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中的韩国形象

刘艳萍

[摘要]中国“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中的韩国形象包括风物描写和人物塑造两方面。前者涉及居所、牲畜、用品、衣着、语言等生活习俗，后者分为三类：令人憎恶的韩国人（金先生、金九东、金久如、朴斗寅、朴广元等）;由衷赞美的韩国人（安娜、“他”、金盖、金福等）;充满同情的韩国人（亚丽、“他”的母亲、韩国佃农等）。韩国形象既是东北地区韩国人生活图景真实客观的镜像，也反映了历史记忆的定式，更是东北作家创作审美理想的幻象。值得肯定的是，对韩国风物的细节描写和扩大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题材与表现范围，是东北作家创作的价值所在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韩国形象;形象学

[中图分类号]12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54-0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社会时局动荡不安、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在中国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活跃着一群热爱故土、感怀国家兴亡的热血青年，如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罗烽、金剑啸、白朗、李辉英和胳宾基等。“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相继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多数人进入“左翼作家联盟”。他们的创作以独特的抗日救亡题材、浓郁的东北地方风情和刚健粗矿的创作风格冲击了当时的主流文坛，引起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学巨匠的瞩目，因而获得“东北作家群”的称谓。以往，国内评论者多关注其作品中的抗日主题和中国形象，X其作品中描写的异域风情和异国者形象重视不够。而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作家、多民族混居状态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他们对同在黑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多有接触和交集，从而塑造出韩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异国者形象。其中，韩国人形象是其浓墨重彩刻画的主要形象之一，大多数东北作家都有描写韩国人形象及其生活场景的作品传世，总计22篇。①这些作品均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篇幅上看，长篇小说4部（《万宝山》《八月的乡村》《边陲线上》《混沌——姜步畏家史》）;中篇小说2部（《罪证》《大地的海》）;短篇小说16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韩国形象，朴宰雨、金时俊、金宰旭等韩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先行研究，夯实了基础，可是限于阐述对象、国别视角等因素，尽管他们分类很细，史料确凿，却未能针对中国“东北作家群”笔下的韩国形象展开详尽而深入的剖析，难免粗糖和遗漏。因此，笔者结合文本，着重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深入探析“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韩国形象。

一、“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韩国风物描写

“风物”一词语出中国田园诗宗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m_本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后引申为风俗、物产等义。本文采用这一术语指代韩国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所、服饰、用具及语言等日常生活图景。

（一）居所、职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出自何种动因，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的韩国人所居之地不外乎农村和城市。在农村，他们一般集中居住在某个自然屯，这些自然屯在作家笔下被称为“髙丽屯”。居住于此的韩国人以租种中国地主的土地、种植水稻或黄烟为生;在城市，他们多半居住在某片区域，按照本民族习惯生活，即以居住区域为中心，形成相对比较独立的生活区，并逐渐发展起旅馆、酒店、商店、市场、学校、教堂等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行业和职业。[2]（399）而从阶层、职业上看，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韩国人非常复杂，既有贫苦的农夫、佃户、手工业者等普通劳动者，也有无所事事、不劳而获的市井无赖;既有投靠日帝、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也有不与日帝同流合污、勇于反抗的抗日义士。在东北作家笔下，韩国人的居所与其职业多成正比关系，即偷窃、拘留、买卖中国儿童的韩国人贩子家（《另一种交易》）是木板大门、砖墙院落，门后悬挂着日本旗;县城“街两边的家屋，都是泥壁茅草顶，屋子既歪斜，窗口又小”，[3]（173）这是居住在市镇里的韩国普通市民的居所;放牛娃果里（《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居所小而破旧，仿佛肮脏、破旧的垃圾箱;而在农村租种中国地主土地的韩国佃农的住所则是有着矮炕的“窝棚”。

（二）牲畜、用品

对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民而言，牲畜在劳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同样，黄牛是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韩国农户必养的牲畜，是他们劳动的得力帮手，因此牛圈通常设在室内。对此，中国人很不习惯。《罪证》里的中国地主吴大鹏被日警抓走后，有人劝其妻去乡下屯子躲避，被她一口拒绝，因为她住不惯和牲口睡在一个房间里的韩国大火炕。在农作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选择上，韩国农户一般使用大轮的两轮牛车，这种牛车简陋而粗糙，家境好的农家安有木板做成的车厢，而贫困农户的牛车上只用稻草编了幛围，像矮小的篱包，遮挡着轮子带起的尘土。韩国农民赶集卖粮时就用这种大轮牛车作为运输工具。韩国农民从本国逃难至中国时，也是一辆牛车装满高丽木柜、锅、碗、葫芦瓢、淘米盆、吃粮等零乱家什，连同一家老小都挤在牛车上，伴随着吱吱作响的车轴声一路颠簸而來。[3]（398）

