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诗意：论台北公车暨捷运诗文

宋春梅

内容摘要：自1995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以公车、捷运为媒介，举办“公车暨捷运诗文”征文活动，精选短诗于公车上，对城市记忆、社会问题进行书写，这流动的诗意广受市民欢迎，作为一个传统传承至今，是一种新颖的都市书写方式。为此，在梳理诗文活动的发展历史以及特点，剖析台北公车暨捷运诗文的“新特征”，最后扼要探讨这类书写给大陆诗歌、城市再织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公车捷运诗文 都市 都市体验 公共文化空间

关于台北市公车暨捷运诗文的缘起要追溯到1995年，台北市文化局首次举办“公车暨捷运诗文”征文活动，精选短诗刊登在台北市公车上，这种新颖的形式广受市民欢迎。1998年改名为“公车暨捷运诗文联合征文”，此次征文主题为：向新诗纪出发，并出版相关书籍。进入新世纪后，为扩大活动影响，文化局于2005年将该活动并入“台北文学奖”，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一.流动的文学之宴

自1995年台北市政府推广读诗之风，为使诗歌走进群众，台北市文化局利用交通运输系统推廣公车捷运诗文活动，设计精美的海报，刊登知名诗人的诗歌，让市民在乘车之余阅览文学作品，培养阅读与创作的风尚。

诗文活动自推行以来，从稚嫩到臻熟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初期（1995年至2003年），嬗变期（2004年至2005年），稳定期（2006年至今）。在活动伊始，奖项分为：新诗组和小品文组，类型比较单一，诗文书写大部分与公车捷运有关，例如《公车·外遇》、《下午二点的捷运车厢》、《捷运的味道》，与该活动主题相得益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葛兆晃的《捷运搭乘须知》：这里禁止饮食/但你可以尽情享用窗外流动的盛宴……请认清列车的路线与去向/搭上梦想的电梯，这首小诗既是对乘客礼仪的文明提醒，诗人用诗意的诗句唤起乘客的想象，在都市中乘客的文思也在捷运中被唤醒。

随着诗文活动的推进，在2004年奖项设置发生了的变化，分为现代诗成人组、现代诗少年组、小品文和古典诗组，其中最突出的是将新诗改为现代诗，分为成人组和少年组。“现代诗”与“新诗”的区别在于：诗人有没有自觉的语言建设指向，将各种技巧综合，在关照环境之时又超越其环境的写作方式。[1]自余光中、洛夫以后，台湾现代诗表现出复古倾向，与“新诗”美学有一定的关联性，“新诗”与“现代诗”在台湾出现了“混居”的状况，那这一举措也是台北市政府在千禧之年应对国际化时，用智性的眼光审视地方与世界。奖项设定标准的多元化也使诗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现代诗少年组11岁女孩苏幸以“比”的手法来诠释对家的理解，构思精巧：《家》我的家就像铅笔盒/爸爸是铅笔/出外帮人写字赚钱/妈妈是橡皮擦/功课不对就帮我们擦掉/爷爷是2B铅笔/画小鸭给我看……

台北市文化局于2005年将诗文活动并入“台北文学奖”，主题丰富，书写范围更广泛，与“台北文学季”的主题遥相呼应，例如2011年，公车捷运阅读推广活动配合正在举行的2010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为此邀请知名作家余光中、管管、张大春等以花卉植物为主题，用诗句来妆点公车、捷运。其中管管的《水姜花》那浣衣女子的双眼竟是那水姜花茎/中的泪/而那涉水而去的汉子呀就是那只/振翅的水禽/，诗歌以类比和顶真的手法，藉物象不断转换而引导读者的视域转换，浣衣女子和涉水而走的男子天涯一方，这也和诗人管管的人生经验有关，客居他乡，所以整首诗歌也给人一种疼痛感和无奈感。除此之外，邀请名作家刘克襄、余光中、张默等为公车、捷运朗读诗歌，还刊登知名诗人的诗稿：余光中的《碧潭》、张默的《七孔陶笛》、管管《春天的鼻子》，不同于以往印刷的海报，台北市民可藉着富有设计感的海报欣赏作家的笔记以及作家笔下的文字意象。

诗文活动面向不同的阶层，让诗文和文化进站，侧重于诗歌的外延和普及，古典与现代并重，应时而变，注重市民参与度和民间力量，公车捷运满载着诗文穿梭于台北的大街小巷，同时也将文学的力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给市民带来一场流动的文学之宴。

二.打捞尘封的记忆

公车作为一种交通运输系统，在不同的时代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不得不提美国诗人庞德的名诗《在一个地铁车站》，诗人在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地铁车站里，将各类意象叠加，书写了现代生活的复杂面相，来表达自己的都市体验。

诗文活动是台北诗歌界和相关部门合作推动的一种“环境艺术”，公车和捷运不仅仅作为诗文书写的参照对象，也是城市每个市民生活习性的重要构成，更是台北市民的都市生活经验。在千禧年以后，台北的都市生活体验，为后来的诗人书写提供了成熟的都市思维，城市文明不再是波德莱尔笔下的罪恶之花，都市文明也只是寻常的生活，诗文书写侧重于对都市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性话语，即都市日常叙事的私语化和细节化。[2]

