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回归

董晓敏

摘要：《多布库尔河》通过女性视角，讲述了发生在多布库尔河岸鄂伦春族群的迁徙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形象在时代的镜像下发生着交融、裂变与新生。从原始面貌下的逐水草而居到定居下来的稳定发展;从族群内的自足到族群外的自知;女性形象也发生着从猎人、萨满到知识分子的历史性转变。女主人公从出走到回归，在现代与传统的反复体验中，做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通過分析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嬗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现实境遇与心路历程。

关键词：《多布库尔河》;狩猎女性;萨满女性;知识女性

萨娜是一位达斡尔族女作家，她的小说《多布库尔河》讲述了鄂伦春族在时代的变迁下，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面对时代改变时的抉择。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同样都是人口较少民族，作者萨娜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本民族的发展路径中，在这里她观照了与达斡尔族有同样处境的民族。《多布库尔河》大量描写了鄂伦春族的日常生活、民俗事项、民族心理等，对族群的回忆和历史的追溯可以成为我们了解鄂伦春族群社会的有效文本参考。文中多是以女性为叙述主体，反映了时代镜像对女性形象转变的影响，对族群初始下的原始狩猎女性形象的描述，伴随着萨满女性权力宰制的过渡，到现代衍生下的知识女性形象。女性形象的转变从侧面反映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的生存境遇。

一、女性形象的时代嬗变

（一）卡思拉：骑马握枪的女猎人

小说的开篇描写了一个丧偶的女性卡思拉。她的登场和主人公的降生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感召，卡思拉手握长枪骑着骏马去林中狩猎的女猎人形象是贯穿全文的。而狩猎这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这一丛林女性的典型性格，在一次打猎中，卡思拉的第一个儿子在林中丢失。怀着第三胎的时候丈夫去世了，给她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快临产的时候，大女儿因冻伤的手而吵闹，望着不足几天的粮食，她掩面叹息丈夫的离去，她的难过早已经被现实填充满了，失落的情绪来不及发酵，她便拿着长枪骑着骏马闯进了山林。面对生活的苦难，她绝不选择屈服。

她追上了我，气喘吁吁地喊，臭丫头，瞧不起你妈啦，她举着各罗布的枪嚷嚷，你爸死后，是谁吧你们三个养大的？现在居然拿我当废物啦，她挺着胸膛，像个骄傲的母鹰，只不过这只母鹰瘦骨嶙峋，而且快掉光了毛，站在那里，双腿微微颤抖。（1）

这是卡思拉在刚刚痛失女儿和女婿之后的模样。面对苦难，她像结了太久茧的蚕，那久经沧桑厚厚的蚕茧内裹着她那颗灵动的心。每一次跨上长枪时，她都是意气风发的，骏马就是她的战场，在与生存的争斗中卡思拉展现了异常的坚强和倔强，在这里她已经失去了一个羸弱的女性标签，面对现实种种，她有着动物一样的生存体验。长期的野外生活和丰富的狩猎经历使卡思拉这位鄂伦春族女性具有了野生动物一样顽强的生存能力。萨满说这世间除了生死都不是什么大事，而卡思拉每次出去狩猎面对的都是生死的问题，这也锻炼了她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她就像那只在狩猎中因为保护自己孩子而死去的母熊一样，她的不死是为了下一代的生存，这一看似简单的生存伦理成为了她活下去的所有支撑。

（二）乌恰奶奶：通灵智慧的女萨满

萨满教是鄂伦春族的原始信仰，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文中的乌恰奶奶，这个族群中的最后一位女萨满，艰难的从母体脱离后成长为了这个族群的守护者，在族群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乌恰奶奶穿着萨满服饰走出帐篷的那一瞬间令人惊心动魄。用鹿皮缝制的神衣，浅黄色的皮纹汇成神秘的光波，在篝火的映照下轻盈荡漾。她的前胸挂着八个圆形的铜镜，后背挂着一个覆盖住背部的巨大铜镜。四排铜铃随着她的走动发出摇曳的撞击声。神裙的长腰带垂坠着几十条色彩斑斓的布条，上面精心绣着形态各异的飞禽、猛兽和树木，还有皎洁的月亮和辉煌的太阳。与她前身铜铃相呼应，后背腰间坠挂的一条皮带，上面依次缀挂着二十多个圆锥形的铜铃，发出互相撞击的响声。（2）

