦苦笔耕十余年,拙作数册,其中的《春风误》(小说)和《紫风书》(现代诗),可以说是越南华文文学扩散的一部分。”陶里:《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华文文学》1995年第2期。陶里的《春风误》也充分表达了他的越南之思,尤其是小说《偶然》与《谁回柴城》。《偶然》由8个部分组成,其中仅回忆在越南的学生时代就占了5个部分,是小说的重中之重。虽然小说中的“我”回到越南是出于一种偶然,然而“我”内心深处对越南的牵挂却并不偶然。小说写道:“从飞机要飞往西贡的那一刻到现在,我的心一直没有平静过。西贡,我就是在那儿成长的。”当飞机进入了越南国境,“我”凭窗下望,看到的是“越南,这个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战火焚烧的国家,山峦依然那么雄伟,丛林依然那么苍翠茂盛。机窗下,有我熟悉的河流,有我熟悉的田野村庄。一条条乡村小径,一座座横河木桥,一片片帆影,一群群飞禽,都是那么亲切!”随着飞机徐徐降落,小说写道:“飞机降低又降低,我看到了同奈河,我看到了西贡河,我看到了大钟楼,我看到了独立府……”如此细致入微的景物描写,如此迫不及待的心情,展现给读者的正是“我”心中那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对越南的思念。《谁回柴城》也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的越南情结。所谓柴城,就是西贡的旧称。《谁回柴城》是一首古老的越南曲子。小说以《谁回柴城》作为标题,又以这首曲子来结构全篇。《谁回柴城》中的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谁回柴城啊谁回去/请带了我刻着怀念的白发回去/把它撒在那块英雄的泥土/每一个热爱那块土地的人/都快乐地付出了鲜血/我却流浪在异乡/让凄风愁雨改了鬓发的颜色/谁回柴城啊谁回去

如此伤感的曲调,写尽了南越华人的漂泊与忧郁。

心水心水(1944—),原名黄玉液,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越南,是20世纪70年代越华风笛诗社的创社成员之一。1978年全家逃难抵印度尼西亚,翌年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至今。现任澳大利亚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秘书长等职。心水抵达澳大利亚之后写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沉城惊梦》《怒海惊魂》,同样属于境外重要的南越华文文学作品。抵达澳大利亚之后写作的长篇小说《沉城惊梦》描写了华人离开越南前夕的不舍:

元波细心而留恋的望着街景:熟悉的建筑,在人力车缓慢的移动中,每个印象都变得很深刻。他绝不敢相信,有这么一天,他会带同妻女放弃这个土生土长的第二故乡。……

驶离凌乱吵离的车站,在旗海淹没里驶向寂寂的公路,经过安东街市,驰向七叉路,进入西贡辖区宽阔而凄清的马路。元波始终把视线放到窗外,他专心一致眼睛睁到大大,尽量吸收最后的每个景像。仿佛可以在匆匆一瞥里就把印象永存在记忆细胞里,留待将来想念时可以再回味。心水:《沉城惊梦》,香港:大地出版社,1988年,第103—104页。

这幅景象正是对华人逃离越南的生动描述。从重新踏上漂泊之路的那一刻起,这些作家就将他们对越南家园的思念带到了世界各地。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南北越对峙时期,南越华文作家在固守“中国人”的观念的同时,对越南家园的认同也在与日俱增(年龄越轻,认同越深),由此构建了“异乡”与“故乡”这两种矛盾的越南想象,它反映了南越华人“家”与“国”之间的某种撕裂。这种撕裂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它是华人本土化的历史必然要求与南越华人不愿屈就這种要求之间的冲突。

经过了南北越对峙时期的阵痛之后,如今南越华人的家国观念已在新的意义上重新归于一致。此时他们的“家”与“国”均已指向越南。这种变化源于华人在越南的民族身份及公民权的确立,华人对越南有了真正的归属感,他们是越南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越南华人家国观念的变迁从复苏期越华老作家的文本中最能体现出来。这些老作家大多是1975年之前就出现在越华文坛上的那批青年作家,如今已是越华文坛元老级的人物。比如刘为安,他1939年出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活跃在越华文坛上,刘为安2007年出版的散文集《堤岸今昔》反映了堤岸华人社会半个多世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沧桑巨变,深受读者欢迎。这本影响广泛的散文集处处流露出对越南祖国的歌颂与认同,例如《今日的堤岸》(《堤岸今昔》第四辑之十三)写道,越南华人“不再等待两岸来承认自己,何况脑海中古老的家园,只是湮远的年代。如今,只有越南才是华人的祖国,是华人落地生根的地方。”刘为安:《堤岸今昔》,胡志明市: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98—199页。刘为安的思想在南越华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这种新的家国观念出发,南越华文作家自觉地将华文文学纳入越南文学的范畴,比如南越华文现代诗合集《西贡河上的诗叶》的序言写道:“但愿《西贡河上的诗叶》发行后开创二十一世纪越华文坛作品的先驱,……给华人同胞添一份精神补给,也给越南丰富的文学橱窗加上一串彩络。” 春秋:《西贡河上的诗叶·序》,华文文学会暨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7页。

虽然南越华人的家国观念已经“越南化”了,但在血统与传统方面他们依然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这正如南越资深华文诗人过客所说:“越南华人,无论哪个省籍,现在都融合到更为广阔的越南各民族大家庭。这并不影响我们继承传统,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过客:《失去的一只鞋》(诗文自选集),自刊,2013年,第119页。

Abstract: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 Vietnam reflects the history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 Vietnam whose desire of returning to China has changed into striking the roots in Vietnam. Thu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 Vietnam is equivalent to the “ethnography”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 Vietnam.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 Vietnam, this essay picks out the period of the North—South confrontation in Vietnam(1954-1975), which is the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stage concerning the concept of home-country of ethnic Chinese in south Vietnam.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Chinese writers in South Vietnam at this stage, the important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Vietna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namely the separation of “home” and “country”, are extracted. This separation is a serious tragedy, which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Chinese localization in Vietnam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South Vietnamese Chinese to submit to this demand.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south Vietnam; concept of home-country; transformation; conflict

【责任编辑 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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