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树上的信箱

谢志强

可贵的肚子

上海青年石可贵能干活，饭量大。他长着一个娃娃脸，皮肤白嫩。沙漠地带的阳光毒辣，至多晒得他脸发红，反倒英俊，像个秋天的红苹果。

石可贵控制不住肚子，一个月的饭票，往往半个月就吃掉了。他采用两种方式对待没有饭票的日子。一是借。主要是向连队的姑娘借，这如同滚雪球，越借越多，按职工们的说法，他借饭票，只向异性借，千年不赖，万年不还。怎么还得起？二是帮，他完成了自己的劳动定额，就去帮别人干活，主要援助对象是老职工的女儿。他有自知之明，同来的上海女青年不待见他。他帮姑娘完成劳动定额，投入的力气就抵消了借的饭票，姑娘常常还额外地援助他饭票。

石可贵谈过两次恋爱，对象都是老职工的女儿（同父母在一个连队）。他拍拍微隆的肚子，总结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还现身说法：食物能改變心灵。

第一个对象叫周远芳。石可贵帮她挖过渠，她也援助过他饭票，他清楚，那仅仅是停留在出力气给回报的阶段，毕竟是连队的活儿。他时常看见周远芳家的烟囱冒出的炊烟，同时闻到门前高粱杆棚里飘溢出的香味，那就是家——自己开伙，用不着去吃食堂里千篇一律的饭菜。

石可贵终于抓了个机会，进入周远芳的家。周远芳仅透了个口风，要挖个菜窖。双职工（指成了家）差不多都有贮存过冬的蔬菜的地窖。大礼拜天开工，石可贵听取了周远芳的父亲的想法，然后说，你们都去休息，中午来验收。其间，周远芳和母亲来送茶水、毛巾。他说：你们在，我的注意力就分散了。

屋背后的窗前，一个方形坑挖好了，他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其中还有羊肉的气味，他知道，今天可以理所当然，冠冕堂皇地进入这个家了。

还有酒。和周远芳的父亲对饮，对方起先还动员他：来，来，吃，吃，别客气，你辛苦了。不知不觉，筷子就自行频繁夹菜。周远芳的母亲端上菜的同时，还不断地鼓励他，从上海到这么远的地方，不要作客，就当是自己的家。

石可贵也顾忌不到观察他的对方母亲的目光，他确实感觉坐在了自己家里一样。嘴巴如同敞开的仓库的门，不停地往里边放食物。

完工的菜窖，受到周远芳一家人的称赞。三天后，石可贵向周远芳正式示爱，确定双方的恋爱关系。

其实，周远芳早已生出了爱意。不过，周远芳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事儿，我娘作主。

他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是不是？

她说：太能吃，也发愁，我们全家，粮食定量合起来，也供不起你的肚子。

他说：我吃的时候，是积极响应你爸你妈的号召的呀。

第二个对象叫刘娟。她身体单薄，所以，高中毕业后，父亲要求把她分配到同一个连队。她还有个弟弟，念初中。同一个模式：拿力气交换饭票。但不同的是，他要她休息，看他干活。表演挥舞坎土曼、铁锹或镰刀，不同的活儿使唤不同的工具。她羡慕，劳动工具到了他手里，动作那么优美那么轻松，团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节目，很可能汲取了他的劳动情境。

有一天，刘娟邀请他去她家吃晚饭。宰了一只母鸡。石可贵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预先就给自己定了个基调：注意吃相。还打算到时候装出饱的样子。

当刘娟的父亲给他的杯里斟酒，他只是咪一口。刘娟的母亲说：上海人真文雅。刘娟的父亲是个老兵，好像终于有了个酒伴，说：这可不像你，来，干。

石可贵像是征求意见，看看刘娟，瞅瞅其母，他怀疑这是一种考察。

刘娟说：我娘在烧葱烤鲫鱼，你来看一看正不正宗？

进了门前高粱杆棚，他还没对锅里的鱼发表看法（当然是认可），刘娟说：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象，你要陪好我爹这顿酒。

