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声音

张智勇

摘要：作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领军人物，萧红以其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等闻名于世。而其于1938—1939年间在重庆连续创作的一组短篇，即后来以《旷野的呼喊》为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却历来为学界所忽视。鉴于此，以该小说集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其对抗战题材的特殊处理，对小人物心声的体察，以及对常与变下世态人心的展现，进而论证其在萧红创作史上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萧红;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2-0117-04

1938年9月，萧红离开武汉到达重庆。“萧红到了重庆后又恢复到她离沪至日本前一两年时多产的写作状态。她这段时间总共完成了六个短篇，后来出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即小说集《曠野的呼喊》。该书在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署名萧红。包括《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逃难》共七部短篇小说。1946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再版时，删去《黄河》一篇。然而该小说集自问世起就未曾享受过萧红其他作品那样的热度，无论是普通读者、评论家，还是文学史家，似乎均对其颇为冷淡。而以该小说集或其中的某篇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更是寥寥可数。鉴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专门论述该集，对该集中所体现出的对抗战题材的特殊处理，对小人物心声的体察，以及对常与变下世态人心的展现等几个方面予以关注，进而论证该集在萧红整个创作历史上的独特之处。

一、从“战争”到“个人”的焦点转移——对抗战题材的别样处理

这组作品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作者对抗战题材的独特处理，使其成为抗战初期“国防文学”中有别于大多数富有宣传性和战斗性作品的一朵“奇葩”。

一方面，这几篇作品（因《黄河》在1946年版中被删去，故在本文中不再讨论）无一例外都和抗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具有“抗战文学”所强调的宣传性因素。《朦胧的期待》讲的是女佣人李妈送恋人金立之上前线的故事，作者借即将奔赴前线的金立之之口，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次，我们打仗全是为了国家，连长说，宁做战死鬼，勿做亡国奴，我们为了妻子，家庭，儿女，我们必须抗战到底……”《旷野的呼喊》则讲述了身为儿子的年轻人，借着帮日本人修铁路的机会，瞒着父母破坏日军铁路线的故事。《莲花池》则更是直接表现了位于沦陷区的祖孙两人在日本人压迫下双双殒命的过程，读后不免令人激愤。《孩子的讲演》说的是一个抗战服务团中九岁小团员的故事，他有关抗战的缺乏逻辑却又朴实的“讲演”让人动容：“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以上四篇作品都直接表现了侵略或反抗的主题和题材。另外两篇作品《逃难》和《山下》对于抗战这一话题虽不像上述作品般直接触及，但同样以抗战作为背景。不难发现，以上摘引的片段与当时一些带有鼓动色彩的抗战宣传作品类似，明显具有“抗战文学”的特点。从这个角度上说，这部小说集属于“抗战文学”和“国防文学”的一部分。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进行文本细读后不难发现，这些所有的抗战因子都只是故事的背景而并非故事本身。因此，如果换一个角度，上述的一系列故事似乎用如下表述更为恰当：《朦胧的期待》讲的是李妈得知恋人即将奔赴前线时的心理变化;《旷野的呼喊》则表现了陈公公老两口因为儿子离家而又返家，以及儿子参与抗日与否等线索所引起的心态转变;《莲花池》则塑造了一个幻想着凭借自己能力养活小孙子的老人形象，老人为这唯一的愿望不惜与日本人合作充当汉奸，但这一并不过分的愿望最终仍因日本人而破灭;《孩子的讲演》展现了一个抗战服务团小团员在做一个关于抗战的演讲前后的心态变化;《山下》呈现的则是大后方，一对小镇母女的平静生活被前来逃难的“下江人”所打破的过程。由此可见，“抗战”这一题材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成为了一个个被讲述故事的幕布。作者的关注点不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背景下受战争影响，而又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普通人的命运，如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军属对亲人的不舍和惦念，后勤人员的付出，大后方人民因为战争而受到的间接影响等等。作者以代入而非旁观的态度去对待笔下的这些芸芸众生：“她带着自身强烈的生命体验走向战争中的边缘人物，关注人的命运，同情人的遭遇，从中发掘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直达人类生存的某些本质。”战争不再是直接被讲述的对象，而成为了体察人心，检验人性最有效的工具。作者一方面借助这些故事的抗战背景表达了渴望人民反抗侵略的希冀，另一方面则始终没有把抗战作为想要表述的核心母题。于是，上述的那些口号性宣传因其融入了普通人的生命历程，而不再成为单纯的宣传话语，使得读者在阅读后会自然接受而不觉丝毫的矫揉造作。

