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罗曼斯与行动的“视界”

罗娜

摘要：本文从叙事伦理、叙事手法和时代症候三个角度，以《日瓦戈医生》中艺术创造的独特手法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试图挖掘小说中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与主题之间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自由伦理叙事;个人话语;诗性空间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日瓦戈医生》由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偏差”，被当局视为苏联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异端”，直到1982年得以正名。当以历史的后见之名来审视这部作品时，可以发现帕斯捷尔纳克无意于替任何政治立场发声，而我们则需要重新进入文本，挖掘它的文学价值。那么，作者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书写这个“视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视界”？又是如何在他的“视界”中彰显其时代症候呢？

一、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

昆德拉认为小说的本质是反专制主义的，“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与相对性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小说的精神苟同”（1）。他告诫读者，不可对他小说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识形态的解释，真正的小说都要表明事情背后的复杂性，因此，他将建立在唯一真理观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对此，刘小枫主张昆德拉所谓“小说精神”是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精神论的复述，他提出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是现代性伦理中的一种伦理，此外，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但前者是“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2）。可以说，《日瓦戈医生》的“异”最大在于它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学中其他作品中以革命战争为历史背景，号召个体投入革命，投身历史洪流，做时代的弄潮儿的主旋律是相反的，这种巨大的差别，根植于小说鲜明的自由伦理叙事。

小说开篇，以无所不知的全能视角讲述了主人公日瓦戈（尤拉）母亲的葬礼，此后，他在舅舅（尼古拉耶维奇）身边长大。尼古拉耶维奇担任过神职，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他不停地追求新思想，渴求新观念。在尤拉的眼中，舅舅是个像妈妈一样崇尚自由的人，无疑，他对尤拉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想生活自己的信仰”的个体的我思成了作者笔下的日瓦戈的一生所求。相对于那些投入革命的时代英雄，成年后的日瓦戈是一个极力想逃离战争、避开革命的个体。他不具革命的雄心壮志，没有敏锐的政治觉悟，但他并不懦弱，拥有思考和写作的力量和独创性，热爱生活，对世界保持好奇心。他注重实践，选择了医学作为职业，以求贡献于社会。在作者笔下，从主人公的出身背景、成长轨迹到政治选择，都赋予了主人公在小说的“视界”中作为叙述者的充分而自由的条件。

个体作为叙述者，“我”的主观表达呈现了“我”的世界，当个体的观念遇上经验，革命历史的主旋律在这里被降噪。卡夫卡谈到战争与个人说道，“战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悲惨状况同属一股恶水，这是一场洪水，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生的救护设施倒塌了。历史事件不再是由个人，而是由群众承受着，个人被撞、被挤、被刮到一边去了。个人忍受着历史”（3）。在“林中战士”一章中，游击队队长利韦里深夜拦住即将睡觉的日瓦戈，极力劝说他需要增强社会活动机能，从而提高革命情绪，克服个人的忧郁。日瓦戈却反驳道，“我假定你们是明灯，是俄国的解放者，没有你们它便要陷入平贫困和愚昧的深渊，可我对你们还是不感兴趣”（4）。他厌恶利韦里的专横，面对生存疑难时，坚守个人价值判断的自由权利，渴求个人的世界，拒绝他欲的道德标准，崇尚自由选择的个人价值，强烈的不妥协之态，表明大众的普遍意向却也始终不能代替剩下那部分人的心迹。日瓦戈俨然对白卫军与游击队谁是谁非的问题没有兴趣，对待革命的冷漠，这一点使帕斯捷尔纳克饱受诟病，同时，这也正是作者摒弃非黑即白的历史标签，试图以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精神来捍卫脆弱的个体生命及其生存权利。

可见，作者描写的对象不是刻板的二元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具体可感的个体生命，他要解析的是日瓦戈复杂的心路历程。具体说来，小说没有过多着墨在俄国社会历史的画卷，仅仅用零散的、片段的话语交代关于俄国的三次战争，让人记忆深刻的并不是人物在战争中的经历，而是日瓦戈、拉拉、冬妮娅和安季波夫等人的命运写照、情感纠葛与家庭伦理。作者在个体的“喃喃叙事”基础上，肯定或确认了人生善恶的相对性和模糊性。他将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对其进行了个体叙事、个体伦理和个体视角的书写，突破了用革命束缚个体的人生的道德伦理，凸显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在矛盾的不可解决中恢复个体差异性的真相，使之获得个体的价值，呈现出模糊时代中清晰的个人。

二、失序的“外”与诗性的“内”

换句话说，《日瓦戈医生》更多的是在“模糊”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清晰的个体，这是一种内倾式的叙述转向，在我们行动与互动的世界进行内在的探索。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个行事严谨的医生，却有着诗人一般善感的心灵，擅长思考和写作，毋宁说，在某种意义上，日瓦戈就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映照。尽管现实是充满了躁动与无序的世界，但在作者的笔下，在日瓦戈的内心，却是一个诗性的空间。

