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文教重构与发展嬗变探析

赖林冬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受到西方语言文化的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发生嬗变。进入新世纪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语言政策的变化随之深刻影响了华人社会，致使华文教育日渐式微，华人文化重构日益显著。华人的思维模式、国家认同、宗教信仰的改变，使得华人在中华文化认知、信仰多元化、姓氏文化、参政意识方面发生重构，华文教育也在世界汉语热和孔子学院全球发展的影响下实现了在华文学校、华文研究机构、华文师资培育、引进汉语教师志愿者等方面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 东南亚; 华人文化; 华文教育; 重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 G74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4.010

华人旅居东南亚的历史久远，华文教育在东南亚的发展也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华侨华人在沟通中国与海外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1]。进入新世纪后，日益热络的中国-东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汉语热”的升温，孔子学院纷纷在东南亚建立。在主流社会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华人文化、华文教育重构和转型的发生越发突显。随着东盟领导的东南亚及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学术界聚焦东南亚区域合作实践研究的“倾向性”明显[2]，而在华人文教转型和重构研究方面关注不够。开展对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华文教育的重构研究，对于构建新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探索华文教育在历史新起点上规避华人文化重构的影响，进一步维系华人文化、培育对华友好人士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 东南亚华人文教发生转型重构的成因

（一） 华人文化发生重构的成因

1.华人思维模式渐进本地化。新时期东南亚华人对自身的文化定位随着思维模式的本地化而发生转型重构。中国文化之所以历久弥坚是因为传承是其核心价值之一[3]，当前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态度取舍兼顾当地国现代化和华人社会现代化的需要[4]，这种自觉的文化定位选择标准让华人思维模式日益本地化，也因此加速了华人文化的嬗变。老一辈华人与祖籍国保持着较为深厚的情感，而华人新生代从小便沉浸在主流社会语言文化的洗礼中，虽然在家里或多或少还保持用家乡方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习惯，但其思维模式与传统华人的“言商言华”的思维模式相比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东南亚多数华人及家族的经济实力雄厚，除泰国外，东南亚华人大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已入所在国国籍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创办的[5]。老一辈华人希望子承父业，但这样的传统思想对年轻子女来说要完全接受并非易事，如今有些华人新生代已不愿接手家族生意，不服从父辈的教育安排。在儿孙无意继承家族生意的思维变化下，父辈长期秉持的“儿子继承论”观念也发生蜕变，由女代子接管家族生意的现象已不是新鲜事。当前海外华人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反省自身所承袭的中华文化因素，是理性地审视、清理与整合已经在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文化自觉[4]。当前，东南亚福建人的“后壁山”文化①、“人情”文化②、慈善文化及参政文化的辐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华人社会及社团，而更多地体现在关注主流社会底层普通大众上，如向落后农村捐建校舍、开展医疗义诊、免费赠药等，华人的主观思维渐进式融入本土族群，逐渐朝本地化发展。

2.华人对国族的认同感已高度转向。民族认同是华人文化重构的根本原因。民族同化是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干预让代表非主流社会文化的民族改变其固有的语言文化基础，转而接受主流社会文化，从而改变其起源认同，发展民族团结和融合。东南亚华人华侨在近50年里经历了巨大变化，不但传统的华侨社会由落叶归根转型为落地生根，归化为当地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华人新移民也正在经历这一过程[6]。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为了同化华族而采用国家政治干预手段，如采取强化宗教信仰、取消华文教育、与原住民通婚等途径强行推进和改变华人对国家的绝对认同。通过国家政策的干预，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华人大部分已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了当地公民，政治上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他们改名换姓，使用外文姓名，接受新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华人新生代主要接受国民教育，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渐消弭。年轻华人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7]，有关调查发现，菲律宾华裔比较强调自己是“菲律宾”的华人，泰国华裔认为自己是“泰国人”的要比“华人”高出20%，印尼华裔在感情归属上明显倾向于印尼[8]。由此可见，就国家认同而言，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青少年在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已成定势[4]。新时期东南亚华裔学生的国家认同已高度转向，祖辈身上所具备的中华文化素养已经在他们的身上发生嬗变，大部分年轻一代华裔身上已经很难看到“中华气质”。

