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时期的婚恋民俗谈《诗经》价值

内容摘要：《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尤其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穿越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今重读《诗经》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主要从文学、史学、哲学价值上探讨《诗经》的现实学术渊源。

关键词：《诗经》 民俗 文学价值 史学价值 哲学价值

《诗经》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目前认为当前传世的《诗经》是由孔子及其弟子门人收集、编纂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前十一世纪～前六世纪）而成，因仅存三百余首，又被称为“诗三百”。《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立足于现实生活，描绘了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礼乐风俗，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它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勇敢地讴歌了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道德的风雅精神，建立了以抒情诗为诗歌主体的文化传统。

《诗经》中，文学界普遍对“国风”篇持有很高的評价。“国风”即“风”，又称“十五国风”，记录了先秦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作息和喜怒哀乐，是《诗经》的精华部分。其中除了热爱劳动、热爱祖国、不满统治阶级苛政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了大量浪漫恋歌和讲述妇女婚姻生活的篇章，爱情和婚姻第一次作为诗歌母题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可以说，这些篇章不仅在内容上有力地反映了当时的婚俗制度，更因为其热忱的追求和深切的反思在精神上超越了千年，紧紧扣住了今天再读《诗经》的我们的心弦。我们谈《诗经》，就必然绕不开《诗经·国风》里的这些婚恋诗；解读这些婚恋诗的文史和思想价值，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诗经》为什么可以在中国人心中占有如此之高的地位。

一.文学价值：“与子偕老”的千古一誓

人们常说，女性的命运是千古的话题。而《诗经》就是一幅罕有的可以概括如此之多女性形象的斑斓画卷，其中的女性角色也许身份各异，遭遇不同，但对待感情都忠贞专一、坦率真挚，即使在爱情中受到伤害也能保有尊严，不颓废、更不卑微。

《诗经》恋歌涉及甚广，从少女时代的暗恋、相思，到两情相悦的欢愉、婚嫁的美满，再到婚姻不幸的悲苦。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风·关雎》开篇就明快地喊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宣言。为了那个让自己神魂颠倒的梦中人，君子“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一如千年之后在女生宿舍楼下拨弄琴弦的男孩们。到了《邶风·静女》里，“静女其变，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恋人赠送的信物让他如何不浮想联翩、心醉神迷。而一段故事的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无声的对视，《郑风·野有蔓草》就描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巧合：“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我们有理由相信，人自由的感情很难在此情此景之下不悄然迸发。虽然“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但“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我爱的那个人，她是穿着淡色衣衫的；对自己容颜充满自信的狡黠女孩们懂得激起恋人的斗志，要是“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然而，她们有时也敏感到能看透“顾我则笑”、“谑浪笑敖”背后的虚伪，用表面的强颜欢笑掩饰“中心是悼”。《诗经》里的恋爱也许是最干净的感情，或喜，或怒，或哀，或乐都是自然生长的感情，纯粹得那样让人心疼。

另一首脍炙人口的《氓》则以其不凡的反抗精神在女性意识解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氓》诗的故事情节发展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全诗共六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回忆自己坠入情网，冲破了世俗桎梏与“氓”结婚的过去种种。叙述至此，诗人悲愤与悔恨交并，使她跳出往事，并在第三章现身说法，苦心规劝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敏锐地指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作者勇敢指出爱情的悲剧来源于氓，自己是男子反复无常的受害者。第五、六章，她由婚后的操劳、兄弟的讥笑讲到当年青梅竹马时的暗生情愫、私许终身。记叙至此，一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即便没有感叹号也触目惊心。全诗浑然一体，完整再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内心活动、感情变化。

《诗经》里对“赋比兴”的开创性运用已不必赘述，然而我们却很少重视《诗经》里这些放眼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也难寻觅的到的这样丰富的“女性感情”，以及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敬佩的“女性态度”。

二.史学价值：“畏人之言”的自由之争

婚姻制度是衡量一个文明进步程度最重要的坐标轴之一。而《诗经》出身的那个荒烟蔓草的遥远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礼法拘束和恋爱自由并存的神奇年代。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贵族礼法中关于婚制内容的模糊概念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得到确认和固化，与民间天然生长的开放婚俗产生了强烈的互扰作用，并在诗歌里留下了大量共存和斗争的痕迹。