因此，《旷野的呼喊》这一问世于抗战全面爆发时期的小说集无疑是“国防文学”中的一股“异流”，它既是“国防文学”的一部分，又与同时期那些热心于抗战宣传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其扩展抗战题材的尝试，以及将聚焦点由战争转向个人的创作个性，在仍然处于抗战初期的当时来说，难能而又可贵。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更加注重它的独特之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从这点来看，萧红抗战题材的小说尽管没有恢宏的战斗场面，没有‘宣传民众、鼓动民众、教育民众，把他们训练成全民长久抗战的战斗员的积极意义，或许还显得悲观消极了一些。然而，相对热闹而贫瘠的抗战文学，萧红的小说可能更有人情味，更富超越性与永久性。”

二、小人物的挣扎与心声——对“五四”式启蒙的反思

根据上文可以看出，对于萧红来说，抗战更多的时候只是叙述背景，而不是核心母题。那么萧红想表现的母题又是什么呢？

首先，作者向读者展现了小人物们战前的普通生活。最为明显的就是《莲花池》和《山下》。《莲花池》前1/3篇幅都是在诉说小豆和爷爷祖孙二人的战前生活。小豆身世悲惨，从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爷爷为了养活他不惜去做为人所不齿的盗墓贼。而因为身材瘦弱怕被邻家孩子欺负，小豆极少走出房门，那不大的房间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屋外的莲花池玩耍，然而即便如此小的奢求，也只有在睡梦中才能实现。爷爷因为昼伏夜出的工作属性，没有太多的时问陪小豆，也始终没有满足小豆去屋外看莲花池的愿望。对祖孙二人来说，生活就是这样单调、寂寞，却又令人知足：爷爷唯一的愿望就是养活小豆，而小豆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爷爷陪在自己的身边。因此，祖孙俩的战前生活一面是凄凉的，一面又是宁静而幸福的。至于《山下》则是一篇典型的沈从文式的小说。林姑娘和母亲林婆婆生活在大后方一个沿江的小镇上，生活孤苦，吃的是没有任何调料的麦粑，住的是没有窗户的黑屋子。但恶劣的物质环境并没有影响母女的心境，林姑娘无时无刻不处于J喻悦之中：“她洗衣裳时不用肥皂，也不用四川土产的皂荚。她就和玩似的把衣裳放在水里而后用手牵着一个角，仿佛在牵着一条活的东西似的，从左边游到右边，又从右边游到左边，母亲选了顶容易洗的东西才叫她到河边来洗，所以她很悠闲。”因而，在小说的前半段，常常与主人公林姑娘相伴的字眼是“悠闲”“快活”和“好玩”，作者更是直接说明，“林姑娘和她母亲的生活，安闲，平静，简单。”在这种叙述中，读者感受到的非但不是她们的困苦，反而是一丝平淡而又绵长的宁静与幸福。通过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关注的就是这些小人物平淡的日常生活，尽管这种常态不是永恒的，但也足可以看出萧红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态度。正如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向妻子所坦露的：“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除了展现日常生活，该集还有意识地让这些小人物们发出呼喊，表达他们的希望与心声，正如集名“旷野的呼喊”所暗示的那样。《朦胧的期待》中女佣李妈没能赶上与即将奔赴战场的恋人的最后一次约会，但在结尾处却以李妈的思想和梦境写出这个25岁女性的心声和希望：“把我的工钱都留着将来安排我们的家”，“夜里他梦见金立之从前线上回来了。‘我回来安家来了，从今我们一切都好了。他打胜了。”李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妇女，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爱人和一个家庭。几年前，她希望在一个年轻红军身上实现愿望，但他因为当兵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而现在，金立之成为了她新的希冀。《莲花池》中，爷爷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让孙子饿死，为此，他不惜去做盗墓贼，去当汉奸。尽管这种行为不符合抗战的宣传，但这种血浓于水的祖孙情谊却无法不令读者动容。而小豆的愿望则更让人唏嘘，想看看屋旁的莲花池竞也成了梦里才能实现的奢望。《旷野的呼喊》中，陈公公祈盼儿子能够平安，因而他尽管也十分痛恨日本人，但出于兒子的安全考虑，只希望他娶个媳妇回家安稳度日。因此，他在得知儿子没有参加抗日义勇队而是在为日本人修铁路时，没有一丝亡国奴的羞愧和悲愤，反而言行之间充满了骄傲和自豪。这不是势利，而是一个父亲真实的心声。通过这组作品，萧红让我们听到了这些底层小人物最真切的呼喊，也感受到了他们最为低级的人生愿望。这些人没有被不齿，反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普遍而又永恒的人性。同时，小说中对那些道德水平线以下，比如对抗战持消极甚至是妥协态度的人物，也没有完全予以批判和轻视，读者阅读时也不免对其心生同情。如《旷野的呼喊》中因担心儿子安全而不愿儿子抗日的陈公公，又如《莲花池》中为了养活孙子而充当汉奸的爷爷。这些人在抗战面前没有了是非，但又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的形象。作者写作时的代入感使得自己无法再如一个旁观者那样，全凭理智去处理和评价笔下的这些小人物。