在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世界，战争往往是只言片语式地陈述，而对生活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大量的感官描写，相对于动乱、充满着暴力、物资极其缺乏的城市空间，自然环境成了人物情感的载体。在帕斯捷尔纳克别样的俄罗斯记忆中，蕴含着一种生动的态度和诗意氛围的日常生活。作者借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以表达内心情感的语言来支配创作。这是一颗敏感、浸透着忧郁和梦想的俄罗斯心灵，有着拉赫马尼诺夫式的细腻与深沉，将人、景、情融为一体，“谐于里尔”，意味着生活经验不断变为美学经验。这种对自然空间的情感介入，创造了窥看人物、观察情节发展的機会，把自然天气的变化，周围事物的挪移以及个体意义焊接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介入”使得人物得以从城市、森林以及乡村的管辖中创造他们自己独有的空间和视阈。在外在环境中，人和周围世界是相互作用的，他就在世界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占用了外在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他在空间中的移动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并创造了属于人物内倾的含混的诗意“世界”。

正如日瓦戈在一站前线（梅留泽耶沃）鼓起勇气对拉拉倾诉爱慕之情，“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又说不尽的话，讲话的不单单是人。满天的繁星和树木也在娓娓交谈，夜间的花草探讨着这里，一幢幢的石砌房屋同样参加了集会。”（5）要开口讲话，要发出声音。此时，在有限的外在空间内，拉拉对于日瓦戈是如同圣母一般的存在，她召唤了主体情感宣泄的冲动，如此，外在空间不再是一个客观物质性的存在，而是接近一种主观的抽象场所，是神谕显灵的时刻。日瓦戈被压抑着的对生活的热爱，在布道的“儀式”中得到了言说，这是一种尽可能寻求逼近“诗性空间”的再现。

而后，当日瓦戈到达瓦雷金诺，如同鲁滨孙一般在荒野外开垦土地，依靠劳动，他在札记中记录下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的心情，得到了新生。当再次重返瓦雷金诺之时，他来到米库利钦的屋子，期望在书房窗前的书桌上，完成耐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他迫不及待在深夜投入写作，以个性的措辞来表达力量的精神状态。在日瓦戈笔下，也是作者笔下，个体是伟大的，文学以其自身的法则使得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

“烛光映照在屋顶，

投去手足交叉的影

那是结合一起的运命。”（6）

尽管他从未真实离开这个受宰制的社会环境，假装逃离无数暴风雪与狼群的黑夜。但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创作，记录了充沛的内在体验，由此构建起文学的“乌托邦”，开创了充满自主性的行动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个体对现实创造性的反抗。结尾处，他回到莫斯科，与家人、拉拉都失去了联系，孑然一人。他继续写作，痴人说梦，“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密……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骚动和喧嚣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7），至此，与他最先开始的诗作《哈姆雷特》相互呼应，这样一种回环的结构，让序幕也是尾声。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

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

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8）

这一切似乎看起来把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结合，所发生在门外失序的一切的总和在日瓦戈的诗行扩散，它是此刻，是将意识定格下来审视的当下。当意识的性质包含它被投入到未来中去，人生就是舞台，人的未来被自己的各种潜在性所决定，所有周围固定的、实质的东西，都把它们最直接和具体的性质延伸到未来中。人是还没有而可以有的一切的总和，在上帝安排好的命运下捕捉生活的偶然性（contingency）。正如日瓦戈在战争中对苦难的逃离，拉拉对科马罗夫斯基的逃离，最终还是脱不开命运的深渊。至此，小说人物的命运在日瓦戈“喃喃叙事”的诗性空间中得到了哲思式的回溯。

三、欲望与死亡的永生

如前所述，帕斯捷尔纳克透过日瓦戈的笔下预示了人生就是舞台，仿佛一切都早已安排，却又在戏剧冲突中捕捉生命个体的偶然性，正是若干个偶然，使得人物的命运相互碰撞。

日瓦戈与拉拉偶遇的前后，并没有强调严密的因果关系链，这种节点式的情节安插，省略了次要人物的情感发展，却将读者的目光都聚焦到日瓦戈和拉拉无意间共存此刻的凝视，在线性时间的叙事结构中强调了导致两者相遇巨大的偶然性与戏剧性。恰似拉拉对日瓦戈所说，日常的一切秩序都被摧毁了，欲望和孤独，使相似的灵魂靠近。他们不入当代（out of time），缺乏当代人身上最典型的东西——“嘴上虚假的狂热，做作的激情和极端的平庸、肤浅”。