这是一个萨满最为光荣的时刻，她穿上她的“战袍”走向最为神圣的地方。终身未婚的乌恰奶奶一生都在奉献，每当她救活一个人的时候，自己的生命也打了折扣。她在一次为患病的马做过法事之后，昏睡了整整十天，在旷久的沉睡中醒来后，她决定放弃做萨满了，留一些残余的生命度过晚年。但当族群里的人正经历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劝说乌恰奶奶，她执着的穿上了一百多斤的萨满服，像树叶一般站在火炭上轻盈起舞，并不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活过来的人开口的一句话，像风一样吹倒了她。乌恰奶奶走完了萨满的最后一程，她的灵魂也随着萨满远去了。乌恰奶奶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挽救生灵的，她一直传承着这个古老族群的原始体制，遵守着自己的使命，守护自己所在的族群。正如乌恰奶奶给主人公的遗言一样“智者无家可归”，乌恰奶奶是这个族群的守灵人。

乌恰奶奶这一形象，给了主人公很多的灵性指引，为最后主人公决定出走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撑，主人公的出走不意味着消亡，而是接受另一种永恒。文中女萨满乌恰奶奶的形象给女主人公的身份转化，平添了一种奇幻的色彩。主人公看到乌恰奶奶时的心理活动，以及乌恰奶奶对主人公的态度，都透露出女主人公是下一任萨满的继承人，但是主人公最后却没有继承这个神圣的职位。女萨满的缺失削弱了这个族群的信仰，然而被认为是女萨满继承人的主人公选择了新时代，她进入了时代，为族群的延续开启了另一条道路——这是否象征着新一代萨满的身份转变？

（三）“我”：出走与回归的知识女性

主人公“我”的出生带有某种灵性的指引，就像第一个智人到来的时刻一样，预示着这个族群即将来临的巨大改变。文中的“我”不仅具有预测性，还具有灵性，“我”不愿意去伤害自然中的生灵，那些相伴成长的生灵更坚定了“我”要“逃离”这里的想法。

我不会让小各罗布走库列的路，他应该活得比我们好。他应该读书学知识，过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翻身上马，钻进林子里打猎的全部理由。（3）

这是“我”看到小各罗布嚷嚷着要跟着一起去打猎时的内心想法，“我”不再希望这个幼小的生命像他的父亲一样，美好的生命还未绽放就凋谢了，“我”不希望下一代鄂伦春人依旧过着枪鸣熊吼的日子，“我”不愿再看到死亡。“我”跨上駿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未来的生活，但是亲历了这场人与动物的生死之战后，“我”的内心彻底放弃了这样的想法。“我”想要找寻新的出路，但对外界充满了担忧与害怕，在安校长的抚慰下，“我”勇敢的走出去了。“我”在几次的出走与回归中痛苦挣扎，对自己的家人、爱慕者与家乡的不舍在牵绊着“我”，但回望自己生命中的生死，与外界的生活相比较，“我”心里越来越明朗。“我”的离去不是对族群的逃离，在“我”的画里有鄂伦春的信仰、鄂伦春的日常、鄂伦春的风景……有一切只属于这个族群的记忆。随着主人公“我”画家这一知识女性形象的完成，“我”也在自己的画作中完成了对族群的追溯和重新构建。

文中的“类自传写作”通过个人的家庭式回忆以一种全知视角去冷静叙述，主人公的出走伴随着时代的变革，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关注与扶持，给主人公的出走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她也开始有意识的改变着生活。当主人公再次回归时看到查鲁成为了白皑皑的一塚孤坟时，主人公内心坚定的选择了“逃离式”的回归，因为在那里，她才敢回头看，看她所有的亲人，看森林和多布库尔河，才有可能重新活一次。主人公并没有像迟子建笔下的伊莲娜一样选择自杀，她比伊莲娜更完整，她完成了这个时代给她赋予的寄托，她不应该成为那众多死亡中的一个，而应成为这个族群的传承者活下去。主人公意识到只有从局外去看时，才能看的更清楚，而不是一直沉浸在族群的挽歌当中。“智者无家可归”的寓言也预示着主人公的漂泊，同时也给主人公带来了精神上的觉醒。