3.华人宗教信仰当地化作用力日趋扩大。华人的宗教信仰能否在所在国家意志下被同化是衡量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程度的主要标尺。东南亚华人在侨居地重视风水信仰，说明他们对侨居地开始產生认同感，并已经有了在侨居地定居的决心[9]。长期以来，改变华人原来的宗教信仰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华人采取同化的主要政策，例如西治时期的菲律宾殖民者就曾以换取合法身份、赠与土地等措施迫使华人信仰天主教，印尼国家法律规定每位公民都必须有宗教信仰，二战后泰国政府要求华侨华人改信当地的主要宗教[10]，马来西亚则通过广建清真寺、祈祷室和伊斯兰教大学并采取强制政策来推行伊斯兰化教育，希望借此将伊斯兰文化和马来文化变为国家的主导文化和意识形态[11]。在国家宗教政策的推动下，东南亚华人的宗教信仰不断发生位移，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华人多元宗教信仰文化，既信奉西方的宗教也供奉中国的多种“神明”。东南亚华人信奉佛教、祭拜各路神明，如佛祖、妈祖、关公、大伯公等，但同时也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或回教等其它民族的宗教。马来西亚华人以传统“大伯公”的信奉方式来对待马来人的“拿督公”并施以相同的祭拜方式。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城王彬街的一栋建筑物墙体上设有一祭祀的神龛，上面装有十字架，也摆放着香炉，每天都有华人在这里点烛烧香或祈祷献花，是活生生的华人多元宗教信仰的缩影和最好体现。随着对国家认同感的提升，华裔新生代已经完全接受国民教育文化生态，其宗教信仰与当地民族信仰元素的吸收和融合进一步加强。年轻华人即使不是信奉基督教，他们在结婚时都会选择在教堂举办婚礼仪式，而承袭中国传统的婚俗文化却日趋简化，有逐渐被替代之趋势。

（二） 华文教育发生重构的成因

1.“汉语热”是东南亚华文教育转型的推进力。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快速拉动了汉语走向世界，汉语成了东南亚国家普通民众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重要工具。东南亚问题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曾指出，“在越南和柬埔寨会一般华语的店员工资大约可高至30%至60%”[12]。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年轻学子选择到中国留学而非简单游学，以形成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习体系。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东南亚汉语学习的热度不减，印尼有20多所高校和200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13]，泰国“中文电视台”开播[14]、泰王宫秘书厅从秘书长到普通职员全都为自己起了有意义的中文名字[15]。东南亚国家的大学、中学、小学纷纷开设汉语课程，汉语已经成为年轻学生喜欢的选修科目。长期以来，华文学校是华裔在上大学前接受教育的首选之地，一般不担忧生源问题，因此华文学校习惯性按部就班开展华文教学，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创新改革。随着汉语传播的深入发展，中国汉语师资和汉语教材的引进，这让华人对华校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与那些传统的华文学校相比，公立学校开办汉语教学的新鲜感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追捧，加之公立学校免费，从而导致了华人家庭将子女从华文学校转入公立学校学习的事实，造成华文学校生源开始出现流失。汉语热在给华文学校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促使海外华文学校必须在新情势下改革创新，这股压力如同推进剂将华文教育向转型升级新格局推进。

2.华人所在国语言政策转变是华文教育转型的牵引力。东南亚国家对本土语言的支持政策差别很大，菲律宾、越南、老挝、文莱都采取支持本土语言政策的做法，但在教育中完全使用本土语言是行不通的。1989年越南改革华文教育政策，华文教育开始复苏。2014年12月，中越两国合办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在越南河内大学成立，华文教学正式向主流大学转型，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实现新突破。1992年泰国全面开放华文教育，大中小学纷纷开设华文课程，华文教育已被泰国政府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6]，而目前泰国共有3000多所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100万[17]。2011年菲律宾教育部增设汉语为外语特别项目，为汉语在主流社会的顺利铺开提供了基础保障，特别是四所孔子学院在菲律宾的落地生根，更加有效地推动了菲律宾的华文教学。1999年印尼华文教育开始复苏[13]，2000年印尼教育部成立了“全国华文教学综合协调处”统筹全国的华文教学工作，目前印尼已建设有7所孔子学院，华文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一带一路”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带动本土汉语人才的需求，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这也为华文学校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成了华文学校积极应对和转型的重要牵引力。

