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蓝温蒂对《从文自传》的研究

肖智立

摘要：美国汉学家蓝温蒂对五四作家的自传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分析作家对“写作”的矛盾心态以及在写作中构建权威、自我认同的过程。蓝温蒂对《从文自传》中转化现象世界为文学自我的模式以及平静叙述背后隐含的深切悲哀有着独到的理解和分析，是对《从文自传》海外研究的有力补充。

关键词：海外汉学;蓝温蒂;《从文自传》

蓝温蒂（Wendy Ann Larson），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蓝温蒂的沈从文研究主要见诸于1985年的博士论文《20世纪早期中国作家的自传》以及1991年的《文学权威与中国作家：矛盾心理与自传》。本文拟对蓝温蒂的《从文自传》的研究作一介绍。

一、“五四”作家自传的源头与写作态度

蓝温蒂对现代自传的文言历史渊源进行了梳理，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开始，论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记传统;下自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作家在新旧交替时期自传写作原则的转变，将“自序，自述，自叙，传，自传”等第一人称写作的、清晰呈现作者生活的文字为研究的对象，以普实克《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理论指导，对“五四”作家的自传提出几个问题，如，自传是最主观，最私密，最个人的写作，那么自传的权威性何在？作者有没有可能企图根植于自己的主观意识，在客观世界里也有逃避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需要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自传里找寻西方传记的自省特征？

从忏悔、告白出发的西欧自传，其本质是自我省察，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回顾昨日之我，乃知自己之非。[1]（P3）中国文学中 “自我”与“自我省察”这两个概念是伴随现代思潮的出现而凸显的，在此之前，中国文学更重视“自我辩明”，强调自己的正确，“或是注重自己与世俗的对立，其座标是横切式的同一平面的展开。”[1]（P203）

蓝温蒂用相对的概念“印象式传统”与“旁证传统”来说明五四作家自传写作的两大特征。[2]（P3）“旁证”是以上下文的关联以及较多的社会意识为标准，而“印象式”倾向于仅在“文学”或“文本”模式里确认自我。作家们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如果希望与之前的作家取得一致或希望与传统语料取得认同的，自传可能会更多地具有印象式文本的特征;而那些想要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自传，则更多采用与社会意识联系更紧密的旁证传统。

对五四作家的自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之后，蓝温蒂发现他们普遍对“写作”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空前关注使得人们对社会活动或物质生产更感兴趣，而写作的消极之处在于，作为“文本的劳动”，它阻碍了作家们去参与到真实得社会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当作家们怀疑或贬低自己职业的时候，他们又倾向于以各种不同的理由给虚构写作以特殊的地位。在方法论上，蓝温蒂采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提出的辩证批评观点：孤立的社会群体以创作文学作品来清晰地表达其意识形态，在作品中通过“类似的结构”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富有想象力的解答。五四时期，由科举制和官方威望支撑起来的传统文学权威已经倒塌，在现代意识形态下，作家被迫通过创立新的权威来重新定义文学与自己的职业。

五四作家书写出来的自我形象要么是降格处理的，要么是夸大上升的。[2]（P5）在多大程度上能将自我与生活的真实以及写作的虚构分割开来，即把“自我”从“写作”与“对自我的认可”中分割开来，取决于不同作家的努力程度。

二、《从文自传》里“空虚”与死亡如影随行

具体到“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从文自传》，蓝温蒂发现沈从文一方面在文学的构思和事实的拉扯中挣扎，一方面用精细的文字描写身处的物质环境。蓝温蒂发现了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的“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心酸”[3]（P367）。蓝温蒂指出，那些沈从文整日里到处去看，到处去听，到处去闻的触觉和知觉的来源，大多与死亡有关，如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许多发声的、活着的事物下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与第一章一切皆生机勃勃、没有被死亡玷污的和谐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悄悄潜入的死亡之舞。牧歌或传奇只存在于“记忆”开始发挥功能之前的不确定的时间里，是永久的时间框架里自我的一部分。存在于作者记忆中能激发他梦想的“真正的过去”是活着的事物不停地被自身的否定（死亡）所威胁的过程。[2]（P172-173）

