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死亡降临

郭伟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在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这样沉重地总结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前苏联最伟大的音乐家；这是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而这又是张意味深长的面孔，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都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

1936年的莫斯科，斯大林出席观看了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首演，但第一幕还没结束时便拂袖而去。

斯大林相信自己对文艺有着天然的洞察力，此时他正着手“改造艺术战线”：要求苏联文艺界的创作必须积极向上，乐观光明。显然，31岁的剧作者肖斯塔科维奇撞到了枪口上。不久，一篇题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批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对《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大加贬抑。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的文章背后是谁，风向就此转变，此前对该剧持赞赏态度的苏联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真理报》利爪下的新猎物口诛笔伐。转眼之间，音乐界的骄子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肖斯塔科维奇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他被吓住了。更糟的是那些昨日还对他赞不绝口的人们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愤怒中他对友人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被砍断，我还可以用牙齿咬住笔继续谱写音乐。”也就是这一年，苏联的大清洗步入了高潮，2000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死神的镰刀在每个人的头顶挥舞。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了说个笑话，你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还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用手捂住嘴笑。”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劫难逃，于是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收拾起一只手提箱，静静的呆在家中，等着某个夜晚被克格勃带走。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而44岁的元帅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一位是名导演，一位是著名的将领——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不受注意的人，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

在这样的境况中，肖斯塔科维奇学会了妥协。他时常问别人：“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会怎样？”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中，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被人像狗一样杀死，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他说：“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顺从是必须的

在贝多芬的青年时代，他的保护人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母亲，曾有一次为求他弹琴而下跪，他不但拒绝，甚至还在沙发上稳坐不动。后来他和亲王反目，临走时留下一张字条：“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被称为俄罗斯贝多芬的肖斯塔科维奇，却没有贝多芬那样的勇气。

他选择了屈服，公开做了检讨，并在以后遭受的历次批判中唯唯诺诺，无论给他什么声明都签字，给什么发言稿都照念。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作家余华这样描写肖斯塔科维奇：他的命运就像盾牌一样，似乎专门是为了对付打击而来。他在对待荣誉的时候似乎没心没肺，可是对待厄运他从不松懈。在此后四十五年的岁月里，面对一次又一次汹涌而来的批判，他都能身心投入到对自己的批判中去，他在批判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似乎比别人更乐意置自己于死地，令那些批判者无话可说，只能再给他一条悔过自新的生路。然而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悔过自新的时刻，一旦化险为夷他就重蹈复辙，似乎是好了伤疤立刻就忘了疼痛，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伤疤，他只是将颜料涂在自己身上，让虚构的累累伤痕维妙维肖，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比起作曲的才华毫不逊色，从而使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完成了命运赋于他的147首音乐作品。

斯大林没有将他投入监狱，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而言是种有益的装饰。“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肖斯塔科维奇说。一年后，作为赎罪，他完成了《第五交响乐》，并将它献给斯大林。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他被当局给予崇高的地位，成为苏联音乐的象征。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

作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肖斯塔科维奇多次见过斯大林，“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在斯大林命令下他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为新国歌谱曲。“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他，需要用多少时间？他想说5分钟，但怕会被认为过于草率，于是改口说5个小时。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我们就胜了……”

他人手中的工具是不能拥有自主意识的。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在会场上，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然后，一个随行的苏联官员当众问他：“你是否认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沉默片刻，他说：“是。”13年后，“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立刻来看望他。两人四目相对，却无话可说。好一会儿，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我不喜欢普契尼。你呢？”“我也不。”他回答。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结。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这种痛苦永难抚平。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

《第七交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

1941年到1944年，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声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在被围困的900天中，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60万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这部作品。

1942年3月5日，他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第七交响乐》的首演。5个月以后，乐谱被装入战斗机，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将它投入列宁格勒。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首次排练时只来了20个人，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仅经过一次15分钟的排练后，《第七交响乐》就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

《第七交响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斯大林将它定为反法西斯的颂歌。 1942年7月19日，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时代》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

但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肖斯塔科维奇自己也曾如此附和，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他推翻了这一说法：“《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帮助他隐藏了这个秘密，在他一生创作的15部交响乐中，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第五交响乐》。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回头看，只有尸骨成山

终其一生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国外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不管这人是萧伯纳还是罗曼·罗兰。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他说：“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回答了他的疑问：1936年6月，纪德应邀对苏联做了两个月的访问，回国后，他写出了游记《访苏归来》，对苏联的粉饰太平予以揭露。早一年访问过苏联的罗曼·罗兰猛烈攻击纪德，说他造谣诬陷。但在苏联解体后，已经死去多年的罗曼·罗兰本人的《莫斯科日记》问世了，他对苏联的看法与纪德一致……

1948年2月，苏共中央再一次对他进行了了严厉批评，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被认为含有“形式主义的危害”而未能公演，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除了傀儡般的代表官方例行露面外，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

1963年，他的《第十三交响乐》又被赫鲁晓夫压制了，因为在这首交响乐中他引用了一首猛烈抨击反犹太主义的诗。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同一年中，那部带给他无穷噩运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经修改后在莫斯科竟然得到上演，但名字被改为《卡杰琳娜·伊兹万洛娃》。1966年9月24日，在他60岁生日的前夕，他又被意外的授予蘇联的两项最高荣誉：“劳动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

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一个“从棺材里逃出去”的计划逐渐形成，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从而纠正那个“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讲述往事，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他通读了全书，并逐章签名确认，同意将书稿送西方出版，唯一条件是到他死后才能公之于世。

1975年9月，肖斯塔科维奇死于肺癌，葬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如他生前所料，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大卸八块。苏联宣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一切仿佛盖棺论定，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1976年，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几年后，回忆录面世，题名《见证》。

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往事已然如烟，生灵早已涂炭，回首前尘，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时常忍不住的喃喃叹息：“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