他说：那我可敞开肚子了，我担心你娘对我的吃相有意见。

刘娟说：我们家，我爹说了算。

石可贵没料到刘娟的父亲酒量那么好。他感觉肚子空前的充实，他甚至打了个饱嗝，那是酒足饭饱的标志。不过，他立即用手掩住嘴。

刘娟笑了。

其父是分管后勤的副连长。据说，战争年代一直当“伙头军”——炊事班长。他问：今后有什么打算？

石可贵疑惑地瞧瞧刘娟的表情。

刘娟喷出一个笑，说：我爹问你，有什么理想？

石可贵脱口说：当炊事员。

刘娟说：你就这一点出息？

刘副连长说：怎么没出息？民以食为天嘛，我就干过炊事员。

有酒垫底，石可贵口无遮拦，说：当炊事员有一条特别好，管饱肚子。

母女两笑得弯了腰。

刘副连长拍了一下桌子，像拍板，说：革命队伍，分工不同。

不出半个月，石可贵从大田调入了食堂，理由是连队有许多上海青年，要照顾到“南方”的口味。其实，石可贵只会吃，不会烧，私下里他开始搜集“南方”的菜谱。

石可贵探刘娟的底：为什么你爹能认可我？

刘娟引用其母的话：上海人肚子里做文章，猜不透，石可贵不一样，性格直爽，一顿饭就能看出一个人。又引用其父的话：能吃，能干，干一行，爱一行，可贵。

沙漠之夜

上海青年郑传音和老伴坐在上海二十多平米的寓所里，仿佛新疆沙漠边缘的农场带回一头冬雪，却融化不了。郑传音说：要不是当了农场的邮递员，我和老伴怎么会走到一起？

小时候，郑传音在上海的一所小学念书，单是作文，小学到初中，就写过好多篇《我的理想》。他换了好多个理想，那些理想就像上海的广场节日庆典放气球，也似进了新疆看农场职工的孩子放信鸽。可是，从没想过当“邮差”。

1964年，郑传音乘着西去的列车到了新疆，在农场的连队待了半年，有一天，他接到团部的调令，到团部邮政局报到。他心里不乐意。

当时，团部邮政局张局长，既是“官”也是“兵”。张局长在战争年代干过通讯员。后来郑传音听说，垦荒时期，师部派他到荒原建一个邮政局，他离开家十多天，想给妻子捎个信，身为首任邮政局局长，却寄不出家书。

张局长看中郑传音，其实是对他的名字发生了兴趣。曾经物色过三个上海青年，都没选中。上海青年的花名册里，张局长的目光停留在郑传音上。信，不就是传家音吗？

张局长了解到郑传音的反应，说：思想不开窍，事情也干不好。

郑传音到邮政局报到，还没好意思就坐，张局长说：跟我来。

团部办公房前边有一条宽阔的土路，房和路形成“T”形，邮政局在“T”字母的一竖顶端的路边。郑传音以为张局长带领他去团部办理调动手续，却走进了走廊东首的一间办公室：团部广播站播音室。郑传音想到在连队的喇叭里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呀。难道根据他的情绪要给他换个岗位？

张局长说：小赵，昨天我选的那个唱片，现在放给我们听一听。

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赵说：你还没听够呀。

张局长要郑传音坐在唱机旁边，好像端上一盘菜一样。

郑传音第一次听那首歌曲。听完，他的目光还在唱机上。

张局长问：好不好听？

郑传音说：很好听。

张局长问：这支歌叫啥名字？

郑传音已看见唱片上的歌曲名字，说：《草原之夜》。

张局长说：这是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导演跟我们自己的作曲家的合作，歌曲很美，现实很苦，当年垦荒者，睡露天，其中有我的战友，同一个村庄一起出来参军的伙伴，他也在那里垦荒，说是绿色原野，其实是戈壁荒滩，跟我们农场的过去差不多。