3.孔子学院是华文教育转型的新动力。孔子学院作为在海外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新平台，受到了东南亚国家广大人民的普遍欢迎。目前东南亚已建立了30多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立体多维的教学活动向当地社会展示了孔子学院的青春魅力，让孔子学院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心中。孔子學院在推动东南亚国家汉语教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中外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赏。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或亲自参加孔子学院的揭牌仪式或在重要场合对孔子学院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也曾亲自为孔子学院揭牌。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与文化活动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大众的高度认可，如“中文新春联欢会”走进了泰国王宫、汉语课堂搬到了菲律宾总统府[18]。从2016年开始，中央四套“远方的家”百集特别节目“一带一路”栏目分别走访了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孔子学院，全面展示了孔子学院在汉语和中华文化方面推广的情况。孔子学院在东南亚的魅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华人乐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原因是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学灵活、师资力量优势明显、教材多样化，也更具有实用性，又可以学好汉语外的其它主要课程。主流社会学校汉语教学急剧扩张，使得华文学校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办学压力，特别是来自“三教”的压力将更加明显，孔子学院已经成了牵引海外华文学校转型的重大动力。

二、 东南亚华人文教转型重构的表现

（一）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重构

1.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逐渐消隐弱化。东南亚的华人文化只是所在国的一种亚文化，主体民族掌握国家政权后运用强制力量压制其他民族的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上升为主导文化[19]。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浸染，华人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儒家文化意识和海洋文化意识的最终结合，实现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4]。相比于中华文化，年轻华裔更热衷于西方文化，在穿着打扮、接人待客、日常饮食、行为礼貌等方面更加遵循西方习俗，如就餐时喜用刀叉而不选筷子，见面喜好西式礼。对文化习俗来说，华裔年青人融入本土的社会生活，自然而然地将当地国的语言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倒是对华文相对陌生[20]。印尼和泰国年轻华人的传统中华文化意识淡薄，他们已经不起中文名，或者忘记了自己的中文名，这与他们的先辈喜欢用中文名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外文化融合下，中华文化的内容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华人文化和非华人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而产生新的性质[21]。新移民的华裔仍保留某些中华文化传统，他们在习惯上被称为土生华人，他们的文化认同与第一代移民即所谓新客华人仍有明显的差别[22]。华人文化本身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点，来自中国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当然受到家乡文化的高度影响，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等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大部分人口都是华人的新加坡也是如此，但在商业文化方面，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泰国或新加坡则没有根本区别[23]。随着认同的持续转向，东南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在慢慢退化，特别是华裔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消隐弱化更加明显。

2.宗教信仰从被动转向主动。随着华人生活方式的融入当地，海外华人的宗教信仰观念更具社会化，信仰的华人阶层也更具多元化，华人的信仰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东南亚华人一般都有供奉祖宗先人的牌位和遗像，随着文化的嬗变，华人的供奉仪式日益简化，原来的家乡味道十足的贡品现多被热带鲜花和水果取代，祭祀方式进一步简化。马来西亚华人在同时祭祀“大伯公”、“拿督公”的同时，也会因“拿督公”是穆斯林而很少用猪肉来作为贡品。印尼华人穆斯林队伍有不断壮大的趋势，战前的华人穆斯林多为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穷人，如今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不少是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24]现在的印尼年轻华人观念更加实际，为了与土著结婚而改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已经相当普遍。菲律宾中老年华人多秉持多元的宗教信仰，但年轻华人因有的就读教会学校，每天课前的祈祷或习以为常地参加西方节假日的各类宗教仪式，他们的宗教观念已经习惯并乐于接受所在国或西方宗教信仰。泰国华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乐于接受泰国小乘佛教而开始减少对儒家和大乘佛教的信仰[25]，本来泰国华人所热衷信奉的神明，如关公以前在泰国被奉为财神，如今则渐渐被年轻华人所冷落，虽然目前华人也时而参加对关帝的祭祀活动，但主要是当作一项社会联谊活动而已。虽然在父辈的要求下华裔青年也会参加一些宗亲会的祭祖或寺庙的拜佛求神活动，但是这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是小孩子，已经成为了一种被动，不能从精神上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欣赏。

