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看“汉代文学自觉说”

邹雪洁

摘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学著作，由于其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目前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目录学方面，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热议的“文学自觉说”议题，以《汉志·诗赋略》为例，展开具体论述，最后得出结论，“汉代文学自觉说”是不成立的，且更不足以成为汉代文学风貌的代表。

关键词：诗赋略;文学意识;审美自觉

一、“文学自觉说”的缘起

国内关于“文学自觉”的讨论缘起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一次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指出，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不必寓教训”的说法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表现，也由此产生了“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观点。鲁迅先生的言论一出，关于“文学自觉说”的讨论就丰富起来。李泽厚在其著作《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出关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说，认为魏晋时期人们摆脱经学的束缚，在道学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有了个体的觉醒，而伴随着“人的觉醒”，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特征，这些都成为了“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有力证據。

在很多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魏晋文学自觉说”都得到了认可。诸如王运熙、杨明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中，“魏晋文学自觉说”都得到了普遍接受。最具代表性的是袁行霈提出判定“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体制和风格特点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

二、“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提出

“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出现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挑战，针对上文袁行霈提出的关于“魏晋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支持者对其进行了反驳。龚克昌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一文中，对汉赋的文学特性给出了深刻细致的发掘和分析。他认为“当时文学意识的特点已得到充分的显现，创作中也表现出对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赵敏俐在《“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一文中指出：“按照袁行霈先生所列的三个标志，文学在汉代就已经自觉。”关于第一个标志，认为文学从学术中脱离出来而被人们所单独认识，他以《汉书·艺文志》中把《诗赋略》单列以及刘向在《楚辞》的编辑中，只收录整理屈原本人的作品以及那些模仿屈原赋作而成的作品为例，指出当时人对相关的文学独特性有了一定认识。张少康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对图书的分类作为基本标志。”因此得出结论，文学在汉代就已经实现了独立和自觉。

汉代的文学观念是否真如以上诸先生所言“已经自觉”了呢？笔者通过对《汉志·诗赋略》的分析探微，来切入新的视角看待“汉代文学自觉说”。

三、从《汉志·诗赋略》看“汉代文学自觉说”

张少康先生说：“把诗赋独立为一类，而与经传、诸子等相并列，说明他们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学不同于政治、哲学、历史等的独立地位”，“刘向等人之所以把传统的六经专门列‘经传或‘六艺一类，并非不知道六经中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门类，而是为了尊重六经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依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六艺略》确实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门类，但刘向、班固的年代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分类法。六艺之所以能集中为类，是因为这六部经书在汉人看来是经过孔子之手亲自整理的典籍，因而被奉为最高准则。它们仅仅是六部经书而已，而《汉志》分为六类也是依书立类，收集了它们的经书以及解经之“传”，并没有按照哲学、政治、文学、历史等性质而被人为地划分成六类。在学科的观念上，汉人还停留在“道”与“器”的水平上。《汉志》六略，前三略为形而上之“道”，后三略为形而下之“器”。李零认为“刘歆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种是‘文学（相当于人文学术），后三种是‘方术（相当于技术）”。由此可见，汉代人对学科的划分也并没有达到如张少康所说的那么高的程度。

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是汉赋与汉乐府，这两种文体与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不同，后人一般认为这两种文体是纯粹的文学文体。《汉志》恰好把这两种文体收入了《诗赋略》，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汉志》好像表现了汉代文学观念的独立。然而，笔者认为，班固将乐府、赋独立为类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性，而是因为它们对《诗经》在政教功能上的传承。《诗经》虽是一部纯文学的诗歌总集，但当时人们却并没有把它作为纯文学来看，而是把它当作人们立身行事、言语动作的准则，如同孔子对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汉人将《三百篇》当作“谏书”而免祸更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汉代对文体政教功能的过分强调，也使得汉赋在发展中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换取政教功能的实现。同时，这也违背了“诗赋不必寓教训”，以及袁行霈所提出的“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地追求”准则。如班固在《诗赋略》大序中所言：“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并且，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学的自觉更是被经学的发展阻断，无论是赋的创作还是批评，都被衡之以儒家诗教，一切创作与评论都是从对“经”的思想的发扬着眼，这使得文学的自觉又被往后推延。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汉志》虽将诗、赋与诸子类的书籍分别著录，但这只是表现了当时图书存在的现状，如同诸子典籍虽与六艺分别著录，但班固却认为诸子乃“六艺之支与流裔”一样，歌诗与赋也被认为是《诗经》之流裔。《诗赋略》之成立，乃是由于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含韵之文，它们在功能上与《六艺略》之《诗经》相承，可以被统治者用来进行政治教化，而不是由于班固认识到了它们的文学特性而将其归为一类，因此，《汉志·诗赋略》也并不是文学类目。

笔者认为，“汉代文学自觉说”虽然不能作为对汉代文学整体风貌的一个概括，但是以它为角度来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文学思想时可以了解到：虽然汉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但是从《汉志·诗赋略》的内容还是可以看到时人关于辞赋的认识和评价，这对从整体上评价汉赋的文学价值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J].文史哲，1988（5）.

[4]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5（2）.

[5]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A].北京大学学报，1996（2）.

[6]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8]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1986.

[9]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百衲本二十五史，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