郑传音想到，张局长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吧。

张局长哼起了《草原之夜》：……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小赵笑了，说：烟嗓子。

张局长说了声“谢谢小赵”，转身出门。郑传音跟随他回邮政局。

邮政局就一辆自行车。以往，远的连队，打个电话，连队有人来团部办事，顺便会来取邮件：主要是信。信也很少。不过，上海青年来了，信件、邮包、电报一下子多起来了。团首长要求及时送信。

张局长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很好，你一来，信就像雪片一样来了。

郑传音说：不是我，是上海青年，哦，也包括我。

郑传音第一次下连队送信，机耕路的泡土淹过了钢圈，一路像在燃烧——车轮卷起干燥的尘土。接近连队，远远地有人喊：信来啦！信来啦！

车没刹稳，郑传音已被包围了。无数只手升起，无数个嘴张开：有我的信吗？有我的信吗？

有笑容，有失望，有呼喊，有哭泣。郑传音的出现，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重演了数次，他发现了她，静静地等候在圈外，似乎不敢问——每一次都没有她的信，她关注着别人手上的信。喧闹之后，她又悄悄离开。分完了信，他发现她不在了。他也打听出她的名字。有时，他真想写一封信，冒充她在上海的家人，只是，他不知她家庭的底细，模仿家书，笔迹、语气造不出来。他仅仅知道她的家庭出身不好——成份有点高。恨不得自己变成她期盼的信。

终于有一天傍晚，郑传音分拣城里送来的信件，他眼一亮，因为收信人那一栏，真真切切写着她的姓名，还有她所在的连队。而且，那个连队只有她一个人的信。他想象她从他手里接到信，笑容会像花一样绽开。

趁着夜色，郑传音骑着自行车前往五公里外的她所在的连队。他想给她一个突然的惊喜，就忍不住唱《草原之夜》。“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像唱片卡在纹路上，他重复了几次，像唱针终于跳过一样，然后，他将那句歌词的否定改为肯定。

车轮在泡土里钻。车龙头一歪，连车带人，淹在泡土里，他爬起，又拍又抖。信在衣兜里。

连队的土坯房，地窝子，像一片沙丘，跟相邻的沙漠里的沙丘混为一体。大概一天的劳累，只剩下几个亮点——她那宿舍的窗户还亮着。

郑传音支起车子，整理了制装，叩了三下门，然后喊了她的名字：你的信来了。

有过送加急电报的情况，也有送团部的紧急通知，一般由连队的人去取或团部派人快马送。加急电报，一定家中出事了。夜晚送信，恐怕家人“病危”。

先是灯光铺出门，再是她跟着光出来。是月光照，还是脸色，总之，她的脸色煞白——没有血色。

郑传音说：晚上闲了没事，只当是第一次看看沙漠的夜景。

血重新回流到她的脸上，害羞似地红了。如同水流进一片枯败的胡杨树。那是一封平平常常的家书，母亲执笔，父亲口述。后来，郑传音和她恋爱，结婚。她告诉他，父亲过去写得一手好字，只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一拿起笔，手就颤抖。

误会

上海青年陈敬麦进疆第三年，就被提拔为副连长，分管后勤。指导员说他对土地有感情——尊敬麥子。时值1965年仲夏，靠近沙漠，白天，像个大蒸笼，晚上，气温凉爽，得盖棉被。

白天，连队的瓜地第一次卸瓜。哈密瓜第一批成熟，他已经熟悉瓜中事（在上海，外婆说过：神仙难断瓜中事，那指的是西瓜），拍一拍，就知道熟没熟。摘了200多个，每一个职工够分一个。双干户（已婚）分大的，单干户（单身）分小的，分完，天色已暗。汗水已收回，他随便扒了饭，冲了澡，倒头就睡。累了。

办公室兼宿舍，还弥漫着哈密瓜香甜的气味。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种声音惊醒了。仿佛一个瓜，不慎失手，闪电般脆脆地咧开。

