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苏州形象研究

内容摘要：自古以来就有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称的苏州，保留着姑苏传统风物，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合了新文化，是具有双重文化特质的魅力之都。自明治维新以来，大批日本文人慕名而来，游览苏州风光，并写下了很多以苏州为舞台的文学作品。本文以明治时期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大正时期谷崎润一郎的《苏州纪行》、昭和时期水上勉的《虎丘灵岩寺》为中心，着眼于作家的苏州体验，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探讨作家笔下的苏州形象及其成因。

关键词：日本文学 苏州形象 内藤湖南 谷崎润一郎 水上勉

由于自古以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从明治时期开始的日本虽已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但仍然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特殊的“乡愁”。来中国游览的日本文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中国古典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苏州。来到苏州旅游的日本作家大都有一定的汉学修养，饱读中国典籍，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苏州风光极为憧憬，他们期待将书本中所读到的苏州幻象变成现实的苏州印象。

一.明治时期内藤湖南笔下具有双重性的苏州城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之一，受他的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和教诲，内藤少时便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有着浓烈兴趣。内藤湖南于1899年游览了苏州等地，并在回国后便出版了这次旅游的见闻录《燕山楚水》。

内藤湖南精通中国文化，且饱读诗书，他在苏州的旅行过程中，常引用古籍来表述自己眼前的苏州之景，如内藤湖南在灵岩山山顶望向太湖时，惊艳于眼前风光并这样描写到：“《图经续记》记载尝登灵岩之巅，俯视具区（即太湖），眺望洞庭，烟波浩渺，一目千里，碧岩翠坞，点缀于烟波之中，诚绝景者，可谓得其实也”。在看到与文本上读到的苏州幻想有着巨大差异的现实的苏州后，内藤湖南则流露出了失望与贬低之感。如内藤湖南在听说来寒山寺参观的大都是日本人后，内藤觉得“苏州虽称文士汇集之地，却无凭吊古迹之人，中国人之衰颓气象由此可见一斑”。在内藤湖南眼中，现实中的苏州城在很大程度上是衰败的。

在游览过程中，内藤湖南虽对苏州的秀美风光表现出赞叹，但也多次以轻蔑的口吻对中国人进行表述。如他在乘船前往苏州时，于游记中描写到：“平时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衣袖相触亦觉不快，今奋力挤入，不得不求一宵之眠，实堪怜也”。

通观全文可以看出，内藤湖南虽然较同时期其他日本文人更为冷静地观察、描述苏州，但对于无力修缮的古迹、中国人形象的描写仍是色调阴暗的。总体上内藤湖南采取了一种俯视的视角对正处于社会变革中的苏州进行了叙述，这种充满偏见的表述揭露了他畸形的民族优越感与对中国的轻蔑与歧视。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极为向往，在游览苏州时，他引经据典，记叙详细。但也正是因为内藤湖南熟读中国古籍，对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苏州充满向往，所以从他的“苏州叙事”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矛盾感，一方面他深深热爱着苏州富有魅力的景色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对苏州的现状感到不满，对乱世中传统文化不被重视感到失望，对现实中的苏州充满了蔑视。

二.大正时期谷崎润一郎笔下理想化的“苏州”想象

谷崎润一郎精通中国文化，在幼年时代就受汉古典文集的教诲与熏陶，曾两次游访中国，并创作了许多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1918年10月谷崎润一郎第一次来到中国，游览了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并根据在苏州的游览经历著有《苏州游记》一书。

谷崎润一郎对苏州的喜爱是毋庸置疑的，在《苏州游记》中他抒发了自己对于苏州水乡的憧憬：“从这边远眺过去，真觉得树林的那一带恍如清秀美丽的仙境一般……尤其使这河上显得像仙境般的是树林后面巍然耸立的山峦的秀姿”。在谷崎润一郎看来，苏州的山河是美的，桥自然也不差。“那些桥几乎都是以石头建造，侧面看去，呈美麗的拱形，要比街上的屋舍为高，宛如彩虹一般高悬于水上。我觉得这里就是东方的威尼斯”。从这篇游记的描写当中能感觉到充满中国风味的优美风景，犹如仙境一般。也可窥见谷崎对苏州的山河的描写的细腻和唯美。

谷崎润一郎对苏州的自然风光充满了向往与喜爱，同时，在 1918年的时代背景之下，谷崎也没有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一味地贬低中国，而是以与中国人平等的心态，从尊重中国人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苏州纪行》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不满。如他在听到日本老板娘对中国人的苛刻时这样想到：“在中国的所有日本人虽还不至于都是‘给中国人钱连一个铜板都要斤斤计较那样心地狭窄的肤浅之辈，但好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却碰到这种低俗粗鄙的同胞，心里不会愉快”。