3.华人中文姓氏走向进一步隐秘化。姓氏传统是中国人认祖归宗最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宗族香火一脉相承最重要的体现。老一代华人加入新国籍后一般将中文名的方言读音音译为“英文”作为入籍后的新名字，借此希望保存传统中国姓氏的存在感，如在菲律宾的华人姓氏“黄”在英文中用“Uy”表示，在印尼的华人则用“Wi”表示，二者均是“黄”在闽南话中的读音。但随着华人文化的日渐重构，华人在给下一代起中文名时一般只保留姓氏的音译，名则完全用英文名，可见华人起名文化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出现新变化，华人的姓名排序也西方化，改为名前姓后。菲律宾华人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但仍然可以判断出华人的身份。但在印尼则不同，华人在姓氏音译后的单词后面继续加上几个英文字母，如Wirandy，wi是“黄”姓，randy是后缀，这样就创造出了仅华人可以看得出姓氏或宗族身份的新“姓名”。这种隐名并埋姓于外文名的新做法是印尼华人文化重构的重要表现，是希望通过隐名埋姓改变自己显而易见的非原著民的身份，以便获得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华人更加主动地融入了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是华人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同化的体现。在泰国华人姓名中，现在也是遵循名前姓后的原则，但在姓的前面一般会加上一个“Sae”（姓的意思），如Haoyun Sae Zhou，意思是“好运姓周”。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华人同时拥有两个名字，一个英文名，一个中文名。英文名是第一名字，是国籍、户籍、学籍等的合法专用名字，中文名则限于家族亲友或华人社会圈使用，更多的是一种华人身份的象征。

4.华人参政热情方兴未艾。纵观全球华人参政史，东南亚是世界华人参政最多的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福建人控制了大多数大型华人企业和华人政治组织[26]，泰国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早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并且较为顺利和彻底[27]，泰国华人自然融合于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他们没有组建华人自己的政党，而是同广大泰人一样自由选择与自身政见一致的政党参政。印尼华人在印尼国家开放华人参政后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政党走入政坛。钟万学、冯慧兰、郭建义等曾在印尼政府担任部长职务，华人不仅可以加入内阁，同样也在基层政府中任地方长官，如担任议员、市长等，华人现如今也可以参军、考公务员和当警察。“马华公会”作为马来西亚第一大华人政党于2014年与马来西亚民政党联合组阁成为执政党，多名华人出任政府部长级职位③，越来越多的华人以政党为平台开始投入政党事务，并在华人相对集中的选区参选。现在的菲律宾华人改变了以往的参政方式，直接地投身于国家各个层级的政治选举，如国会议员、省长、市长等。2012年菲律宾华人公会成立，这是全菲第一个以参政为宗旨的华人团体，菲律宾华人参政的意识日益强烈。菲华商联总会曾获得执政党和在野党邀请加入他们的党派，说明华人已经是菲律宾政治活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东南亚华人参政的条件日趋成熟，作为华族的社会底气日益增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积极投身于政治選举和参政议政。

（二） 东南亚华人华文教育的转型

1.华文学校自身转型升级。东南亚华文学校普遍办学水平不高、师资力量薄弱、教材教法落后，能够拥有先进教学资源和平台是华文学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国侨办为了加快华文学校的转型升级，2009年启动了“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的遴选工作。泰国、菲律宾、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的许多华文学校纷纷提出申请，前四批共有67所华文学校入选。“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不仅可以在资金方面获得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教育资源。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没有“华文教育示范学校”，这与各国的政策制约有关系。马来西亚虽然没有“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但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出现向高等教育升级的转型，2002年8月，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创办的第一所华文大学——拉曼大学正式揭牌，生源主要为华人华侨，在提升马来西亚华人华文教育大学学历发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6年8月，中国江苏师范大学与拉曼大学合作创办了“孟子学院”，旨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传承发挥重要作用。自身寻求发展是华文学校转型升级的思想基础，只有谋变，才能让华文学校在新时期的竞争环境中取得更好的发展。

2.成立华文教育专门研究机构。为了使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得以延续，东南亚华人有识之士慢慢将焦点放在促进和推动本国的华文教育上。为了在政府极力推行单元主义教育政策背景下发展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于1950年代先后成立（后合称为“董教总”），“董教总”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薪火相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8年老挝万象“中华理事会”成立，发展华文教育、管理华文学校成为其最重要的职责。1989年泰国华人社会成立了“泰国课授华文民校联谊会”（后更名为“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不断扩大组织，增收华文学校和热心教育的个人为会员，同时向政府呈报注册备案，发展华文教育。1990年柬埔寨“柬华理事会”成立后将重建华文学校、恢复华文教育当成了重点工作之一。2000年印尼华人在雅加达成立了“华文教学协调小组”（后改为“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以推广华文教育为宗旨，与各省华文协调机构联手推动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为目标。1991年“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在马尼拉成立，旨在服务和促进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发展。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会先后成立相关的华文教育研究机构，积极开展与中国侨务部门和教育机构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东南亚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现状的重新定位和思考，充分说明了华文教育面临的困境已然十分突出，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加快推动了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