《诗经》里所记载先秦时期的的婚制礼法有两大特征。其一，聘娶和媵嫁的礼俗初步形成，无论民间还是王族都开始讲究“程序多”、“排场大”。《卫风·硕人》就用极尽溢美之词一一从地位、妆容、随从的角度表现了庄姜夫人出嫁时候的盛大场面。周人素重父母之命、重夫妇有义，而在周朝的王畿周南、召南和王都方圆千里，礼乐之风则更甚。可以想知，《召南·鹊巢》表现的仪仗盛况和《召南·何彼禳矣》描写的车服艳丽背后，是和《周南·桃夭》祝福新婚夫妻、祈望家族繁荣一样美好的心愿。

其二，虽然早自夏、商时期专偶制已经在史料里留下了普及记录，但直到西周乃至春秋，很多原始群婚制和对偶制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诗经》惯用“归”字描述女子出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春秋·庄公元年》中也提到“王姬归于齐”，这是因为远古实行族外婚，来自世婚两族夫妻的兄弟姐妹皆为姑表关系，婚配后又互称对方父母为舅姑。因此女方从夫而居实际是又回到了本族即母族，即称之为“归”。混乱的婚制造成了许多强娶和乱伦的丑闻，《邶风·新台》里“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的怨愤、《墙有茨》里“所可读也，言之辱也”的讥刺、《载驱》里“鲁道有荡，齐子游敖”的厌恶等都在控诉贵族婚姻产生的一桩桩荒淫恶行。

但在相识与相恋上，庶民阶层显然要比贵族的门当户对说自由开放得多。《周礼》中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是一种男女相会的礼俗，多发生在仲春之日于水滨举行的祭祀媒神的宗教节日上，《诗经》中有不少对于这种礼俗的生动描述。在自由风气的鼓励下，年轻的少男少女们纷纷冲破条条框框，大胆求爱。《氓》里写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仅仅是一句冲动的承诺，更是对于“媒妁之言”不计后果的勇敢反抗。礼法在强权的纵容下肆意施威，但时代的枷锁枷不住无畏的灵魂，痛恨虚伪、热爱自由、厌恶牺牲、赞美幸福，为之所奋斗则永不停息。《诗经》里的恋情，一如《将仲子》里那个犹豫不决的少女，爱得热烈又难不因“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而困扰。《诗经》里婚恋诗的史学价值，大抵在除了给我们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先秦，也再现了“秦时明月”下人们真实的凄美挣扎。

三.哲学价值：“在水一方”的永恒追求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认为，爱情是一个不死的英雄梦想，代表着人性里最崇高的一部分，是心灵解开俗世束缚的绝好机会。《诗经》里的爱情也是这样的：它出身于民歌，本无意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什么太虚幻境，它只知如何诚实地告诉我们它所感受到的一切；然而这真实的生活质地却使我们与千年前的他们情感相通，让我们得知，人类的渴望、人类的灵魂构造一直没有什么不同。

《邶风·简兮》中说：“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侍女观赏舞师表演，油然而生的爱慕让她发了出由衷的赞叹。字句之间萦绕着的除了可遇不可求的惋惜，还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慨。欣赏一个人，在心灵上达到一种共鸣，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愉悦。《诗经》里的很多爱情诗都有这样朦胧的距离感，如孔子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而懂得克制，哀伤而不会过度。这像极了海德格尔鼓励的“人，诗意地栖居”，它告诉我们人类的精神应该立于尘土之上仰望星空，而不是旅者半途，便已把梦和爱丢撒一路。

人们常用爱情隐喻理想，两者的确交集颇多。但在我们古人浩如烟海的诗文里，歌颂政治理想和赞美爱情却有云泥之别。以为国家民族流血为荣，为儿女情长流泪流汗为耻。数千年来的英雄豪杰、文人墨客羞于启齿的事，在《诗经》口中却宛若新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啊，追求幸福、追求自我有什么可耻？最伟大浪漫主义就是，如果朝着“此心安处”的方向，长潭可越，深谷亦可越。历史告诉我们，斗争是永恒的，人类的追求也是永恒的，若为理想故，万者皆可抛。《诗经》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从不停下脚步，只因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只因为我们永恒的追求，就在前方。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的一段关于中国诗歌的经典论述很好地概括了《诗经》的哲学价值：“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黑暗生活之上点缀的漂亮补丁，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活跃的情绪。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回到男女平权的今天，重读《蒹葭》、《桃夭》，重读《诗经》是否还有现实意义？恐怕对于中国人而言，《诗经》里的淋漓墨迹已经深入我们最柔软的内心、成了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脊梁骨。《诗经》价值没有过时，反而如同老酒越酿越香醇。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唤醒自己内心的诗意，并随着它出发，一路寻访自己的灵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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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意如著.思无邪.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介绍：茅伊莹，南京林业大学人文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学生，研究方向：古典诗词的语言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