是争吵的声音，一男一女，男的噪门高，女的声音低。声音来自连队前边的林带。办公室和林带之间隔着一个篮球场。两个篮板，高高地遥遥相望。

那道林带，像绿色屏障，沙枣树，钻天杨和柳树交替成行，枝叶繁茂，树干密集。连队职工戏称那是恋爱约会的地方。上海青年来到了连队，那些年轻的老职工趁男的上海青年还没反应过来，就抢先向女的上海青年“发起进攻”。

月光勾勒出林带上边的曲线，仿佛镶了一条银色的光边，又似一个丰满的女性平躺着。陈敬麦看见靠渠边的柳树背后两个朦胧的身影，似乎用手势辅助发话，那是男的。如果不动，会把他俩看成有枝杈的树干。

夜里，陈敬麦习惯了聆听林带里传来鸟叫，像是临睡前相互问候。但林中有人，鸟儿就会让开。他靠鸟儿的叫声判断林中有没有人。现在，他说：谁？深更半夜，把鸟都吓飞了。

手势和争辩顿时停下来。男的是吴成林，女的是胡玉兰。曾经，吴成林完成自己的劳动定额，去帮胡玉兰，拔稻田杂草，清渠道淤泥。他还声称：不让土地改变胡玉兰的好身材。白天，陈敬麦还叫他俩一起卸瓜，主要给他俩创造相处的机会，而且，吴成林懂瓜识瓜，他一摸瓜蒂就知道瓜是不是成熟了。

林带边的渠边，还留着一条一条瓜皮，有的肯定顺水漂走。

陈敬麦说：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都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吗？

胡玉兰用上海话，说：敬麦，辰光这么夜了，我要回去睏觉，伊（他）不要我走。

吴成林委屈地说：陈副连长，我只是动口，没动手，我碰也不敢碰她，你们都是上海人，你可要相信我，我没碰过她。

陈敬麦佩服他白天卸瓜的时候，吴成林触摸瓜蒂的动作，一拧瓜蒂，把瓜往拢沟里一掀，说：熟了。

陈敬麦说：白天卸瓜，运瓜，那么辛苦，你为什么不让胡玉兰回宿舍？有什么话，可以明天再说嘛。

吴成林拍一下树干，说：她又不是瓜，我……我没碰过她，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去控告我？控告？！

胡玉兰不响，只是轻轻地笑出了声，似乎憋不住。

陈敬麦也笑起来，说：吴成林呀吴成林，你听错了，胡玉兰不是要控告你，是时间太晚了，她要回去睡觉，我翻译给你听，上海话里的睏觉，就是普通话的睡觉，念起来像控告得发音，但不是控告，而是睡觉，看把你吓得，现在你听明白了吗？

吴成林说：我一听控告，就急了，哦？睡觉，我可没挡着不让她睡觉。

胡玉兰说：拎不清。

枝叶筛漏的斑斑点点的月光，罩着吴成林一脸的喜悦和疑惑。

陈敬麦说：吴成林，你这脾气，像火药捻子，可不能还没弄清，你就爆炸，今后，你要虚心向胡玉兰学习上海话，不会说没关系，但要能听懂，不然，两个人相处，会闹出不必要的笑话，是伐？！

吴成林说：保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向她学习。

胡玉兰说：怎么学起指导员的腔调了？

陈敬麦嚼字咬音，说：上海话里，胡吴不分，好了好了，消除误会，回去休息。

吴成林抬高嗓门，说：这个……不分好，最好不分。

胡玉兰提醒：又开始广播了。

渠里的流水，像突然发出响声。不远的林带传来麻雀的几声叫。篮球场均匀地铺着亮亮的月光。

一首没唱完的歌

上海青年刘诗齐到我们连队蹲点。那年盛夏，奇热。我们连队在绿洲的最前沿，紧挨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营部宣传干事刘诗齐跟我们一样，都是上海支边青年，我羡慕，这么快就被提拔，脱离了垦荒第一线。可是，我觉得她不适合当宣传干事，她文文静静，话不多，做事慢条斯理，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迟迟疑疑的样子。她来连队了解上海青年的思想状况。

