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文艺思想探源

康杨达琦

摘要：黄药眠是我国当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理论体系由马克思本人的辩证唯物论文学观、法国文艺思想家丹纳“三因素”论的要旨、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共同架构而成。考证黄药眠如何巧妙地吸纳了三者理论的精华，对于求索黄药眠文艺思想体系的历史价值，具有探源性的意义。

关键词：黄药眠;文艺思想;马克思

黄药眠的文艺思想体系直接受马克思文艺观影响。马克思本人的文艺观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涉及文学主客体的问题上，他虽然坚持文学的本质是客观的，但是同样强调主体性在文学活动中不可抹杀的作用。相比于当时简单地将文学阐释为革命的传声筒，黄药眠接受了丹纳的“三因素论”，并在一定程度上站在民俗学和文化学的立场上，将民族历史、宗教传统等因素编织为文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以此来证明其“美是评价”的最终观点。此外，他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论述同样有所借鉴，这种借鉴表现在他一方面肯定了车氏的典型论，另一方面又升华了车氏略显抽象的价值论美学，最终形成黄氏别具一格的“美是评价”学说。

一、黄药眠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的接受

黄药眠将功利性的劳动实践作为美与艺术的发生与来源。在劳动实践积累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主观力量逐步提高，改造、鉴赏客观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审美现象的发生频率自然随之水涨船高，茹毛饮血的时代过去后，饱暖之忧大为缓解，自此，美与艺术在实用层面需求受到削弱，渐渐沦为以“习惯”为纽带的美学评价传统。具体来说，即黄氏文艺思想以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为骨架，填充以进步美学家们如丹纳、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理论为血肉，这才有了完整而独特的黄氏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价值论美学体系。

就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这一问题，马克思曾批判过费尔巴哈的美学观，马克思本人是认可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的积极作用的，恰恰是因为这种主观力量，人才得以将自己从纯粹的客观世界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而在实践中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黄药眠接受了经马克思修正后的美学观，肯定了主观能动性在文艺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笃定美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美的存在方式，因主观“立场”的差异而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在黄药眠看来是极具“此岸性”的，主观审美活动在投影了实践对象之后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渐变为一种审美评价。

在黄药眠文艺思想的创设年代，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气候虽然都颇为激进，然而他拒绝急功近利地加工出一套可以迅速流行的美学体系。他的文艺思想颇具辩证性，这种辩证性主要體现在他既同大多数主流美学家们一样，坚定地拥护唯物论美学、文学的思辨方式，又辩证地指出主体性是这种唯物论思辨过程中不可缺少重要角色。

就主客二者的辩证关系来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创性地阐释了“自然的人化”之命题。1957年，黄药眠写成《问答篇》，文中明确反对“文学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一命题，并将自然的人化命题运用到文艺理论的领域中。黄药眠对马克思的继承不单是在主客关系的角度上，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辩证的继承还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有机统一。就此而言，黄药眠是一个敏锐的理论阐释者，不仅因为他捕捉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本质论述，还在于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主客之间的阐述上来。这种宏大的阐述所需要的理论依托自然非同小可，因此他也并非一蹴而就;同年，黄药眠于北师大召开美学讲座，在其讲稿中（即《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更加清晰明确地指出文艺美学中自然的人化和自然的社会化的问题。在文学的主客观问题上，黄药眠再次搬出了马克思本人的原著，以此证明文学与艺术所描绘的内容，其实是纷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纷杂的社会关系则可以具体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至此，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黄药眠辩证地统一了艺术与审美活动中主客二者的关系，最终得出“美是评价”的结论。

二、黄药眠对丹纳“三因素论”的接受

黄药眠虽然辩证地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然而他并不满足于阐释文学和艺术的来源和发生。马克思本人并未系统地论述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影响因素，面对当时这种尚有待丰富的抽象理论，黄药眠补充以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观点，也就是著名的“三因素论”。黄药眠1949年著文《论风格的因素》中，虽然认为“泰奴”（即丹纳）的观点“过分夸大”，但仍旧具有批判接受的价值。此外，他1950年在《论美与艺术》中提及泰纳所主张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反对个人主义文学。除在字面上具体提及“泰奴”外，黄氏的文艺思想中，涉关文学的阶级性、主体性的问题也多提及诸如“民族传统”“历史发展”一类的字眼，这些组成部分皆为黄药眠美学、文艺思想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种接受也并非是断章取义式的，而是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融合与嫁接，且恰到好处地做到了让两种理论互为表里，并没有象当时僵化的美学风气那样，无论遇到什么美学上的问题，都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强硬地阐释一番便盖棺定论。

被黄药眠辩证继承了的“三因素论”，即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陈述的“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种族、环境与时代三个因素，并及其下属的诸多子范畴，全部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了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需要将文学艺术结合于历史的研究方法之中。丹纳所讲的“文化”一词较之现在的文化研究要简单得多，它仅仅作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传承、生活习惯以及历史记载和宗教习俗等相关文明印记的叠加。因此黄药眠对丹纳的吸收也必然是极具针对性的，比如说，黄药眠在谈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使用了民俗学与文化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他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援引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现象为例证。这种对比式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使他得以辩证思考当时文艺问题存在的弊益，另一方面又助他提出一套具有超时代性的文艺批评理论。总而言之，黄药眠虽然并未全盘接受丹纳的文艺思想，然而他从丹纳处借鉴而来的研究方法是当时的文艺、美学界所急需的。

三、黄药眠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念的接受

20世纪五十年代的本土文学、美学界，盛行着由苏联舶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故此文藝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讨论的重点，俄国进步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自然就成了研究黄药眠理论来源的重要所在。早在1950年，黄药眠的论文《论美与艺术》在论述艺术典型性的问题上，就曾表示过：“但他的基本看法，我们认为是对的。”在《论美与艺术》中，黄药眠认为“美就是典型”，这种能够代表美的典型恰如车氏所言，必须要在同类之中“出类拔萃”，此即作为典型的美的表现形式，也是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阶级情况下能够凸显成为美的实践基础。黄药眠之所以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主要的缘由即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论本就具备极高的唯物论素养，他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信誓旦旦地宣称：“美是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黄药眠在其著作——《论美与艺术》《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二文中，分别就典型问题、艺术与生活的问题明确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加之车氏作为苏联舶来理论家中极重要的一位，因此，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黄药眠对车氏的艺术论有较为精深的研究。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车氏《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能看到相当明显的价值论美学痕迹，要而言之，艺术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必然也要受到人类实践评价的检验，这是人类活动中通识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倘若将上文中多次提及的，以“美是评价”为核心的黄氏价值论美学与车氏价值论美学思想对比和求证，便不难看出黄药眠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价值论美学，也就是说，黄氏的价值论美学、文艺学思想，虽然不能说其发生决定于车氏，但很有可能是汲取了车氏价值论美学思想的养分，并直接受到了其影响。

总而言之，黄氏的文艺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其辩证性，这种辩证性虽然无法使得某一领域的学术建构突飞猛进，却能以其为起点，寻找到更多的文学研究出路。

参考文献：

[1]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