3.华文师资力量的转型升级。进入新世纪后，东南亚华文教育师资出现青黄不接，已经不能满足华文教学的需要。为了提升华文教师的华文教学水平，华文学校支持和鼓励华文教师参加“请进来”的华文教师培训班或“走出去”到中国高校培训“充电”，华文教师通过参加各种华文师资培训班借以转型提升自身的综合教学水平，已经成为东南亚华文学校的共识。在国家汉办和国侨办的支持下，每年都有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国的华文教师被派到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中国高校培训，或者有中国的华文教育专家被派到东南亚培训当地华文教师。马来西亚“董教总”每年均与中国侨务系统合作，选派华文教师到中国高校进修培训，没搭上这个“班车”的华文教师则通过另外一些华文教育机构赴华培训，出现了在学校年假期间赴华国际机票一票难求的现象。2011年泰国教育部与中国国家汉办签订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协议，从2011年起泰国每年选派70个本土教师赴华进修一学年，国家汉办承担学员在华学费、住宿、生活费和医疗意外保险。2015年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实施了“全菲华文师范留学奖学金”方案，目前该方案已经成为菲律宾华文教育的一个常态化项目，持续有效地培养本土华文教师。华文师资培养理念和途径的更新是东南亚华文学校发展华文教育转型升级的集中体现，此举揭开了华文教育的新篇章。

4.积极引进汉语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匮乏是东南亚华文学校共同面临的问题。为了协助解决东南亚华文师资短缺的问题，中国国家汉办于2003年开始向东南亚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2004年印尼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组织汉语教师志愿者赴印尼任教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为中国赴印尼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每年都有100名左右的志愿者赴印尼任教，有力推动了印尼的华文教学。从2003年至2019年，国家汉办已经向菲律宾派遣了15批近3000名志愿者，为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广大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下，菲律宾的华文教育迎来全新的发展，绝大部分华文学校已经接受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教学，简体中文报纸也已经问世。截止2016年已有13批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师共计约13000人赴泰国开展汉语教学[28]，志愿者缓解了泰国汉语教师紧缺的局面，支撑起了泰国汉语教学的半壁江山[29]。向东南亚国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已经成为一个常态项目，每年派遣的人数稳中有升，志愿者不仅奔赴各国华文学校，也已成建制地被派往东南亚的各个孔子学院。2012年，国家汉办向90个国家派遣了3981名汉语教师志愿者[30]，2016年则发展到向130个国家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6071人，翻了1.5倍多，其中向413所孔子学院（课堂）派出2924人[31]，几乎占志愿者总数的一半。引进中国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是东南亚华文学校转型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 华人文化重构与华文教育转型的影响

（一） 将促进东南亚华人文化教育的转型升级，加速华文学校的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进程，实现华文教育的发展升级

接受华文教育是东南亚华人百年来一直坚守的文化传统，华文学校是华人文化与华人气质得以传承的主阵地。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东南亚的华人文化逐渐迈向主流，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传统，农历春节已经成为了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公共假日;华人的传统宗教信仰的接受度也日益扩大，2017年印尼建起了巨型关公像，华人信仰更为本土人士所知晓;菲律宾政府同年已批准华人在首都马尼拉湾捐建一座妈祖神像。东南亚的华人文化正日益被主流社会所认知，华人文化也日益与主流社会文化相融合。如今东南亚华文学校除了弘扬与传承中华文化之外，还承担起把华人新生代培养成具有广阔视野、能融入多元文化、有中华气质与情怀的优秀华人的责任;另外，推动华文教育事业需要海外华人的合力奉献与支持，华文学校的转型升级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的办学能力。在东南亚各国孔子学院和大量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推动下，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势必会激发华人文化教育的转型，实现华文教育的发展升级，加速华文学校在办学经费渠道、师资培养、教材编写、课程体系建设、评价标准和办学模式的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进程，提升华文学校的华文办学水平。

（二） 促进华文学校的教学改革，实现华人华文教育与主流社会汉语教学的并轨

华文学校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主流社会学校华文教育的快速发展实现的，已经开始动摇华文学校生存的根基，华文学校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华文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故步自封只会让华文学校陷入办学困境，不单是“三教”的革新发展跟不上时代，在华人文化被日益重构的时代，华文学校若不走出长期一成不变的老套办学模式，华人子弟学生流失到主流社会学校就学的情况将更加严重。虽然主流社会大中小学的华文教学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教学对象和学生学习动机不同，加之师资、教材和教法焕然一新，大大彰显了主流社会学校华文教学的实力和影响里，为华文學校敲响了警钟。在这个关键节点，华文学校和华文教学的转型无疑迎合了当前华人文化重构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对保持广大华人对华文教育的眷恋和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主流社会华文教学优势的诱惑和利导作用。这种转型恰逢时机，对华人社会来说正能量满满，能够实现华人华文教育与主流社会华文教学的并轨，保证了华文学校的可持续存在。