刘干事的穿着也像第一代军垦战士，旧军装已洗白了，特别显眼的是跑鞋，似乎她的大脚拇指好奇，探出了张了嘴的鞋头。指导员是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兵，他赞赏刘干事，还要我们这些上海伢子向她学习，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还说她像个革命的样子。

我们上海知青跟她疏远了。我是连队的团支书，我建议，趁短暂的农闲时节，开展什么娱乐活动，调节一下大家的情绪，还能促进劳动的热情。连队的生活实在枯燥。索性组织一次营属连队的业余表演比赛。很多上海知青有文艺细胞。

刘干事向营教导员汇报，营里还拨了款，购乐器。当然，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多沾了光。

连队里一下子活跃起来，每天夜里，都像节日，锣鼓喧天、琴声悠扬。我坐在煤油灯前编导节目，还交给刘干事过目。她问参加演出的人数。我说需要三十几个吧。她皱了眉头，嫌人数多了。我说《丰收之歌》，载歌载舞，要表现喜获丰收，每个演员戴草帽、拿镰刀，得有阵势。

她说：还是着手考虑短小精的节目吧，最好是着眼垦荒，我们第一次经历过的垦荒，丰收还没到呢。

我心里嘀咕她不懂文艺，文艺表现的是人们向往的东西。我说：我们不会影响地里的活儿。

她说：你比我懂文艺，不过，我比你懂连队，还是排演几个反映垦荒生活的节目，又短又小又精，形式要群众化。

我们这批上海知青，来疆前都能唱会跳，总想在农场展示“大上海”的气派。不过刘干事是表演比赛评比组组长，她的态度就是评比标准。

不得不把业余演出队的人数削减。剩下八个人，模仿我们刚来农场时老职工们編排的迎新节目编，其特点是；一是放开嗓子吼，二是现编现演快。我称其为吃柳条拉筐子——现编。我即兴编了个群口词：《挥舞坎土曼》。四人表演，甚至激动得忘了词，做出张嘴的样子却发不出声，我临时发挥补词，反倒逗乐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像风刮胡杨林。

演出结束，我探听评比结果。刘干事说：这就是连队职工喜闻乐见的节目。我还是惦念评比的事儿，刘干事却带领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员，开始到各连队巡回演出，预先并没有这个程序。

观看的对象，有看瓜的、放羊的、守油库的、管水闸的、种菜的、护林的。有一个放羊的老职工，只是长得老相——沙漠的风沙塑造了他。他常常放羊进沙漠，我们以为他是哑巴。一个人一群羊。演完了，他进地窝子抱出两个西瓜，刨开，竟结结巴巴地说：当年，我垦荒就是你们演的那样。

巡回演出结束，刘干事似乎忘了评比的事儿。那天夜晚，天空很辽阔，月亮很明净，远远近近，都是水声。稻田在灌水。沙漠粗野的风，越过防沙林，吹过连队的稻田，都变得温柔起来。

我看见连队驻地沟渠边蹲着一个人，有洗衣的声音。同时，传来歌声《在那遥远的地方》。农场里已不再唱这首歌。刘干事大概觉察到有人，停住了哼唱。我走过去，说：我影响了你唱歌，这首歌多美。她说：我唱歌了吗？

她说：农场要举行一次连队文艺汇演，所以营里的演出比赛就不评比了。

我听说，整个农场的二十多个连队都很重视这个汇演。我们连队还选送了最受职工欢迎的《挥舞坎土曼》。

没料到，全营六个连队选送的节目全军覆没——没一个获奖。营教导员、营长，都很没面子，责怪刘干事，说：你怎么抓的，丢了我们营的脸！

刘干事蹲点时间已到。我谈了想法：没捞到一个奖，跟节目大小有关，其他连队的节目，有阵势有气派，我们要是演“丰收之歌”，场面就热闹了。

她也总结了教训，说：营里的文艺巡演，是送给下边职工看的，团里的文艺汇演，其实是演给领导看的，后来，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久，刘诗齐主动请调（她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当宣传干事），她调到营职工子弟学校，当了小学的语文教师。我抽调到营部，顶替她的位子。