若从日常的家庭伦理关系来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前后出现的关系往往是三元的：吉沙尔（拉拉的母亲）——科马罗夫斯基——拉拉，日瓦戈——冬妮娅——拉拉，拉拉——安季波夫——日瓦戈，拉拉——日瓦戈——科马罗夫斯基。人物之间强烈的欲望指引着彼此冲破日常的家庭伦理和道德束缚，也在叙事结构上打下了印记。自我正是欲望的首要编码机器，在已获得平衡的二元对立中，倾向于寻找第三项，即那个未能被既有的二元结构容纳的东西，这种自我产生的欲望是生产性的、积极的、主动的，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颠覆性，正是这样的欲望机制使得个体的生命血肉愈发膨胀，在灵魂冲突中寻找裂痕，凸显主体间性的矛盾，再次呈现自由个体鲜明的主体性。

既然这种意识的欲望机制是生产性的、主动的，具有血肉与生命力，那么它与肉体的死亡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年轻的尤拉安慰病重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冬妮娅的母亲）曾谈过自己作为学过自然科学的人对死亡、意识和复活的看法，认为复活是用来安慰弱者的最简陋的形态，但生命永远充塞着宇宙，在无数的相互结合和转换中复活。在这个意义上，欲望一方面是内在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对外的投射，指引着生产性的行动。真正伟大的艺术总是被不懈地探索死亡和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两种东西所占据，新生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无限的死就是永恒的生。日瓦戈对死亡即是重生的认识，来源于他对生活本质的信念与艺术的不懈追求。

当斯特列利尼科夫逃亡到瓦雷金诺，与日瓦戈相遇之时，不同政治阶层的敌意，在对拉拉的共同爱恋与仰慕中得到消解。前者对革命的狂热，究其本质是对权力和荣誉的追逐，他错以为拉拉对他的爱是施舍，想凭借革命成为强者重新占有拉拉的心，这是一种镜像错置的情感。当狂热在清洗运动中幻灭，他开始对反思战争、反思自我。对拉拉和孩子的愧疚折磨着他，他为自己犯下的罪恶与疯狂感到痛苦和绝望，走向自我毁灭。“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9）同样是“花楸果”，曾作为日瓦戈从林中游击队逃走的掩护，标志着日瓦戈走向“以我愿生活”的自由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此刻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也不再是“斯特列利尼科夫”（俄语中“斯特列利尼科夫”代表着“射击、枪杀”的意思）（10），再次出现的“花楸果”作为意义标志物，暗示了他以一个时代行动者的姿态完成了自我对革命的殉葬，被革命潜抑的灵魂在肉体的死亡下走向了永生的自由。

疾病使日瓦戈结束了短暂的生命旅程，他的棺材周围铺满了鲜花。植物意象与死亡勾联，“人死后其生命将延续下去，死者的灵魂将栖息开放在墓地上的鲜花中。”（11）他成为了墓地的园丁，是从棺材走出的耶稣，而耶稣的死是走向复活的必需，预示着新生凝聚生命之谜。日瓦戈的诗作最后一节再次呼应了小说结局。

“我虽死去，

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

仿佛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12）

可以看出，以耶稣受难、复活的神话隐喻时代的巨大变迁，敢于肯定自己的个性和内心自由的权利，日瓦戈始终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的一生注定要走受难之路，而后以死亡完成了对政治的反讽，也许只有逃离生命本身，才能完成其毕生的逃逸。毋宁说，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人的永生问题的思考——人死后要复活，复活战胜死亡，即人的灵魂永生;也是他为诗人、作家对历史和国家一份深刻的自省与宣誓——渴求对艺术和生活的纯粹倾向，真正的艺术终将会迎来时代的光明。

四、结语

综上所述，帕斯捷尔纳克以鲜明的自由伦理叙事书写了历史洪流中放大的个体，在这个放大的个体“视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诗性的内在空间，在内与外的裂缝中彰显了欲望与死亡的时代症候。从历史——个人生活的经验上升到美的哲学，作者勘测知识分子的生命维度，将个体经验作为艺术世界的基础，捍卫了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的权利。卡夫卡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谈到，“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让周围制造一团批评话语的尘雾会，却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13）。《日瓦戈医生》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凭借着自身巨大的自由伦理精神，在褒贬不一的时代话语中不断新生。

注释：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9：150.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9：150.

ibid，1999：152.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32.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41.

ibid，2007：516.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68.

ibid，2007：494.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46.

孙磊.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个体”叙事——《日瓦戈医生》的叙事伦理刍议[J].当代外国文学，2015，36（1）：112-120.

桑·別特丽尼亚，路茜：伊文斯卡娅谈《日瓦戈医生》续集[J].苏联文学联刊（04）：69-70.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535.

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5.

参考文献：

[1]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9.

[3]桑·别特丽尼亚，路茜：伊文斯卡娅谈《日瓦戈医生》续集[J].苏联文学联刊（04）：69-70.

[4]孙磊.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个体”叙事——《日瓦戈医生》的叙事伦理刍议[J].当代外国文学，2015，36（1）：112-120.

[5]卡尔维诺.为什么要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