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原因及反思

张建芳

清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台湾，走上侵略扩张之路；50年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领土重回甲午战前本土。但是，甲午战争清朝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令国人和世界惊讶，人们不断思考、探索清国甲午战败原因。

政治腐败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成为亚洲第一。但清朝腐败阻碍海军继续发展。满汉矛盾、帝后两党之争、官僚之间的相互倾轧与斗争，严重威胁到海军的发展，无法全力准备对日战争。翁同龢与李鸿章一向矛盾很深，1891年推动朝廷两年内停止北洋、南洋海军购买军舰、枪炮拨款，既阻止向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海军拨款，又鼓吹对日开战；欲借北洋海军战败打击李鸿章权势。帝党与后党之争，那拉氏生活奢侈，动用朝廷和地方资源筹备六十大寿庆典，庆典和修建圆明园，花费白银1300多万两白银，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白银；再加上光绪皇帝大婚花费大批银两。朝廷不愿战爭也没有准备战争。1892年光绪帝下旨：大清国接下来两年主要任务就是祝寿；甚至在1894年11月7日，日军攻陷大连，朝廷连续3日专心搞那拉氏庆典。日本明治维新后，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大力发展海军，天皇每年捐款30万，官员拿出薪金10%用于海军建设。日本海军大力发展时期却是清朝海军建设停滞时期，到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海军在军舰舰龄、大口径火炮数量、军舰航速、大炮威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海军。北洋海军因经费问题，内部腐败，炮弹不足；供煤机构给劣质煤炭，也影响军舰在战场功能发挥。

当战场不断失败面临割地赔款境地时，朝廷、民间议论纷纷，光绪皇帝却说：“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他们的选择是：只要能保住他们的王朝、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宗庙社稷，割地赔款，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19世纪80年代，日本间谍福岛安正在中国侦查后说：“清国的一大致命弱点就是公然行贿受贿，这是万恶之源。……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之对手。”（1）曾有外国人说：“装备弹药用的经费被负责供应的官员私吞到口袋里去了，这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的外甥。”（2）

制度落后

洋务运动提倡“富国强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政治制度、传统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军事体制没有进行改革。李鸿章自豪地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3）。顽固派更是故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而妄自尊大，连“师夷之长技”也反对。清朝很多官员嘲笑日本明治维新一味仿效西方，破坏传统耗费大量国力。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全面进行改革，“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脱亚入欧”，“求知识与世界”。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仍带有专制色彩，建立内阁、帝国议会制度，废除武士特权，实行市民平等，尤其是学习德国军事体制，实行军国主义，推行近代教育。这使得与中国相比，日本改革更为全面、彻底，效果也更加明显。

清军虽然增加近代武器，但军队体制落后，没有建立近代国际先进的军事制度。北洋海军与日军海相比，差距很大，清陆军与日本陆军相比差距更大。军队上下、陆海军之间、海军之间、陆军之间分属不同地方和派系，难以协调一致。北洋海军在奋战，南洋水师旁观。两国武器先进性和标准化相比，清军也落后于日军。日本明治天皇是国家战争机构最高统帅，战争的决策由内阁、外务省、军部大本营负责，战时大本营协调各军事机构拥有军事上最高指挥权；而清朝11月2日设“督办军务处”，全权指挥对日作战，但重要战斗已结束。且海军衙门的重臣如奕谴、李鸿章、曾纪泽等都身兼数职。最高军事首脑名为光绪帝，大权操于慈禧太后之手，重大决定必须经过慈禧太后的 “懿旨”认可方能贯彻执行；李鸿章又授权有限，无法起到统一指挥全局的作用。清朝这种战争组织体制上的不顺，给战略战术决策、作战指挥等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整个战争过程中，清廷从上到下，从后方到前线，形同一盘散沙，混乱无绪。

清政府各方面落后的制度早已为甲午战败埋下了祸根。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信心十足地说 ：“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4）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劝丁汝昌书中指出甲午之败的大部分原因：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

清朝在战略战术方面失误。

日本长期、全面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动员都做了充分地准备（5）。1894年一方面推动东学党起义，一方面唆使清朝出兵，“引蛇出洞”，在战前就制定“速战速决”、“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等战略。北洋海军港内有军舰，岸上有炮台，日军难以取胜，将北洋海军引导海上，就便于日海军打击；而且打击北洋海军还是分步以更优势军力逐步完成打击、削弱；打败北洋海军后控制了黄海海权，就可水陆并进侵略清国战略要地。

清廷内部在 “和战” 问题上意见分歧，争吵不休。李鸿章抱着“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6）的幻想，寄希望外交调停。清朝既无充分的战前准备，又不能知彼知己，无法对日本的战略意图、狡诈阴谋作出正确判断，更无针锋相对的战略谋划；决策者仅凭有限的知识、经验和贫乏的情报资料作出决策，导致一系列误判，致使外交、军事处处失利，步步陷入日本蓄谋已久的圈套。

北洋海军没有积极海洋战略，只有近海防御，没有争夺制海权意识、战略。战前，清朝虽然制定“陆攻海守”战略，但陆军在朝鲜很快战败，海军在黄海战败。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指示丁汝昌采取“保船制敌”之策。北洋海军在日军集结、航渡、登陆过程中均未进行袭扰突击。清朝陆军将领缺乏指挥近代战争的知识和才能，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军队人数不足、陆上运输不畅、指挥失误、军心涣散、军队缺乏训练、战术战法不当、各自为战，临阵脱逃或不支援友军的情况屡见不鲜，海陆军之间难以协调作战，虽有很多官兵英勇抵抗，但日军很快侵占辽东半岛、威海卫军港。