学校在营部旁边。有一次，我到学校拜访她，说：我占了你的位子。她微笑着说：我适合现在的岗位。

我终于没提起月夜的渠边，那首她没唱完的歌曲。

一片朝霞

上海青年雷朝霞知道“两性关系”这个词组，是在15岁。1964年冬，她从上海来到新疆农场，她穿着军便装，还是掩盖不住她的稚嫩。而且她个子矮，初中毕业还没充分发育。她没跟同一批上海知青下连队，团部组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她写得一手好字，工作队的队长刘成文点她为工作队队员，具体为记录员。

雷朝霞说起话来还脸红，像朝霞。刘队长说：小不点，你不用嘴，带上耳朵只用手，记，人家怎么讲你就怎么记。

雷朝霞心中有了底。第一天起，她就练字，练得能跟上说的速度。不过，她对“社教”的意义仍懵懂。“社教”也叫“四清运动”。她看出，“社教”实际上落实的是“清”，就是清理、清查那些“四不清”的干部，然后，在团部审查。所以，雷朝霞就“坐阵”设在团部部队专门的办公室里，墙上有八个她写的仿宋体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有个连队的司务长被职工举报为“四不清”的对象，司务长来队里交代问题。他向坐在记录桌的雷朝霞点点头，猴猴腰。雷朝霞差一点要起身回礼，毕竟对方是有资历的老同志，是长辈。

刘队长瞥了她一眼，稳住了她，显然提醒她：你面前的是“四不清”对象。

雷朝霞的脸一热，像太阳升起。她振作了下身子，模仿刘队长一本正经的样子，那叫一个严肃。

刘队长开始启发、引导，交代了政策。

雷朝霞几乎是同步记录。

司务长开始交代。比如，给谁八斤饭票，给谁半公斤砂糖。

刘队长提醒司务长：不要光捡芝麻，丢了西瓜。

司务长列数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多吃多占，往家里拿过半条猪腿，还有一只鸡，还有数枚鸡蛋的事，像竹筒倒豆子，什么时间，什么东西，一个劲儿往外倒。