《预备兵的技术班》这一节里，好几个伙伴在前一段的叙述里还在翻筋斗，下一段叙述就是后来他们死于各种意外。尤为突出的是结尾处，三月底，技术班结束散操的时候“我还在一个菜园里摘了一大把桃花”，花影尚未在眼前消失，紧接着就写二姐的死，只有一小段文字，只说那美丽，骄傲，聪明，大胆，要好使强的二姐死了。在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对于二姐的死，已近耄耋之年的沈从文打开了记忆的阀门，加入了“我特别伤心，埋葬时，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过了快二十年从北京第一次返回家乡上坟时，想不到那株山桃树已成了两丈多高一株大树。”[4]《边城》新题记提到的与《从文自传》行伍经历同一时期的事件也是如此：“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過路，……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也正是这种忽然而至的死亡与萦绕不去的悲哀，即使远离故乡，它们也以“稀奇古怪的梦”的形式，在二十年以后仍然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作者的脑海里，“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3]（P261）

三、现象世界的转化与文学自我的确立

尽管沈从文从理智上反对把文学定义为在他的自我成长中起决定意义的因素，但物质/实际自我与文学自我之间的差异却在他的记叙中越来越完整地展现出来。沈从文一方面对“写作”（“文学的自我”）持抗拒态度，但一方面又用“一本大书和一本小书”的暗喻来指代他的写作与自我传播。1930年，“现代主义”甚嚣尘上，在许多作家对自我发现和激情表述非常着迷的时候，沈从文对郭沫若等人的自传作品表示并不认同：“中国或许不缺少产生同时代接近使社会健康这样的作者与作品，但一定不是上海作家，不是写恋爱故事的张资平，也不是写《瓶》写《我的幼年》的郭沫若”。[5] （P34）“同时代接近”是沈从文的写作方法，“使社会健康”是他孜孜以求的写作目标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解答。

蓝温蒂认为，沈从文的物质世界与文学世界之间存在的唯一联系方式是他对作品的完全认同，他一次次告诉读者，现实世界的场景已经转化在这篇或那篇散文之中，现实世界的人物也出现在这篇或那篇小说里面。[2]（P175）在换防路上看到的木头渡筏，十年后还极其鲜明地在他记忆里占据一个位置，直到变为《边城》里的渡河工具。在1949年《一个人的自白》里，沈从文还不忘提到初来北平，一个因买灯油而熟识的老人借给了他两百铜子，使他度过了年关。铭记这老人古道热肠的帮助，沈从文把他化作《边城》里的祖父，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的船，“凡是曾经在我作品中那只渡船上，稍稍歇过一回脚，把生命由彼到此的，都一定间接得到了一点助力。”[6]（P18）故乡人事出现在作品中，还可参见发表于1934年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5]（P206-210）或是《湘行散记—老伴》中提到的翠翠的原型。[7]（P291-297）

在《我所生长的地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理想状态下的传奇：人民勇敢而安分，且都敬神守法，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但从《辛亥革命的一课》与《清乡所见》开始，牧歌世界不再存在，行伍生涯开启了沈从文对世界这本“大书”的“被动审视”。蓝温蒂把这种视角与“看热闹”的被动视角联系起来，现象世界一方面在“看热闹”中内化为叙述者的视角，与此同时又具有否定叙述者主体地位的作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提到那愚蠢的杀戮时“常常听说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在沈从文平静的对于看热闹的描述中，他可能无意地降低了叙述者的主体地位，但也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不违背先前抗拒“写作”的决定，也避免了“作者的死亡”，尽管他的作品渗透了死亡的气息。[2]（P176-177）

蓝温蒂研究的重点是作家对“写作”本身的矛盾心态以及如何写作中构建文学自我的过程，对沈从文笔下现象世界与“文学自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并将隐伏在作品背后的沉重与忧伤揭示出来，为海内外沈从文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日）川康合三.中国的自传文学[M].蔡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Wendy Ann Larson，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Writ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传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从文自传：预备兵的技术班_沈从文_在线阅读_九九藏书网 http：//www.99lib.net/book/282/11604.htm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 书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沈從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 散文[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