每当提及萧红，都让人想起她在作品中表达的对国民性的批判，《生死场》如此，《马伯乐》如此，《呼兰河传》亦是如此。然而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小说集《旷野的呼喊》在萧红所有创作中的价值正在于，不再完全以五四式的启蒙眼光去对待笔下的芸芸众生。正如萧红自己曾经向朋友所说的那样，“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受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种说法和上文引用的沈从文的观点不谋而合，是对五四传统中自上而下的启蒙视角的反思。

三、对常与变下的世态人心的展现

说起常与变，每每会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的《长河》。实际上，萧红这组短篇小说同样为读者展示了常与变下的世态人心，关于“常态”，上文已经谈过，此处则集中探讨作者笔下的小人物在面对“巨变”时的何去何从。

这次不妨从《山下》说起。这篇不足30页的短篇，足可跻身于萧红第一流的作品之中。小说的起始完全是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林姑娘和母亲林婆婆过着安闲、平淡而简单的生活。林姑娘作为11岁的孩子，原本无忧无虑，虽然生活清贫，即使是一根红头绳都不易得，却单独地接受了母亲全部的爱。“母亲嘴里的呼唤，从来不呼唤另外的名字，一开口就是林姑娘，再一开口又是林姑娘”，“林姑娘是非常乖的孩子，母亲爱她，她也爱母亲。是凡母亲招呼她时，她没有不听从的。”然而如此和谐的生活画面被突如其来的“下江人”打破了。这些因为逃难而来到重庆及其附近乡镇的外地人在当地人眼里是奇特的存在：“传说那下江人和他们不同，吃得好，穿得暖，钱多得很”“若是用佣人，无缘无故的，就赏钱，三角五角的。一块八角的，都不算什么”“下江人，这就是下江人哪……”小说的叙述同林家母女二人的生活一样，因为“下江人”的到来发生了急剧性的转变。在开篇用了较大篇幅叙述二人宁静而又贫苦的生活之后，话锋突转，“但这都是十天以前的事了，现在林姑娘晚饭和中饭，吃的都是白米饭，肉丝炒榨菜，鸡丝豌豆汤”“这是多么幸福的生活，林姑娘和母亲不但没有吃过这样的饭，就连见也不长见过。”从而引出了生活发生转变的原因：林姑娘去给下江人帮忙做一些琐碎的零活，每个月有四块钱的报酬，并且三餐吃的都是雇主几乎没怎么动过的饭菜。然而正因如此，林姑娘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而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先是林姑娘因为帮工赚钱养家，而开始有些骄傲了，因为“在她一群小伙伴中，只有她一个月可以拿到四块钱。连母亲也是吃她的饭”继而，林姑娘受到了小伙伴们的妒忌，彼此不再友善互助，即便是对那些仍然愿意跟随自己的玩伴，林姑娘也时常报以嫌弃和轻视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她不再重视母亲的话了，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了一家之主。“总之林姑娘的家常生活，没有几天都变了，在邻居们之中，她高贵了不知多少倍。”然而，没过多久，又一次变化发生了：雇主因为请了厨子在自家做饭，不再需要林姑娘一日为他们送三餐，因为工作量的削减，也自然把她的工钱从四元减到了二元。此时林姑娘心中当然不乐，但面临更大考验的还是母亲林婆婆。