刘队长作个暂停的手势（他当过乒乓球裁判），说：你避重就轻，要我们替你说出来，你就被动了，性质就变了。

雷朝霞佩服地望一眼刘队长，又看一眼司务长——一副惨淡而可怜的模样。

司务长说出了一个女性名字，说：我跟她有两性关系。

雷朝霞的笔迟疑了。她首次听见“两性关系”，一时拿不准“两性”这两个字，有音，但形怎么书写？后边的话已跑到前头了，情急之下，她用“良心”二字代替。

司务长在笔录上签了名字。

晚饭后，刘队长翻阅“口供”记录，准备向雷朝霞口述一个处理意见。他的目光滞留在“良心”上了，像夜里拿着手电筒寻物。他说：小雷同志，这“良心关系”是怎么了？

雷朝霞毕竟吸收了一些理论，解释道：那个司务长，不讲党性，不讲原则，只讲良心关系。

刘队长笑了，说：只讲良心，有这么点味道，他跟那个女人有了“两性关系”，还悄悄地给她送米送肉，女人的丈夫还闷在鼓里，也吃送来的东西。

雷朝霞以为队长在表扬她记录的忠实。回到宿舍，她跟同住的林芳大姐说了此事。林芳未婚，一直未看中合适的对象，一拖再拖，把年龄拖大了。

林芳笑得眼泪也溅出来了，说：傻妹子，性别总该懂吧？

雷朝霞说：不就是男的女的吗？

林芳蘸了茶缸子里的水，在桌上写，说：也叫男性，女性，看样子，你还是不懂，不懂也好，不过那两个是错别字，纠正过来，两性。

第二天一早，雷朝霞见到刘队长，那脸跟日出前的天空一样，她喜悦地说：刘队长，我错了，记录上有两个关键字写错了。

刘队长说：知道错了改正就好，我们工作队的每一个队员，要懂的事情很多，我看你勤奋好学，小雷，好好锻炼把。

雷朝霞说：刘队长，林大姐，所有工作队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一定虚心学习。

刘队长冲她离开的背影嘀咕：懂了？看不出懂了，只懂了字面，这个小不点，还是暂时不懂为好。

这话有一次由林芳原封不动地传给雷朝霞，林芳还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刘队长的口音。

雷朝霞说：大姐，你有丰富的文艺细胞，可当演员呢。

其他“四不清”对象，大多都跟那位司务长相仿，先是交代物品，再是交代女人，物与人有着连带的关系，雷朝霞已熟悉了“两性关系”的词组。不过，刘队长推荐她去团职工子弟学校教书。

刘队长说：运动是暂时的，现在学校空缺一个教师的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去，别人就占了，教书是长期的事情。

第二年，“社教”运动结束。雷朝霞遇见林芳。林芳透露了让她离队的原因：刘队长不想讓她这样的小姑娘过早接触“两性关系”这类乌七八糟的事情。

雷朝霞教小学生，像个孩子（另一种说法是童心）。她自以为懂了“两性关系”，还说：大姐，亏得那天你点拨我。

林芳只是笑，说：看来，你还是不懂，刘队长做得对，保护你呀。

雷朝霞说：大姐，我说话，脸已不发热了。

林芳说：我还是喜欢看见你脸红的样子。

雷朝霞突然发现防沙林背后的晚霞，她说：大姐，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晚霞那么美，你看你看。

林芳握住她的手，说：我真羡摹你这片朝霞。

再后来——文革初起，她看见林芳时，林芳剃了阴阳头，在牛棚。她远远地叫大姐，林芳却避开她。据说雷朝霞调入学校后，宿舍里只住着林芳——刘队长跟林芳发生了“两性关系”，雷朝霞简直不敢相信，她心中的两座塑像倒塌了。

词语和事情终于对上了号。

常没有

上海青年郑兴记得，1964年9月30日，常连长在欢迎会上的讲话。

常连长说：现在上海支边青年排成立了，我是你们的连长，47年的山东子弟兵，打过多少仗，我不提了，我当过营长（他做了往下拉的动作），可是，越当越小（他伸出小拇指），我的脾气不好，曾经把同级的政治干部关了禁闭。

郑兴和同来的上海青年面面相觑，吐吐舌头，不敢笑出声。

常连长说：你们实行三年供给制，第一年每日3块津贴，第二年5块，第三年8块，三年内不允许谈对象，其他还有问题，可以向我反映。

按照团部的统一安排，起初的一个月，半天学习，半天劳动，餐餐吃白面馍。白面馍就是麦面馍，为细粮。一天，常连长来上海青年的宿舍查看生活情况。

郑兴说：我反映个情况，伙房偏心，给老职工吃鸡蛋糕，给我们吃白面馍。

常连长说：没有偏心，这可是团部特批照顾你们呀，老职工可没有享受蛋糕，你说的蛋糕，是粗粮。

郑兴说：我们跟他们换一换吃。

常连长说：没有吃过，换换口味也好。

第一顿，还新鲜，其实那是苞谷面发糕，吃多了刮嗓子。等到重新怀念白面馍，常连长说：没有了。他说：粗粮耐得住消化。

常连长的话里，总是带上“没有”。背地里，上海青年流传起一个绰号：常没有。

偶然一次，常连长听到了，没有生气，说：眼下常没有，就是靠我们的双手，创造常常有，你们看这里过去不是没有绿州吗？

上海青年和老职工同样上工、收工，而上海青年争胜好强，你追我赶，劳动干劲大，消化能力快。郑兴的肚子，食物刚进去，就消磨掉了——肚子经常转空磨。他到食堂打饭，总是抢在前头。一个苞谷馍，一份炒白菜，装进肚子，他还不甘心，筷子敲碗，像奏乐迎接什么——争取再添些。