谷崎润一郎在游览苏州后描绘了一个诗意的国度——中国，作品中数次引用中国历史人物、汉诗及典故，合情契景。谷崎润一郎的汉学修养由此可见一斑，这与他少年时代研习汉诗汉籍的人生经历有关。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谷崎的中国旅行相关文章中经常出现“童话世界”“神话乐园”这类词汇，属于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话语，这一表述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前提，含有“轻侮”、“蔑视”等感情。确实谷崎润一郎的苏州体验与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理想化的倾向，但这种中国观也包含了谷崎润一郎对回归“日本趣味”的期望。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领域认为，描写异国异民族的文学文本中，存在着显性的他者形象和隐藏在他者形象之后的本民族形象。谷崎润一郎对苏州水城的赞美与对故乡风物的眷恋不无关系，这一眷恋可以从他的描写中看出，如他由苏州的河水联想到日本的民间传说《桃太郎》、由苏州的轿子想到了“日本王朝时代之物”等。谷崎润一郎在赞美苏州时，同时也表达了对日本传统历史文化的怀念。

三.昭和时期水上勉作品中的“文化苏州”

水上勉是日本昭和时期著名的小说家。他九岁时，母亲无力满足五个孩子的温饱，含泪把他送到京都相国寺瑞春院当小和尚。寺院生活清苦，但这段近十年的“破戒僧”生活给水上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他接触到了由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宗思想。禅宗思想以及创造这种思想的中国僧侣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亲自一睹中国山河也成了水上勉自幼时起就埋藏在心底的愿望。水上勉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1938年在中国沈阳做过劳工，1975年后作为中日友好协会成员多次访问中国，并在1978年游览苏州后翌年出版了《虎丘灵岩寺》一书。

水上勉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内心隐逸的中国劳动者形象。“那位劳动者穿着朴素的旧衣，上衣被汗水浸透，不理会过往的人群，专注地除草……离开虎丘灵岩寺后，这位劳动者仍然在我脑海中挥散不去”。中国禅宗思想重视归隐，六祖慧能更是把隐与人生结合在一起，提出身在凡世，在日常生活中劳动，只要内心隐逸，皆可谓修禅，亦可谓真正的修行。水上勉在劳动者的身上看到了生命原始的活力，看到了身在凡世的真正的修行。

“原来这些佛堂中聚集着中国的年轻人。对青年的人格形成极为重要的教师育成传统，至今仍在虎丘灵岩寺中传承着”。水上勉在虎丘灵岩寺见证了与民同在、传承至今的禅宗文化，而与此相对，在日本的寺院却是另一般景象。“当同行的人说，虎丘灵岩寺与日本的寺院风景相似时，我心里并不苟同。在日本的寺院中没有内心隐逸只顾除草的劳动者，也没有免费向民众开放……没有民众的接受与传承，禅宗思想便不复存在。看到在虎丘山的庭院中聚集的民众，我不禁想起在日本的禅寺中，向民众弘扬佛法的传统已经消失了，只保留着形骸化的寺院”。水上勉对灵岩寺与日本寺院的对比描写，展现出他对于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苏州的赞美与欣慰，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现代化进程中丧失的日本传统思想、禅宗思想的焦虑。

水上勉在苏州灵岩寺的旅行过程中，将文本上读到的苏州幻想与现实的苏州印象相结合，得出了现实中的苏州与文本中的苏州形象是一致的结论。如水上勉在表述灵岩寺景物时常常引经据典，大量引用《佛教史书》、《绍隆传》、《临济录》、《旧唐书》等素材，将灵岩寺中景象与典籍中的记载一一对应。水上勉深受中国禅宗思想的影响，并且他在灵岩寺也找到了博大精深的、流传至今的禅宗思想。面对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水上勉表达了自己的向往与推崇之意，进而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他将苏州看作是“传统文化之城”。

内藤湖南游历苏州时正是甲午战争过后不久，虽然他在苏州的自然美景中找到了一个富有古典美的苏州形象，但他也亲眼见证了古迹的衰败，并表达出心中的忧患和痛惜。他带着作为日本人的优越感，把对苏州的现实形象和中国人的歧视表现在他的文字中，苏州在内藤湖南的笔下是具有双重性的。大正时期日本文艺界中兴起了“中国情趣”，谷崎润一郎受此影响，将苏州作为充满异国情趣的他者，苏州山水和中国人则更多的是他创作文学、怀念日本历史文化的媒介，因而他不对苏州进行尖锐批评，而这种无视“现实苏州”的想象充满了高傲的蔑视。昭和时期的作家水上勉則完全不同，水上勉游历苏州时已是战后，且中日两国关系回暖。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水上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极尽仰慕之情，他笔下的苏州也是美好的、富有中国古典文化气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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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旸，中国禅学思想与水上勉的“救济”观念——以《五号街夕雾楼》、《雁寺》为中心[J]，求是学刊，2012（4）

（作者介绍：逯莎，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