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坝拦河揍“黄狗”

凌琪 任崇海

在艰苦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盐阜根据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小日本，太猖狂，

来到中国烧杀抢。

军民齐心反“扫荡”，

打坝拦河铸铜墙，

日寇汽艇无路走，

被我杀得叫爹娘！

这首歌谣真实地描述了广大军民打坝拦河揍“黄狗”（“黄狗”是群众痛骂日本鬼子的称呼）的战斗情景。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于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建军部。当年7月，日伪军发动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疯狂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船头插着膏药旗、架着机枪的汽艇在交通要道河里横冲直撞，沿途烧杀抢掠，作恶多端，人民深受其害。在我党的领导下，从新四军部队首长、各级领导干部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行动起来，大打一场打坝拦河、撤桥断路的人民战争，打得日寇像丧家之犬无路可逃，彻底粉碎了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的梦想。

射阳河上——张爱萍亲自指挥打暗坝

烟波浩淼的射阳河像一条蜿蜒的巨龙横亘于盐阜大地上，西从宝应射阳湖起，向东经过建湖、阜宁、滨海、射阳等县流入大海，是里下河地区连接东西的大动脉。驻扎在射阳河口合德镇以及河两岸踞点里的日寇，三天两头地开着汽艇下乡“扫荡”。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中共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爱萍决定：修一条暗坝，把射阳河拦腰斩断，既可阻截打击日寇，又便于打仗时南北两岸军民通行。

七旅二十一团团长王良太接受这一任务，立即组织部队战士与民工开工筑坝。谁知出师不利，由于水深流急，土石一倒下去，就被水冲走，500多人两天的劳动付诸东流。张爱萍接到这一报告，当即跨上枣红马赶到工地。只见两岸黑压压的人群在望河兴叹，箩筐、泥兜、小推车遍地都是。王良太向张爱萍作了详细汇报，准备组织民工再做一次试验，张爱萍说：“可以。我们需要到河里去实地观察了解水情。”说着，他叫人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自己跳到一只小船上，在靠岸倒土石的地方，把竹竿插入水中，观察竹竿抖动的程度，掌握水流的冲击力大小。这时，王良太要替他抓住竹竿，他摇摇头：“这个需要我亲自动手，才能掌握到实际情况。”

张师长看着岸边的土石倒入水中时，撞得竹竿直抖，土石掀起的浪头把小船直往河心里推。张师长稳稳站立船头，紧紧握住戳下去的长长竹竿，一会儿倒下的土石又被急流冲走了。看着看着，……张师长拔起竹竿，对王良太说：“办法有了。根据水的流速，我们集中加大土石的倾倒量。量轻易浮，土少则易失。具体的办法是，组织百十人的队伍，分成十路纵队，将土石用筐或袋装起来，前后左右十筐十袋的同時倒入。这样就能挡住水流，不会被冲走。同时南北岸一起施工，暗坝一定能早日合龙。”王良太立即组织实施，果然灵验。参加施工的战士和民工劲头也愈来愈大，经过两个昼夜的紧张施工，顶部低于水面50厘米的暗坝终於合龙，一道“水下长城”就这样筑成了。远远望去，水面依然是波浪滚滚，而水下却有了我军拦击日寇的“神器”，不了解内情的人浑然不知，充分显示出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威力。

就在打暗坝的同时，张师长对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八旅参谋长兼团长胡继成带领二十三团驻守阜宁地区；由团长谢振华带领二十四团驻守在阜东滨海地区，采取扩宽正面战术分散迎击敌人；团长王良太带领的二十一团驻守在射阳河南建阳地区；团长张天云带领的二十二团转移到盐河西淮海区隐蔽待机，各县总队除留小部分在原地以麻雀战术对敌作战外，其他也按营、按连分散隐蔽，伺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整个盐阜区，剑拔弩张，严阵以待。

一天清晨，张师长接到了日寇将开始向盐阜地区进行“扫荡” 的情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计划有步骤地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张师长已经是成竹在胸了。他笑着对前来送情报战士说：“好！让小鬼子尝尝我暗坝的威力吧！”从射阳河口合德镇驶出的日寇两艘炮艇，船头插着膏药旗，架着的两挺机枪，沿射阳河逆流而上，汽笛乱鸣，狂行急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两挺机枪不时向两岸疯狂扫射。突然，前面的一艘艇“嘭”的一声响，撞到了暗坝上；接着又是“嘭”的一声，后面的炮艇又撞到前边的艇上。尽管前面艇上的发动机拚命吼叫，冒着浓浓黑烟，却越陷越深，动弹不得，向前进不了，向后退不出，立即瘫下来；后面的炮艇身受重伤也退不下来。直到傍晚又来了一艘艇，先是把受了重伤的艇拖到旁边，再把陷在暗坝中的艇拖出来，最后再拖着受重伤的艇，像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逃回射阳河口的合德镇。虽然新四军未出一兵，也未打一枪，却让小鬼子这次“扫荡”的两艘炮艇受到重创、未见一点收获而告终。这次水下的暗坝让日寇吃了大亏，日寇的汽艇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射阳河上兴风作浪，罪恶的汽笛声消失殆尽。