常连长照常出现在打饭窗口，说：没有了，你的定量已打过了。

晚上，郑兴饿得睡不着。他为了缓解饥饿，喝凉水，可是，一泡尿憋醒了他，一旦排泄出，肚子又空了。他不顾面子，向同来的女性求援，当然，他以帮姑娘干活作为回报。他的眼里，世界上的东西，分为两类：可吃的，不可吃的。他嘴上时常挂着口头禅：苍蝇蚊子都是肉。

那年，春耕春播，刘团长来连队看望上海支边青年。

常连长来上海青年的宿舍，提前打招呼。他强调各班要管好每个青年的嘴，团长不论问什么，都要答好。他还对郑兴说：我特别给你打个预防针，你少说几句，没人会以为你缺个嘴。

刘团长是常连长的老首长，常连长对他的提拔大权口服心服，而且，体现在行动中。可是，郑兴是个普通职工，他咬咬嘴唇，嘀咕：我没有帽子，还能把我从地上降到地下？

常连长说：不要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管不好嘴，我要狠狠地刮你胡子（“刮胡子”意为“批评”）。

鄭兴说：常连长，我也希望有你一样的胡子，多刮刮，胡子就茂盛。

据说，常连长的儿子最害怕常连长的胡子，一亲，儿子就又哭又叫地挣扎。

常连长再次出现，陪同着刘团长，一个班一个班的宿舍看望。到了郑兴这个班的宿舍，团长问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具体问到穿的衣服、盖的被子。大家已自动推选出代表——郑兴简洁回答，要么有，要么好。

常连长捋了捋胡子，标志着他满意郑兴的回答。郑兴由那个动作，联想到成熟的麦田，他曾望着金色的麦浪，张开手抚着密密实实的麦穗，麦芒刺痒了手心。很惬意。

刘团长问：伙食好不好？能不能吃饱？

估计其他宿舍，都按照常连长定的调子回答好或饱。不过，郑兴脱口说：吃不饱，常没有吃饱，有几次还饿得睡不着觉。

常连长从刘团长一侧瞪郑兴一眼。刘团长转过脸说：我听说，你得了个外号，常没有，是褒义还是贬义？是不是常常没有叫上海青年吃饱？

常连长对着郑兴说：你这个娃娃怎么乱开口？

刘团长说：这些娃娃从大上海来到大沙漠，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吃不饱怎么行呀？我叫团里调拨一批粮食，一定要填饱肚子。一时没有，还能说得过去，老是没有，就说不过去了，当年在延安，南泥湾大生产，不就是从一穷二白到丰衣足食的吗？

郑兴带头鼓掌，手都拍红了。第二天，常连长派郑兴押着四匹马拉的胶轮车，上团部装粮食。傍晚，卸麻袋，常连长也来扛，说：你把客气当福气了。

郑兴说：连长，一说到吃，我就控制不住嘴。

常连长说：什么叫内外有别？记住，一个连队要维护集体的荣誉。

郑兴说：我知道……可是，要了面子，饿了肚子。你不是说过，人是铁，饭是钢吗？

常连长说：管好自己的嘴这句话你咋没有记住？我刚参军那会儿，也是你这副脾气，祸从口出，吃了不少苦头，当然，你这张嘴没有惹祸……倒是为连队争取来了粮食，你可不要辜负了团首长对你们的关怀。

粮食入库，郑兴还等待着常连长来“刮胡子”，他甚至摸一摸下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常连长捋了一下胡茬，说：上我家，开小灶，你这个娃娃，明天起，当上司，管伙食，我要叫你尝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滋味，到时候，你可不要变成了真（郑）没有。郑兴说：常连长，对不起，是我给你起的绰号。常连长说：我早知道了，常没有也不行，是不是？能哄得了嘴巴，哄不住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