2013年碧果的成人组最优奖《走，坐车去淡海看落日》：而阳光下的那座捷运站/却在你的眼中 已蜕变为/一句/红亮红亮的 刺目全裸的人体浪花，呈现了台北城市中交通运输系统缩短了距离、放大了风景的捷运。赵韡的《旅居》：最好的居住地/必定是城市经历一场夜雨/发亮的边陲，公寓巨大的/呼吸系统，过滤着你/的气味语调口吻，诗歌以都市的在每个楼层/飘荡成各自的乡音，此诗一改传统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书写方式，书写都市的空间感，城市的雨可以洗去都市中的疏离感，也彰显了台北这座城市的海纳百川的风采。

2018年黄粱的《爱情》：有一天打开月亮/发现里面装满了稻草，简短的小诗扩大读者的想象空间，爱情的荷尔蒙过后，面对的就是柴米油盐，最终变为亲情。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联想爱情是可望而不可得，可谓是镜花水月。鲸向海的《金箔般延长的夏天》：仿佛又回到/勾肩搭背吃冰激凌的学生时代/因为翘了一堂烂课而感觉/整个夏天/皆被延长了一节课的时光，而深深感觉/这辈子，都因多了这一小时的悠闲打磨/而熠熠生辉，叙述学生时代逃课吃冰激凌的小事，追忆似水年华。陈伟哲的《陀螺》：三百六十度视线/依着一根针的意念/学习走马灯/学习时钟/复习螺旋式笑声，此诗用类比的手法，陀螺人在都市中的被现代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制度折磨，丧失了主体意识。

这类都市私语化书写在公车、捷运，使得市民在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里对于都市生活经验和城市记忆具有精神上的认同感，将遗忘的或者尘封的城市映像打捞起来，每个市民与城市进行一场心灵上的互动。

三.诗意栖居于我城

在大陆虽没有诗文这类诗歌推广的形式，也出现许多诗歌活动，例如上海诗歌节、诗歌来到美术馆、为你读诗……各大书店图书馆的诗歌讲座，各类关于诗歌公众号：飞地、AoAcademy、诗歌岛……造成诗歌来到我们身边的错觉。中国大陆文坛在90年代各种话语交错，诗歌处在失语状态，现代人在生存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已無暇欣赏诗歌，一直到现在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声音：何为诗歌？诗歌有何用？诗歌难道是少数人的独语，精英的诗歌？诗歌应不应该关注劳苦大众、或者变为底层写作？社会实用主义之上，诗歌的影响力度可想而知。在文学界存在一种鄙视链，写小说的看不起写诗歌的，写精英诗歌鄙视大众诗歌，这不仅仅是文人相轻，更是一种理念信仰之争，当然文学上百家争鸣不失为好事，现在在诗坛上慢慢演变为孤芳自赏，成一家之言：一边因鲍勃·迪伦获诺奖而欣喜；另一边总要分出高下，其实说到底是对诗歌自身不自信的表现。韦伯曾说：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就是制度化、官僚化和程序化的规则，而它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有文化的“魔力”[3]。诗文活动对于大陆诗歌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诗歌呈现的样式、书写应多元化，雅俗共赏，此外政府各相关部门可发挥其重要作用。

有学者声称公车诗文活动虽大部分是对台北都会的书写，但早已失去台北的都市基因，可以代入任何一座城市，其中抒情性过高，焦点不够集中，没有累积出一个台北都市图像，成不了大气候。[2]不管诗文活动的归宿到底是什么？值得指出的是在都市化以后，我们的实际空间和心灵上的空间所剩无几，那么如何在都市里开创自己的生活空间？诗文活动与都市人的情感联系起来，在公车、捷运这样拥挤的公共空间里，给市民带来了心灵上的公共文化空间：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对城市记忆的书写和对岁月静好的小确幸的讴歌，这背后是一种文化和集体的回忆。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一个城市如何维持自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都市孕育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绝非仅仅是精英文化，更是雅俗共赏的日常生活文化，这正是张爱玲所追求的日常生活哲学。台北市文化局利用公车运输系统推广诗文活动，让市民能在乘车之余感知文学，参与文学。除了本地市民生活的丰富性外，公车诗文也给外地游客宾至如归的感觉，甚至引出个人化的集体回忆，就目前大陆许多大都市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找不到自身的都市特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很难找到张爱玲或王安忆笔下的文化空间。台北公车暨捷运诗文活动对于现代诗歌的普及具有推动作用，也给大陆城市再织带来启示和借鉴意义。

结语：叶芝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从诗文活动中，在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中，是诗人与都市记忆之间的寻找、诗人与知音的寻找、市民与文化、集体回忆的寻找……在公车、捷运中徜徉着流动的诗意，市民打捞起尘封的记忆，在都市中有尊严、诗意的栖居，这也是台北公车暨捷运诗文与市民相互寻找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家新.为凤凰寻找栖所——现代诗歌诗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1

[2]陈大为.台湾都市诗的阶段性发展与蜕变（1930——2015）[J].华文文学，2016.11.

[3]李欧梵.人文六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23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