二、族群传承的性别折射

《多布库尔河》刻画出来的这三类女性，不仅仅反映了时代变迁之下被潜移默化改变着的鄂伦春人，也折射出少数民族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光影。当困境摆在面前时，多布库尔河边的鄂伦春女性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放眼看去，时代光影笼罩之下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令人难忘。

卡思拉是一位传统的鄂伦春族女性，顽强、勇猛和坚贞，丧偶的她在生活的磨砺中渐渐具有了一些男性的性格特征。相较于年轻一代，卡思拉经历了悲苦但却并没有丧失希望，反而在生活的挑战面前越挫越勇。卡思拉这一形象可以为失意与迷茫的年轻一代鄂伦春人带来精神启迪。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人们的意识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在徘徊的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的年轻一代们应该具有卡思拉那样传统鄂伦春女性的坚强品质，在与苦难的不断抗争中勇敢的活下去，这样才可以看到希望。

萨满这一沟通人与神的人间神职，是鄂伦春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族群中的最后一位女萨满乌恰奶奶从其身份被确认开始，她的一生就带有了神性的感召。在这部小说中，女萨满这一形象象征着鄂伦春原初社会形制和鄂伦春人的精神世界，人们对萨满信仰的纯粹性与萨满为族群延续而付出的牺牲是一种平衡。直到主人公“我”的出现——新一代萨满的继承者选择走出族群，成为一名画家，这一形象的转化寓意着族群未来命运的改变。但主人公身份的转化并不意味着萨满的终结，在“我”看来，萨满这一神圣的称呼虽被替代，但“我”仍为族群的未来走向做出了痛苦而清晰的选择。

时代选择了“我”，同时“我”也顺应了这个时代。文中女主人公走出族群，踏入时代的浪潮，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相结合完成了对本体族群的时代重叙。主人公在多次的出走与回归中进行着不同的生命体验，这种实验性的比较更具有说服力，从主人公冷静的回忆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主人公在挣扎过后的笃定。她领悟到融进时代走出去是需要族群接受的，而回归是走出去的人需要承载的，回归的呈现方式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位置移动这一种，融入社会时代的精神性回归是用另一种方式对本族群进行的永恒性发展。

《多布库尔河》虽然主要通过女性的叙述来展现族群的走向的，但是从文本中体现的平衡的生死观上，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和谐的男女关系，是一种不可分离的陪伴式。女作者萨娜并没有通过贬低男性来烘托女性的悲剧境遇，她所展现的是一种在时代镜像下的独立女性形象身份的一种转变。同时，作者给出了一条明确的出路，她没有像阿来、扎西达娃、迟子建描写族群何去何从时那么徘徊，虽然也有犹豫，但最后在女主人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条走出去再回归的一种新出路，这是一种视角的回望，“我”因为身处“外”而更真切的感受内部所有的经历，更能看清楚它的过去和未来：从手持长枪在丛林中搜寻猎物的女猎人到身着神裙、预言未来的女萨满，再到用色彩和线条表达自我、融于当下的女画家。

三、结语

在历史的沉浮中，中国的女性地位、女性形象、女性境遇等等有关女性主体的问题发生着时代的更迭。从历史上的失语状态慢慢地开始浮现于历史地表，从男性话语下的被建构到挺身而出的自我言说，女性从被认知到自我认知，从自觉到自省，在时代的镜像中，女性形象也越来越清晰了。

关注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民族题材写作，可以帮助我们体察时代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影响。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主流文化的冲击和传播，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结构到生计方式，从生活习俗到思维方式，从内而外的变迁正在催发人们用新的心态和目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外界的热切向往和老一辈固守故土的守旧情怀都是人们对时代变迁的回应，面对母语文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传统信仰的日渐薄弱，少数民族文化的存留出现了危机，每一位少数民族个体都面临着新时代的身份认同焦虑和对未来何去何从的思考。

注释：

萨娜.多布库尔河M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49.

萨娜.多布库尔河M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01.

萨娜.多布库尔河M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64.

参考文献：

[1]萨娜.多布库尔河[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5.

[2]扬眉.达斡尔族作家萨娜小说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2011.4.

[3]吴雪丽.飘移的书写者——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4（1）.

[4]李圆圆.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萨娜小说[J].名作欣赏，2012.12.

[5]李长中，代娜新.在历史记忆中重构传统——当代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5.12.

[6]李长中.“类自传写作”与认同的政治——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J].民族文学研究，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