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汉代市肆图略说

魏崴

汉代，随着政治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商贸也日渐繁荣，全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如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等，其他中小城镇更数不胜数。与商贸繁荣相应的是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市”。“市”不仅见诸文字，而且形于图像。四川出土的画像砖上就有精彩的市肆图，既有总貌，又有放大的局部，对肆的刻画有的还相当细致生动，为我们了解四川汉代的经济状况、市肆交易提供了重要材料。

蜀地处西南，考古发现了三星堆、金沙、船棺葬等古蜀人的遗迹、遗址、遗物，但蜀之重要城市——成都建城的历史有史籍可查的还是在秦灭蜀后，张仪修建成都城开始，《华阳国志·蜀志》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1]。”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刘逵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2]少城为县治，城内官署等设置均以长安城为范本，修建了各种官府衙门、宅第。秦灭蜀后，将秦民万户移居蜀地，与蜀人杂居，因此各行各业之人皆有之。为方便商贾，又在少城内修建了市场，安置商贾物货。可以看出，秦代时，成都城内的“市”就已有市官即长、丞来管理了，汉承秦制，因此成都“市”的设置及管理一直是延续存在的。并且到汉代时，大一统的国家为商品物流交易提供了更方便、更广大的空间，西漢时期关中长安等地与南面巴蜀之地的商品贸易往来已很常见。《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虽说汉初有重农抑商之举，但无关隘阻隔的交通对商贸物资的往来肯定是方便不少，而且有汉一代，并未对商人征收关税，也是促进商贸发展的一大原因。《史记·货殖列传》还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扈、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焚，焚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4]，此时成都虽尚未在商业大都会之列，但从长安与西南的交易往来足可证明成都当时的繁华，只是被史家掩映在长安的光芒之中了。考古发现在新疆也有蜀锦出土，如著名的“五星出东方”锦，蜀向北、西北方的交易可见一斑;南面，蜀与身毒等国的交往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如蜀布、邛杖之发现。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史记·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焚以集之”[5]，之后，蜀更成为大汉与西南的商贸中枢，近年来在云南出土了汉代蜀郡生产的铁锸。东向，借助长江水道之便利进行贸易往来，马王堆汉墓即出土了蜀地生产的漆器，三国时期的安徽马鞍山朱然墓中也出土了蜀地生产的漆器。而蜀锦更是远销东南，如《太平御览》卷815布帛部引山谦之《丹阳记》中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6]。

伴随商贸物流的发展，市集也日益成熟。汉代，除了那种时聚时散、场地不固定、规模较小的日中为市的小市、乡村的草市外，还设立了不少更大规模的“市”，或还有了各种专业的市场，管理也更规范，发展成为有专人管理，有专门场所，有专门制度的区域所在。一城之中不惟一市，商业区与居住区分别而立，不得混杂，居住区为“里”，商业区为“市”。里、市均各修墙以围合，每面墙有一门以供出入，别处不得另破墙开门。市官之设，《汉书·食货志》说，王莽时，“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7]。成都“市”官的设置一直到东汉建武十八年才罢。《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市官本有长，建武十八年省”[8]，此时成都之名终于位列全国大都会之列。

四川出土画像砖的地区多在成都及其附近地方，本文涉及的市肆画像砖的发现地域，就分属当时的广汉郡和蜀郡等，皆是经济较为发达富庶之地。蜀郡在西汉时有属县十五：成都、郫、繁、广都、临邛、江原、青衣等，以人口数据来说，到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成都一县户口约7.6万余，仅次于长安。距汉不远之晋人左思在其《蜀都赋》中对成都的繁荣有详细瑰丽的刻画，“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檀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阂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9]。成都城之少城滨江临水，水路转运便利，逐渐地少城的西南部就成了物资集中之地，因此在少城西南建立了南市。“少城南部，本为商业区，其后发展至城外郫江之南，故城门日市桥门，桥日市桥。桥南为南市，在少城西南。因此间有二江流抱，交通便利，且原为商业互市之区，货物散集之所。开辟西南后，商业繁荣，人口增加，因而渐向城外西南二江之间发展成为南市，与外江两岸之锦官城、车官城隔江相望。南市区域在市桥之南，即今西较场一带，或更西至青羊宫。”[10]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等处出土了许多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戳印的漆器制品。汉初，成都的漆器可能是由市官来监造的，后来才改为由工官监造生产的。

这些富庶之地的画像砖墓墓主本身就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或家赀丰厚的人，出土的市肆画像砖呈现的应是当时的繁华，市肆画像砖表现的是有一定规模和管理人员的市肆。笔者将四川出土的市井图分为以下三种：一种是市肆全景及局部区域图，一种是市楼图，还有一种是店肆图。

总之，汉代的四川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口与财富的迅速增长，带来了长期的商貿繁荣，商贸的背后则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作为商品交易的场所，“市”在汉代的规模、布局、管理更加完善。四川出土的汉代市肆画像砖是当时市肆活动的一个缩影，是很好的、很重要的图像资料。在画像砖上我们不仅能直观地看到当时在蜀郡、广汉郡等地的“市”的名称、布局，还能了解到市楼的位置和基本格局，更可以透过酒肆图看到“市”中商家店肆的细节之处。其主要特征是：以四面墙围合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四周设门以供出入，中心是作为管理者使用的市楼，楼上悬鼓一面，用于开市和闭市。围绕着市楼，又以通道（隧）和列肆将区内划分成几大块，用于各种不同的商品交易。有的列肆后还有储存货物的货栈。画像砖图呈现给我们的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讨价还价，买卖兴隆，管理有方，井然有序。

[1]（晋）常璩：《华阳国志》，第196页，巴蜀书社，1984年。

[2]（南朝梁）萧统编，李善注《六臣注文选》，第96页，中华书局，1987年。

[3]（汉）司马迁：《史记》，第32613262页，中华书局，1982年。

[4]同[3]。

[5]同[3]，第1421页，见《史记·平准书》。

[6]（宋）李防：《太平御览》，第3624页，中华书局，1960年。

[7]（汉）班固：《汉书》，第173页，中华书局，2007年。

[8]同[1]，第252页。

[9]同[2]

[10]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第22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

[11]同[2]，第26页。

[12]同[2]，第26页。

[13]（晋）崔豹：《古今注》，第6页，中华书局，1985年。

[14]同[6]，第924页。

[15]同[13]。

[16]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17]同[1]，第185页。

[18]同[3]，第3000-3001页，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9]徐鹏章《成都凤凰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