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可译性及其理想译者模式

梁红涛

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下，《白鹿原》的英语译介研究是陕西文学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探讨了《白鹿原》英译本生产之前必须讨论的“作品是否可译”和“谁来译”两大重要话题，认为《白鹿原》具备极强的可译性，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最为理想。

关键词：《白鹿原》;英语译介;译者模式

《白鹿原》被认为是“建国以来问世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1]，“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2]”，中国译界无不期待通过对《白鹿原》的译介，以其生动的艺术天地、对民族命运的揭示和探索的震撼力量消解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轻视。然而，《白鹿原》虽有日、韩、越、法译本面世，但英译本空缺，使得《白鹿原》在以英语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界所受到的认知度较低。因此，只有通过英译，寻找理想译者，才能助推这部巨作走入以英语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界。

一、《白鹿原》的可接受性

《白鹿原》要走进英语世界，翻译举足轻重，但从本质上讲，任何文学翻译的讨论前提是作品能否为异域空间的读者所接受，作品的可接受性是其可译性的必要前提。

卢卡契指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对别国来说，往往一方面是外来的，一方面又是土生土长的[3]。”《白鹿原》要想西进英语世界，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因子。“民族性”因素引发读者兴趣，“世界性”因子使读者易于接受。《白鹿原》含有本土文化精华的“民族性因素”毋须赘言，也有经过本土文化过滤、整合后的外来异质文学的因子，兼具丰富的“世界性因素”：第一是创作手法的“世界性”运用。雷达指出《白鹿原》的创作从“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吸纳了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和诸多现代小说技法。”[4]《白鹿原》采用意象、预言、征兆、荒诞、梦境等手法，既现实又魔幻，虚实相间中耐人寻味：如象征真诚善良的“白鹿”、象征灾难凶兆的“白狼”、象征封建宗法的“砖塔”、象征社会动荡的“鏊子”、预知未来的“朱先生”、附魂伸冤的“小娥”。《白鹿原》创作手法与西方本土文学的创作技法相契合，使得西方读者更为熟悉，易于接受。第二是主题的“世界性”相通。韦建国，李继凯在其论文中认为：“一般而言，一部作品若真实地再现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趨势的进步意识和现代意识，表现了对普遍人性的探索，弘扬了美和善，那么，无论作品的人物、事件、语言多么独特，其民族性多么鲜明，它都会被世界各民族的读者理解和接受[5]。”小说《白鹿原》是以人类最基本、最自然欲望和情感为主题的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可传递性和可接受性，能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所接受。

二、《白鹿原》的可译性

杨慧仪指出：“一个作品的‘可译性可以理解为，它是否表达了某些人生活的独特状态，与其他社群的经验比较，这状态有相近的地方，却不相等，要是把这些相近却不相等的经验并置，便有助人们理解不同社群的经验，进而有助理解人类生存的总体经验，也有助人们同情及接纳他者，因此，这作品呼唤着翻译[6]。”《白鹿原》一方面植根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展示了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书写了中国民族历史生活，表达了人类经验不相等的特征;另一方面，《白鹿原》通过探索人性、人的生存、人的心灵构建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的文学中的人物是相通的，能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情感，表达了人类经验相似的特征。可见，《白鹿原》在“相似”和“不相等”之间取得了平衡，具备更高的可译性等待翻译。

张清华认为，“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的获得，是靠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7]。”《白鹿原》是一部结合“共通性”和“本土经验”的作品。在创作技巧上，呈现出明显的西方现代派手法，在写作内容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形态和民族历史生活。可以说《白鹿原》内容是中国的，形式上又借鉴使用西方文学的创作技法。因此，当作品译成英语后，形式上的西方技法降低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内容的本土化因迷人的异域风情吸引读者阅读。在这个意义上，原作具有高度的可译性。

三、《白鹿原》的译者模式

在文学作品和文化传播这个巨大链条上，译者无疑处于枢纽的关键位置[8]，在《白鹿原》的西进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译者的理性选择这一核心议题，即，“谁”来译这一核心问题做出明智的选择。在中国文学的译事长河中，三种译者模式最为常见：（1）许渊冲模式（本土译者模式）;（2）霍克斯模式（汉学家模式）;（3）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中外译者合作模式），哪一种更适合《白鹿原》，值得探讨。

（一）许渊冲模式

《白鹿原》充满原汁原味的陕西元素：关中方言、秦地民俗、乡土文化等。葛浩文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不管译者多么技巧纯熟，外国人依然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作品。”毫无疑问，本土译者应该在民族文学外译中充当关键角色。但是，本土译者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对目的语难以熟练运用，极大削弱母语文本的艺术价值;第二，对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难以准确把握，不能满足译入语目标读者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审美阅读习惯。翻译表面上是翻译语言，其实翻译的是文化，要求译者必须对两种文化都完全了解，能做到如同驾驭母语一样驾驭外语的本土译者缺乏，中国文化“走出去”高端翻译人才严重匮乏[9]。

（二）霍克斯模式

相比较许渊冲模式，霍克斯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汉学家兼备研究者与批评家身份，能够在西方研究领域最大限度传播中国文学;第二，汉学家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习惯;第三，汉学家具有“自己人效应”----彼此间态度和价值观越是相似的人，相互之间的吸引力也会越大[10]。在翻译中，译介主体如果有目标语读者“自己人”，即目标语译者参与翻译，译介作品更易为其信赖和接受。但是，霍克斯模式的局限性在于：第一，《白鹿原》所呈现出的关中方言、秦地民俗、乡土文化即使同处汉语言文化圈的中国人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更惶恐是外国人;第二，霍克斯模式更多考虑译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翻译时可能会部分丧失《白鹿原》中“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第三，英美世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作的汉学家屈指可数，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三）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

就《白鹿原》的英语译介而言，许渊冲模式和霍克斯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对而言，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即以汉学家为主本土译者为辅的模式。鲍晓英认为：“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礎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11]。”这种模式既能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又能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跨越差异，兼收并蓄。近年来，国际上知名度比较高的译本都出自中外合作的结果，如葛浩文和妻子林丽君、马悦然和两任中国夫人等。

通过以上三种模式的比对可以看出：就现阶段而言，以“中西合璧”的“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英译《白鹿原》，可操作性非常强，能够保证译介效果，值得推广。

四、结论

《白鹿原》尚未走入以英语为主流的西方文学界，《白鹿原》的一个“未完成性”在于英语世界的异域读者还未参与创造《白鹿原》。对于陕西文学界而言，《白鹿原》的英译必将在不远的未来提上日程，先期探讨《白鹿原》的英译译介问题，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发现，《白鹿原》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巧妙结合，容易受到西方多者的接受，具有高度的可译性;在翻译前译介主体模式的择决上，应采用以汉学家为主，中国学者为辅的模式。笔者相信，《白鹿原》英译本的出版为时不远，等待着异域研究者拓展开垦空间，进行多向度的阐释。

参考文献：

[1]王仲生.《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J].小说评论，1993（04）：6-11+38

[2]梁亮.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J].交流，1994，14.

[3]査明建.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2000，2.

[4]雷达.陈忠实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5]韦建国，李继凯.秦地文学的世界性—试论陕西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异质文化的关系[J].唐都学刊，2004，9.

[6]杨慧仪.呼唤翻译的文学：贾平凹小说《带灯》的可译性[J].当代作家评论，2013，5.

[7]张清华.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J].文艺争鸣，2007，10

[8]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55.

[9]鲍小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10]水淼.超越你的不快乐[M].北京：崇文书局，2009.

[11]鲍小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