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邪边缘开出的人性之花

曾珍

摘要：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以田耳惯用的侦探式结构方式讲述了以“钢城”为原型的底层人物的故事。毋庸置疑，小说在结局的处理上遵照了主流倾向“邪不胜正”的主题。然而，在以老黄为代表的正义之士抓获真凶之时，却并没有呈现大快人心的氛围，反而回荡着浓郁的失落与哀伤。在这里，显然不存在“正邪”的绝对二元对立。本文拟从解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中人物自身的合理性与分裂性的矛盾共存，从而挖掘挣扎于社会边缘灰色地带中人性亦正亦邪的复杂性，以及在此层面上体现的作家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人性;解构;矛盾;生存困境

先后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通过警察老黄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了“钢城”的一段悲剧故事，主要围绕着老黄、小于、钢渣这三个人物展开。故事的高潮是于心亮命案的发生，老黄在破案的过程中发现了凶手钢渣和被害人妹妹小于的关系，于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就此铺开。田耳擅长把故事讲得冷峻深刻，“一个人张灯结彩”指的就是结尾处小于在一片热闹声中独自等待情人钢渣的场景。而隔着一个警察与罪犯身份的审视，老黄终于辜负了监狱里钢渣所托，或惭愧、或同情、或无奈……也正是这样一种高度悯人的自我引咎，使得善恶生发出更深广的涵义。正如刘小枫所说的“无辜负疚”，即“主动承担起苦难中罪的慢溢”。[1]

“解构”理论源于西方，主要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在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阅读方法、哲学策略和文学批评。《一个人张灯结彩》的语言叙述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叙述，细读文本，不难发现隐藏在缝隙间若隐若现的“潜文本”时时策动着对意识层面“文本”的拆解。因此，“解构”并不是对文本的蓄意颠覆。事实上，“它更接近‘分析本意，是对包含在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或矛盾性的深入探究”[2]，解构视角展现的是二元对立的平衡性被打破，是一种“自我矛盾性”。这种存在于小说当中的“自我矛盾”和“冲突的力量”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阐释空间。

一、被戏谑与被困扰的正义力量

警察这一身份，在田耳的多部作品中，被作为重点刻画的对象之一。《一个人张灯结彩》中的警察老黄便是如此。作为小说中绝对正义力量的代表，“老黄”忠厚善良、机敏果敢。从他与刘副局对案件的分歧便可反衬出老黄精准断案的能力。尽管如此，老黄从来安分守己绝不倚仗才华张扬自己。他深谙警局内部各种道理，也明白个体在强权下的无足轻重，所以对待领导犯法的行为旁观处之。这已然把指称神圣、崇高与权威的警察身份拉下神坛，抛弃了他们身上原有的光环。

不僅如此，警察这一身份还被钢城的无业闲杂们改换成“胶鞋帮”的代号，一般警员叫“绿胶鞋”，警官叫“黄胶鞋”。老黄勤恳工作了多年还只是一个“绿胶鞋”，而刘副局劣迹斑斑却官至“黄胶鞋”。本该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一方却成了藏污纳垢的助长者，本该是公信力十足的权威却被人嚣张到当街暗杀。这无疑不是一种戏谑的描写，也打破了警察所指征的绝对正义的力量。

而老黄无疑是田耳为社会正义留存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底线，他的一生以除暴安良、弘扬正气为要职。他婚姻破裂，孑然一身。也能对小于的悲惨给予同情和理解。小说的开头就写老黄每半月理一次头，每星期刮两次脸，每次必去小于的店里，且每次来都会关心小于的情况。对于死去的于心亮，老黄也是真诚相待。所以于心亮的死对老黄很有触动，他竭尽全力寻找线索想要替死者争一个公道。可是，在工作与私人情感关系面前他却变得迟疑无措了，甚至感到良心不安。在办案过程中，老黄设局骗小于描述出凶手模样时的心情是沉重的，“小于太容易被欺骗了，太缺乏自保意识，甚至摆出企盼状恭迎每个乐意来骗她的人。既然这样，何事还要利用她？……他叫自己不要太愧疚，这毕竟是工作。”[3]于此，我们发现老黄能对案件抽丝剥茧处理得当，却无法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凶手冷酷到底。当他终于破获于心亮命案的时候，满足、欣慰与释然之感并没有如期而至。尤其是看到被灯笼点缀得通明的理发店，小于张灯结彩地等待着钢渣，老黄更是没有勇气走近，一如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他理解残缺的身体必然有着更深的依恋和更强的情感渴求。他一心想维护正义、保护人民，却又目睹了生活在底层的人更多的不幸;他既充当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正义者又扮演了拆散有情人的悲剧制造者;他是所有事件的亲历者，却最终无法正视偶然因素造成的残酷现实。无论是在处理个人感情还是对待周遭人情方面，老黄都承受着无尽的打击，饱受着人生理想悖离的无奈与落寞，一种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在他身上深刻体现出来。