（三） 对华人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挑战，促进华人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感和族群融合的持续深化

汉语热助推了华人文化向主流社会的流动，这种文化流动的特性主要表现于较为浅显的认知，与华人文化宗族性、家族性和华人社会性的薪火传承和延续有着本质的区别。华文教育转型和华人文化的重构是相互作用的，华文教育的转型会加快华人文化的嬗变速度，华人文化的重构同样也影响着华文教育转型的力度和本质。华文教育转型和华人文化的重构归根结底将有效影响着海外华人文化与当地文化的逐渐融合。这种文化的融合将使得新生代年轻华人对华人文化的习染与情感变得越发淡薄。华文教育的转型必将把华人年轻一代的华文教育引向更贴近所在国主流国民教育的意志，从而华文教育在保持海外华人具有中华气质的功能越上更加弱化，最终将促进华人对所在国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族群融合持续地深化，华人后裔的华人气质和对祖籍国的情感认同也必将进一步弱化。

（四） 能提升华人的民族自信和政治地位，改善华人的社会环境，扩大华人精英层

东南亚华人文化和华文教育的转型发展是海外华人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一转型和重构也是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必然。进入新世纪后，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广大华人，特别是华人商业领袖越来越得到所在国国家政党、政治家族力量和政客的青睐，华人社会成了国家政治选举的重要票仓。华人文化的持续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文化，华文学校和主流社会学校均打破了单一民族生源的格局，华族与其它族的融合更具社会化、自然化，汉语和中华文化成为促进民族融合的新生力量。当前，东南亚华人的民族自信与自豪感日益提升，从而激发了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热情。东南亚华人参政势头良好，华人参政思想日益成熟，参政的渠道越来越宽，得到社会支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随着华人文化重构的持续深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华人参政也逐步向年轻化、专业化和扩大化发展，涌现和锻炼了一批华人政治精英和社会人才。东南亚华人积极、稳步参与政治发展，在改善华人社会环境、社会地位和造福华人社会方面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 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实施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也需要文化牵路。华人文教的转型重构将进一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促进华族与其它族群的交往与联系，民间交流与合作的持续加强也将逐渐淡化本土民族意识，实现民族融合的自然深化，命运共同体的思维与合作也会得到强化。2015年，东南亚国家正式成立以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在推动形成“一个目标、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的一体化道路上，东南亚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华人文教的转型重构在推动民族合作与共同体建设上有着特殊的推动作用，更能贴近于国家时代的发展需要，特别由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东盟作为前沿支点，为中国—东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新的历史发展元素和机遇。东南亚华人在语言与文化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作用也显得更加突出，在服务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实施角色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东盟共同体在社会文化支柱建设上离不开汉语语言和中华文化的铺路。“一带一路”为实现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教育部与东南亚各国教育领导部门已经为促进彼此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做了最好的顶层设计，东南亚华文学校迎来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以本国正在新兴的汉语教育市场为导向，稳步推进华文教育向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方向迈进，探索将華文教育的“游击队”变为“正规军”的有效路径，在东盟共同体框架下借鉴他国华文学校发展的先进经验，实现华文学校的协调发展和创新转型，更好地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实施。

注释：

① “后壁山”指的是后面的山，即靠山，在东南亚华人中则引申为背后有人从资金上给予帮助或在生意上给予帮扶。

② 东南亚华人，特别是祖籍闽南的华人特别重视“人情”，“人情文化”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亲戚和朋友间的义务权衡。

③ “马华公会”总会长廖中莱出任交通部长，署理总会长魏家祥则被任命为首相署部长，马华公会李志亮则出任国际贸工部副部长，蔡智勇为财政部副部长，周美芬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民政党主席马袖强同样受委首相署部长，副总会长何国忠与马华公会宣传局主任蔡金星则被委任为国会上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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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subtly transformed by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anguage and culture.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the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and linguistic policie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Chinese society，resulting in the gradual decline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The changes in Chinese thinking patterns，national identity，and religious beliefs have l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ognition，belief pluralism，surname culture，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wareness.Chinese education is als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fever an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It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schools，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Chinese teacher training，and Chinese teaching volunteers.

Key words：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hinese culture; reconfigu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