建湖水乡——干群齐心建起水上封锁线

地处里下河水网地区的第三区（今为建湖县境），以田埂、圩堤为行走道路，车辆无法通行。但河、沟、港、汊较多，有利于船只往来。日伪军侵占盐城地区的一些大的集镇后，便乘坐小汽艇在沟、河、港、汊中横行乡里，配合步兵下乡“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水乡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损失。

1941年8月，驻扎在湖垛镇、上冈镇的日伪军，由水路乘坐汽艇，配合陆地上的小分队，对第三区西吉庄的军民实施包围合击，由于日伪军汽艇来得快，我军民措手不及，在阻击日伪军时，我方牺牲了十几位干部战士。第三区区委认真总结这一惨痛的教训，只有在沟、河中打坝，建立起水上封锁线，才能有效地防止日伪军小汽艇横冲直撞，有力地阻止日伪军下乡对群众的危害。于是，第三区和第四区区委经过研究，决定把打坝拦河作为反“扫荡” 的重要措施。他们首先组织群众，深夜在北沿河上打了一道铁丝网大坝，以封锁上冈通住湖垛的水路，切断驻上冈日伪军与驻湖垛日伪军的联络支援，也使日伪军小汽艇下乡“扫荡”受阻。根据区委的部署，各乡村立即成立打坝委员会。17岁参加村农民抗日救国会的陆逵，18岁时当选为村打坝委员会主任，负责带领本村民工参加区里下达的打坝任务，先后与四区、二区的民工一起在北沿河、东塘河合打了双墩、宋舍、马渡、丁渡、夏舍等多处拦河大坝，将便于轮船行驶的航道封死。接着又将本区境内所有通向北沿河、东塘河、串场河、草堰河等外河的内河垒起大坝，还把各乡、村交界处的河口全部堵上，形成了严密的水上封锁线，那些肆意横行的日寇汽艇只好乖乖地“趴窝”，死死地扣在码头上。

据《陆逵回忆录》（注）记载：在打坝工作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全民动员，人人动手，包括党、政、军、民及士绅，都投入这一战斗。有许多群众因打坝积极，被评为“打坝英雄”、“打坝模范”。在靠近敌占区的地方打坝时，还组织区、乡武装民兵担任警戒，防止敌人偷袭，以保卫干部群众的安全和打坝工作的顺利进行。打坝的材料主要是泥土、土包（用泥土加水捏成团，再用稻草、帘子包好）以及杂树、碎砖、乱石等。坝头的宽度视沟、河的大小而定。北沿河、东塘河的大坝，坝顶宽度达一二十丈，一般河口坝顶宽七八丈，小的沟、河坝顶也有三五丈的。坝的种类分土坝、砖坝、树坝，还有明坝、暗坝（不出水），多种多样，数量既多，质量又坚固，短时间内难以拆除，不仅明坝难开，而且开暗坝更艰难，从而在水上形成了一道道铁壁铜墙。我（陆逵）曾发动群众打树坝。打树坝比较容易，不少大河和内地中、小河的树坝，是群众先将家里长得高的树锯下，用铁钉和铁丝将树和树连结起来，再填到河中央就行了。而打土坝困难就多了。我们在打串场河、南北沿河、东西塘河的土坝时，往往需要几个区、十多个乡出民工、出用料、出船只，齐心合力才行。白天，我们将打坝的用料，如树木、稻草帘子、包好泥土的土包和包好碎砖的碎砖包装上船，约定时间集合。时间一到，我们就和群众一起撑着船，带着干粮、马灯赶到工地，连夜干。尽管大河很宽，由于参加的群众多，准备充分，打坝的进度很快。特别是在收口合龙时，一条船接一条船，土包和碎砖包不断抛向合龙口，一股作气就完成了。

水上打坝拦河，使得日伪军的小汽艇再也无法在内河通行。日伪军只能从陆路下乡“扫荡”。 但冈西一带河沟纵横，到处是桥，区、乡领导又发动群众移动桥位，改变行走路线，使日伪军不知道哪里有桥，哪里有路，经常因为迷路而遭到伏击。袁河乡三个村的群众，发现三个日伪军下乡抢粮时落了单，自动集合起来，用钉钯筑死两个，活捉一个，吓得日伪军龟缩在踞点里，再也不敢下乡“扫荡”。

为阻击日伪军在通榆公路上运兵运粮，他们组织民兵和民工，趁黑夜进入通榆公路沿线，挖毁公路、毁坏电话杆线，使日伪军无法通行和联络。我毁敌修，敌修我毁，形成毁了修，修了毁的反复循环的局面。在上冈与石桥两个踞点联络的电话线，从日寇入侵到最后撤退，一直没有能够正常通话联系，信息不通的日伪军，寸步难行。