尽管她知道工钱的削减是合理的，也知道一个11岁的女孩子，每月能赚到两块钱已是幸事。然而她终究还是放不下被减掉的两元钱，在内心纠结和斗争了许久后，在邻居们的怂恿下，林婆婆瞒着女儿去和雇主谈判。在林婆婆毫不让步的情况下，谈判破裂，主人最终决定辞退林姑娘。这也就是故事的第三个变化，而这时，对于林姑娘的考验来了。她先是吃惊，继而生了一场大病。愈后，林姑娘完全变了一个人，失掉了她以前那儿童独有的天真和烂漫：“病后她完全像个大姑娘了。担着担子下河去担水，寂寞地走了一路。寂寞的去，寂寞的来。”文末，作者以一句“林姑娘变成小大人了，邻居们和她的妈妈都说她”收尾，对“变”这一元素进行了有意识的交代。小说用林姑娘被雇佣，被削减工资，被辞退这三个连续的变化做线索，把林氏母女身上的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如何，林姑娘是变了，并且变得不可逆转，告别了从前的自己。我们无法证明孰是孰非，只能说，在变化面前，人性是经不起检验的，或者说，面对“变化”的态度也是生命成长中的一部分。在这些变化中，作者让读者感受到了由严肃而又无法把握的生命所带来的淡淡的悲伤。

除了《山下》，集子中其他几篇作品同样是以“变化”作为线索的。《朦胧的期待》展现的是李妈得知恋人要上前线后发生的心态变化;《旷野的呼喊》则表现了陈公公老两口因为儿子离家而又返家，以及儿子参加抗日与否等线索所引起的心态转变;《孩子的讲演》展现了一个小孩子在做一个关于抗战的演讲前后的心态变化……

以上可以看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用“变化”来充当人性的舞台和检验场。这些小人物们在种种变化面前的态度和情感的流露早已超出了作者的控制范围，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无法对这些在变化面前流露出的人性和感情品头论足，但仅仅是直观的感受就已经让人难以忘怀。因而，常与变下的世态人心的展示，无疑是《旷野的呼喊》这部短篇小说集所做的努力之一，也是萧红创作史上的特殊所在。

四、结束语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因早逝而没能留给读者太多作品。遗憾的是，在本就寥寥的作品中，仍然有一部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本文着重分析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不得不说，该集因以下几点使其在萧红的创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首先，该集对于抗战题材的处理，是萧红创作中的代表性示例。抗战不是作者要表现的全部，而是借以展现那些战争边缘人物的幕布。这种对战争本身不甚关注的战争书写，在抗日洪流下同时代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其次，对小人物日常生活和内心呼声的关注，使得作者在本集中流露出对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启蒙性思维的反思。最后，作者在该小说集中大量使用常与变的交替来考验那些最底层的人们，以此展现出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

鉴于以上所述，小说集《旷野的呼喊》实不应被学界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