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适婚男青年婚配困难问题亟需重视
——2019年春节回乡调研

□ 胡冠男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嫁娶，在农村是头等大事。但近几年农村适婚男青年婚配的难度骤增，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现象比比皆是，春节回乡走亲访友期间对此感受尤为深刻。

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淇塘村山头村小组，非贫困村。该村小组不到160户，约500人，就有36名30岁以上大龄男青年尚未成家，约5户中有1名大龄未婚男青年。周边村庄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罗坑村较山头村更为偏远，离村最近的公交站点都需步行一两个小时，整村经济状况较山头村差很多，总共20多户，几乎全体适龄男青年都存在择偶困难问题。

吉安市青原区的同学表弟为了相亲，春节前一周就赶回老家。同学表弟读了大学从农村出去，10来年间漂了五六个城市，而立之年了，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买房。在农村的适婚女青年看来，表弟没在城里站稳脚跟，最终还是要回农村的，所以这次回家相亲依旧希望渺茫。而且即使相亲成功，老家农村的彩礼已经涨到20万左右，此外还要求必须在城里买了房，甚至还要求买了车，这对于表弟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

很多人看到这种状况，将原因归结为长期的计划生育国策和重男轻女的思想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但我认为这一原因根本不足以造成农村适婚女青年数量近些年的断崖式下跌。事实是，目前城市的婚配状况恰恰和农村截然相反。城市中，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存在适婚女青年愁嫁现象。也有人将农村男青年择偶困难问题归结为经济原因，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更应该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

长期的城乡二元治理政策积累的后果，已经让农民“跳出农门、逃离农村”的信念深入骨髓。有些农民思想深处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农民低城里人一等。农家子弟在孩童时代听到的来自父辈们最励志的话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得在村里种地！”不仅仅是一些城里人看不起农民，连很多农民自己，也常因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感到自卑，即使自己离不开农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逃离农村，远离农业，改变农民身份。

农村女孩到了适婚年龄，要么出去上学，要么出去打工，而当今青年农民普遍外出打工的状况，打破了全国的地域限制，让男女青年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婚配。在这种“跳出农门、逃离农村”的信念下，没有几个女孩子愿意嫁到当地，只要长大了，就都离开了村里，都去了城市，大部分不愿意待在农村生活。

在我国传统的婚嫁观念里，女性婚配普遍能接受高配，但是男性娶了城市姑娘，就容易被称为“凤凰男”，认为是高攀了。这样的传统观念也让农村女青年可以外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而一个农民工小伙子要想在比较发达的打工地成家立业就非常困难。

如果任由农村男青年婚配困难的问题发展，农村光棍越来越多，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先是社会的治安将因此恶化。农村的光棍增多，性犯罪等潜在危险可能要由城市承担，因为光棍们主要在城市打工；其次，极其不利于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家，是乡村振兴中最稳固的基本单元，而婚姻，是家的起点。许多农二代不要说反哺父母，还不得不“剥削”父母来买房成家。几代人的全部积蓄源源不断输入到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繁荣了城市，吸干了农村。

我认为目前社会对这个问题关心还不够，还没有意识到其紧迫性和潜在的危险性。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在舆论宣传上重视、提升农民身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全面扭转现在的“轻农”思想必然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宜早不宜迟；其次要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各类资源，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能过度向城市倾斜，只有留住了乡村的人口，才能谈乡村振兴；再次，政府应该在农民工培训和婚姻撮合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现在农村的婚龄男女大部分都在城市打工，打工地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多关心他们的婚姻问题，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和相应的帮助，共同促成尽可能多的打工男女缔结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