冈沟堆内——拦河撤桥日寇成为瓮中鳖

冈沟堆属于盐城县一区、二区区域范围，是里下河的水网地区，在盐城的西南部，与苏中仅一河（兴盐界河）之隔。东边以串场河为界，河东就是通榆路，沿线的刘庄、便仓、伍佑等集镇，是日伪军的重要踞点，西边以冈沟河为界，河西便是大冈、西北角是龙冈、北边是蟒蛇河，东北角上就是盐城。冈沟堆的四周，日伪军的踞点林立，日伪军把冈沟堆内当着一块“肥肉”，利用冈沟堆内沟河纵横，水路交通便利，乘坐“乌龟壳”（冈沟堆的老百姓称日军的汽艇为“烏龟壳”）沿着顶港河、蚌蜒河等水路到大大小小村庄、农舍，逮鸡鸭、抬猪羊、抢粮食、夺财物，杀人放火，坏事干尽，人民深恶痛绝，区委很快作出决定：打坝拦河，封堵水路，让“乌龟壳”无路可行。

1941年农历腊月初七的傍晚，时任二区塘子头村（现为盐都区大冈镇歧山村）村长徐兆銮接到区委指示：近期，住在大冈的日伪军将要集中兵力，突击下乡“扫荡”，你们要立即动员群众，拆掉塘子头庄上的和尚庙，并将材料全部送到南顶港河上打坝，限在明天天亮前把坝打好。

南顶港河是驻扎在大冈日伪军的“乌龟壳”下乡“扫荡”的必经水路，塘子头就在南顶港河北岸。半个月前，一艘“乌龟壳” 载着十几个日伪军，在塘子头抢去了20多只鸡鸭、五六头猪羊，还有几百斤粮食，又放火烧掉三户老百姓的房子，群众对日伪军深恶痛绝。村长一提到拆庙打坝，阻拦日伪军下乡作恶，群情振奋，全部投入到拆庙打坝的行动中去。

尽管是数九寒冬的天气，天正下着雨夹雪，北风呼啸，吹在人的脸上像刀割似的，而且临近傍晚，天渐渐黑下来，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人民群众抗击日军的决心，村长徐兆銮第一个爬上庙顶，掀起了一批瓦，群众一个个跟着干起来，还有好几个群众送来一盏盏点亮的马灯，……在徐兆銮的带动下，群众拆的拆，扛的扛，抬的抬，庙上所有的木料和砖瓦很快运到了坝址。为了抢时间，徐兆銮又发动每户村民送两棵树、运4笆斗碎砖。周围村庄的群众听说在南顶港河打坝拦河，也纷纷前来支援，朱家庄的章乃庆将自家屋后的3棵盆口粗的榆树锯下来，连夜送过来，还有很多群众送来了砖头、草包。经过10个多小时的连续作战，于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一条长约40米、宽5米多的大坝露出水面。

果然， 不出区委所料，就在腊月初八上午，一伙日伪军开着“乌龟壳”，再一次到塘子头及附近的张家堰等村庄抢粮。“乌龟壳”还没有开到塘子头，远远就看到露出水面的坝头，日伪军懵了，不敢再向前开，有两三个鬼子站在船头嚎嚎直叫。前来保卫并参加打坝的区队和民兵，正在附近村庄休息，听到这个消息，来个“瓮中捉鳖”，守住“乌龟壳”撤回的“咽喉”处，南北两岸一齐向“乌龟壳”猛烈扫射，当即打死三个日伪军，只是“乌龟壳”溜得快，否则鬼子将被痛打。

日伪军见水上寸步难行，只能从陆路下乡“扫荡”。 但冈沟堆内沟河多、小木桥多，而且每个村庄前后都有小桥，要是进庄的桥一撤，敌人想进庄，只能望河兴叹；若是敌人进了庄后，把桥一撤，就出不了庄，我军来个“瓮中捉鳖”，叫鬼子有来无回。区委专门作了部署，每个村庄的前后桥明确专人负责，并有“撤桥”与“放行”的专门信号联系。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日寇一个小分队约十二三个人，随汉奸姚某从大冈出发，向东南方的三里周去抢粮。这时，刚丢下中饭碗的刘殿才，隐隐看到鬼子正向庄后牛桥走来。迅即奔向牛桥，奋力捧起桥板抛入河中，拔腿跑回隐藏起来。当日寇来到桥头时，见过不了河，没好气地朝河对岸放了几枪。姚姓汉奸领着这伙日寇折转身向东北方的沙程庄走去。到了沙程庄，大摇大摆地从庄前的木桥进了庄。进庄后，桥立即被撤了，这伙日寇和姚姓汉奸哪里知道，他们已进入了区队和民兵设下“口袋”，来个“瓮中捉鳖”。当他们杀气腾腾来到庄中心时，几十个区队队员和民兵蜂涌而上，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押到区委所在地，听候处理，姚姓汉奸当夜就被处决。这“撤桥”与“放行”，正是人民群众在打击日本鬼子的实践中创造的“绝招”。

7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打坝拦河、撤桥断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史册上留下辉煌的篇章，充分显现了中国人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注释：

《陆逵回忆录》系盐城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陆逵回顾自已一生战斗、工作亲身经历的著作，是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