长期以来，清朝上下对日本普遍抱着轻视的心理：认为不过是“弹丸之国”；日本在朝鲜半岛只不过搞搞小动作，只要处理得当，便可让对方知难而退。《申报》发文：战必胜！ 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倶可操纵自如。从日本的国内资源分析，认为不论人口，面积、经济、实力等，都无法与中国抗衡，“日本环地偏小人数无多，断断不能与中国相敌。

轻视、傲慢、无知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人的普遍心态，马克思在鸦片战争后指出，一个人口占人类1/3的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以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而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生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情报失误 战前日本就派遣多方面人员对清朝进行多层次、多地区的间谍活动，开战后对重点地区、清军动向尤其是北洋海军的动向更是搜集情报的重点。清朝对日军动向了解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战前日本政府将很长电文递交给清朝驻日大使，要求发往国内，日本就此可以侦测密码。中国军事调动的电报，仍用原来密码，因此被日本破译。

1893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一行数人以旅游观光为名到烟台、天津等战略要地进行考察，以此来窥探清政府的整体实力和备战情况。李鸿章等各级官员带领他们参观、考察很多军事机构，川上操六借此探知清政府战争准备不足，更加坚定了对清作战的决心。

日本情报人员石川伍一收买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棻，结识了李鸿章外甥张世珩，收买了天津电报局一名职员，7月从电报局、张世珩两方都得知清兵运兵船具体情报，立即报告给日海军，导致丰岛海战战败，高升号被击沉。

宗方小太郎探得北洋舰队开往朝鲜的准确日期，并将这一重要情报经上海报告给大本营，是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失败重要因素之一。

神尾光臣用金钱买通清朝军机处官员为自己提供机密情报；还用同样的方式成功收买了李鸿章的亲信，使李鸿章的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期间与国内联系密码也被日本破译。

国际局势 英国希望找到在遠东对抗俄罗斯的力量。日本向英政府表示：日清战后，立即缔结和约，以抵御俄国向南扩张；不损害英在华任何利益，于是日本发动战争得到了英国默许。英国在战争期间，让日本操纵英国媒体；阻扰清朝从英国、智利购买船只出口，而使日本顺利从英国购买商船。

李鸿章频频与俄国驻华公使联系，请求俄国调停中日冲突。俄国向日本施压，要求中日两国同时撤出朝鲜，并与俄国一起商谈朝鲜问题，照会日本政府：“如果日本在与中国同时撤退驻朝军队一事上故意阻碍，则它应负严重责任。”但俄国在英国施压下，战争准备不足，不愿大规模出兵干涉，对日本发动战争实行中立，德国也实行中立。

美国希望借日本之手破坏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削弱英俄等欧洲国家在东亚影响力的图谋，在日本利益均沾的欺骗下，先于他国表示中立，实则偏袒日本。

列强纷纷转向，李鸿章利用外交调停中日战争愿望落空，也延误了战争准备。在利用新闻媒体进行外交宣传方面，清朝也落后于日本。日本利用国际媒体，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曲解法律，欺骗国际社会，反使清国这个被侵略国被动、受辱。

李鸿章到达日本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迅速将日本要求赔偿3亿白银、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等苛刻条件告知各国，引起了俄、德、法等国的强烈反应。俄国认为割让辽东半岛威胁到了自己在远东利益，联合法德等国抵制，并争取清国利于俄中东铁路建设；法德也想通过帮助中国而取得一个不冻港的报酬，同意与俄共同干涉。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半岛，让清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

资本主义列强围绕远东利益之间矛盾，从中国获取利益作为列强之间竞争、合作、妥协的结果。

反思

为什么中国战败才知道清醒一点，和平时期呢？甲午战败后，中国人才承认西方和日本比起自己，有更优越的制度和更先进的知识。变法，自强，对传统的制度和社会进行根本的改变，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严复首次明确提出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拯救国家、挽救民族的理念，不主张盲目地取法日本。1949年以后中国呢？更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态中！只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全面、科学改革，才能真正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清朝光绪皇帝、那拉氏等权力者将自己权力、权威、地位置于国家、民族之上；只知有朝廷，没有国家；只有统治权力神圣，没有统治的知识、能力、道德，更没有良好的制度。1949年以后将党至于国家和民族之上，是否更突出？为什么中国权力者总是将自身权力、地位至于国家和民族之上，抵制、反对民主政治？

大清国腐败、清朝军队落后与腐败是导致甲午战败重要原因，1949年以后的中国呢？腐败何止百万、千万倍？美媒2014年评价中国军队：目前他们的最大危险和头号敌人是腐败；此外，士兵近40%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

甲午战争前清国大批官员与1949年以后的中共官员相比，知识、能力、道德，哪个与世界主流（恩格斯称为“无数平行四边形合力”）差距最小？哪个更狂妄自大？

甲午战前，那拉氏动用各方大批资金（包括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还留下物质财产，供国内外欣赏；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动用国家人、财、物不断建立党组织，政治学习，制造个人崇拜，到处粘贴中共权力者画像、标语……。两者相比，哪个更阻碍国家富强？如果不是联合国作用、不是冷战、不是1991年后引进苏联军事技术、不是二战后日本军事被压制，中国二战结束以后比甲午战争时期败得更快、更惨。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巨大灾难总是以巨大历史进步来补偿的。为什么中国，离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越来越远？总是在落后更落后、灾难更大灾难中循环？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