二、被弱化与被改造的邪恶力量

小说用两个人物视角交叉展开叙述，钢渣就是邪恶力量的表述。他从农民变成混混，因此成天钻研炸弹妄图通过抢银行来发家致富。比起同伴做的偷鸡摸狗的勾当，钢渣还是个有野心的人。尽管他的想法不切实际，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底层人民想要获得幸福生活的艰难。当钢渣遇到小于的时候，彼此就像在苦难中无意初尝到生活的甜品，两个孤独无依的人迅速交融，陷入爱河。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人性普遍散发着良善的品质。很长一段时间里，钢渣没有去做危害社会的事。事实上，当初所谓的发财之道也不是蓄谋已久，只是钢渣酒话之下同伴认真怂恿的无奈之举。而这麻烦人物钢渣，此时被小于的温情包裹着，他也一度找回了真实的自己。他对小于无声的世界感到安心，怜悯并爱着小于，并特意学习了手语想走进小于的内心世界，甚至还憧憬过与她生一个孩子。文本种种话语缝隙都表明，钢渣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渣滓存在着未曾泯灭的良知。换言之，钢渣身上的邪恶实则得到了弱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生存困境中人性的苦守。

然而，铤而走险的事情终是发生了。钢渣为了帮助小于便去抢劫，结果阴差阳错杀死了小于的亲哥哥。当钢渣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小于带来伤害的时候，也注定了他往后逃逸之路不会顺畅。毋庸置疑，钢渣最后的落网源于对小于的牵挂。在死者的追悼会上，钢渣就冒着风险来看望小于。出于对小于的愧疚，钢渣在身陷囫囵之时毫无保留地交代了所犯之事，他深知自己背负的命案，却仗义的承担了所有罪责。面对将死的结局，钢渣平静异常，他在意的只有对小于的承诺。这样一个凶手，真的很难勾起读者心中的愤恨不平，相反我们对他心怀同情与惋惜，因为钢渣早已在爱的浸润中改过自新。由是观之，田耳对钢渣这一形象是带有多重价值评判的，也正因价值评判上的多种可能，显示出即便性本善良但遭逢困境的底层人民存在着矛盾性的一面。

三、被迫害与被遗弃的中间力量

于心慧（小于）是田耳笔下一个特殊群像代表。李敬泽曾说：“在田耳之城的外边是一个喧闹的世界是电视、手机、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极度饶舌的世界，但这座城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它的居民常有语言障碍，《一个人张灯结彩》中有一个哑巴，……在田耳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埋藏着一个深深地焦虑：谁听我说，我能说什么？”。[4]小于就是一个失语又失聪的人。因无知丧失听觉，又因性别被父亲嫌弃，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这种下了她悲剧命运的起始：作为聋哑人，她生活诸多不便;作为弱势女人，她更容易遭到迫害。贫困家境使得小于年少便踏入社会学习理发，不料被人玩弄，只得在生下一个早夭的孩子之后匆匆嫁人。可是她的境况依然糟糕，丈夫不仅没有对婚姻负责，还在外面胡作非为。除了真正愿意为她付出的二哥于心亮，小于几乎是毫无依靠。可是小于却对二哥有所埋怨，她固执的认为二哥不该去教训她的丈夫来为自己打抱不平，以致自己最终的离婚。在这里，我们显然无法用正常的思维来理解一个残疾女人内心的冲突，因为比起被丈夫欺凌，小于更害怕失去一纸婚姻给她带来的心理安慰又或者说她依附男人的心理已无法矫正。而这正根源于她早年受到男权的歧视、压迫和侮辱。

纵是苦不堪言，小于身上依然闪烁生之韧性。她靠学到的技术活引来了不少客人。钢渣便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小于的。他和于心亮一样是真正关爱小于的男人，却都以一颗流星的光亮短暂划过她黑暗的生命轨迹。二哥的死去，钢渣的落网，他们无意抛弃小于，却最终都离她而去，只留下繁华声中小于孤寂的“张灯结彩”的身影和无声世界里的无尽等待。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小于知道二哥被钢渣所害，她依然在春节时候，遵照着与钢渣的约定挂满了一长溜灯笼;尽管小于漠然听着骗子吹嘘所谓的“特别赦免证”，她也依然愿意花高价钱买下连她自己都未必信服的证来救助钢渣;尽管老黄把小于从骗子手中解救出来，并好心提醒她把钱收好，她也没有回报老黄的良苦用心，而是“怨毒地盯老黄一眼，走了”。这个原本令人同情的苦命女人在遭遇钢渣的离开之后便开始目空一切、仇视一切，甚至有些是非不分，不近人情，她从前对于生活的热情、老黄的善意也都消失不见。这种精神的失落消解了其所代表的底层人民身残志坚的光辉人性，精神的无所依托由此展现出来。

四、小结

无论是继续坚守正义的老黄，还是坦然面对惩处的钢渣，抑或是负重前行的小于，田耳都将他们人性复杂的一面呈现出来，既看到了每个人本性中的良善、命途中的坎坷、理想中的奋斗，又看到了他们孤独中的坚守、苦难中的扶持以及矛盾中的前行。单就老黄这一宽厚悯人的形象，足以让整个钢城充满希望。

王德威在评田耳小说时指出：“田耳的故事能够不动声色地将读者带入他所营造的世界中去，然后和读者一起对人性和存在进行着不停的追问，时而安然体味，时而诙谐起舞，总之他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召力。” [5]的确如此，小说中亦正亦邪的各色底层人物都不可思议的散发着人性的温情，传统意义上的正邪善恶已然被解构。也正是因为这种解构，世界才重获魅力吧！

参考文献：

[1]劉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冯丽芳.从建构到解构—华莱士史蒂文斯《坛子轶事》的解构主义分析[J]科技视野，2012（15）.

[3]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李敬泽.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田耳论[J].小说评论，2008.05.

[5]田耳.衣钵[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