（三）衣着、装束

在东北作家笔下，韩国人的衣着和装束基本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样态。在农村，韩国佃农的穿着打扮显示其生活的困苦。比如，租种刘房东土地的小朴盖①（骆宾基《边陲线上》）面黄肌瘦，穿着白色的薄棉袄，两肩布满了污渍，肥阔的朝鲜式裤裆格外显眼，裤脚管翻挽着，为防止破太阳牌水袜子掉落，便用细绳紧紧地捆绑起来。赤脚、裹白头巾是韩国农夫、农妇最常见的劳动装束。与之不同，韩国长者则努力保持着传统而体面的装束，如老朴盖梳着发髻、戴着麻冠，含着长烟管，一副斯文的样子。《罪证》里的高丽老头则头戴芒麻织的高装纱帽。

生活在城市的韩国人衣着装束相对整洁干净些。舒群《邻家》里的高丽女房东“穿着一件高丽式的短小上衣，拖到地面的长裙，全是白色的，积满着日久的灰垢”。[4]（296）专营儿童买卖的韩国女贩子（李辉英《另一种交易》）穿着本民族裙装，头上挽着蓬乱的髻子，两只胶皮鞋张着大口像两只船。卖白面的女高丽（李辉英《夏夜》）穿着一身上窄下宽的高丽装。韩国孩子的日常装束是“有两条长的结带的无领棉袄，肥裆的灯笼裤，全部塑胶制的高丽鞋”。[3]（392）

可见，裤裆肥阔的男士灯笼裤、上窄下宽的女士白裙、梳发髻的老者所戴的髙筒纱帽、长烟袋和船形胶鞋（“髙丽瓢”）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衣着装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至中国东北地区生活的韩国人的代表性装束。

（四）交际用语

在日帝强制推行日语的政策下，移居至中国东北的韩国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与本族人交往时通常使用韩国语，常与中国满、汉族人或俄罗斯人打交道的韩国人，掌握汉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在东北作家笔下，在县城里“混事”的韩国人汉语说得很好。骆宾基描写在三岔口集市开旅店的高丽店主，中国话非常流利，“每次见了吴大鹏都热烈地打招呼，用中国话问着城里各种货物的行市，因为他兼营着秘密的走私生意，从对江的高丽境内偷运布匹和盐到县城去。”[2]（”3）李辉英笔下的金先生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地道：“要什么样保有什么样。”“给你，这是五块定钱，多一点了，好在是早交晚不交。”[5]284～286连活了大半辈子、对房客非常挑剔和审慎的方老太太都未能认出他是韩国人。

生活在农村的韩国佃农汉语说得不太好，生硬，语序颠倒，如“房东！一条牛的又租吧？”“没法子。吃粮的没有”;“牛租的没有”。[6]（15～18）《混沌——姜步畏家史》中的韩国佃户金秉湖的中国话说得更“别致”：“少财东，你的学堂的去吗？可见，那些喜欢钴营、仗势欺人并借此敲诈勒索、谋取私利的韩国人，因经常与中国人打交道，汉语说得都不错。而较少或没有机会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韩国人说得不好或者根本不会说汉语。这表明，语言是交际的产物，生活在民族混合地区的人们能够熟练地掌握多门语言。

二、“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韩国人形象

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蕴含着作家对其所属身份与类别的认知、评价等主观情感色彩和审美偏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东北作家笔下的韩国人形象，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的爱憎情感和审美偏向。

（一）令人憎恶的韩国人形象

这一类韩国人是一些为虎作伥、仗势欺人、强买强卖、寡廉鲜耻的民族败类、反面典型。他们以日本人为主子或靠山，开办妓院和烟馆，走私食盐，不仅欺骗、剥削和压迫本族同胞，而且欺压和掠夺当地汉民。中国人称他们是日本的奴才、走狗、“二鬼子”“外籍人”等。他们是东北作家塑造得数量最多的韩国人形象，如李辉英笔下的金先生、金九如、金久东;骆宾基笔下的李特务、朴斗寅;罗烽笔下的李德浩、朴广元等。

金先生（《人间世》）借助日本领事馆的扶持在哈尔滨深巷里开设了一家私烟馆，表面上由中国人经营，实际由他暗箱操作，坐收红利。小说借故事叙述者“我”的观察和判断揭示了他的真面目：“一条日本人的走狗”，“这就是王道主义政治的行使概况”，“现在‘满洲國的治下，只有日本人和日本人使用的走狗朝鲜人是有势力的，‘满洲国，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天下好”。[7]（1W）

《古城里的平常事件》中的韩国人金先生更会伪装，租房前斯文有礼，一旦搬人方老太太家里，便胡搅蛮缠起来，硬赖方老太太收了他50块定钱，而不是5块。当方老太太儿子要求去警察局解决时，他更是有恃无恐地说：“到局子里？到局子里也不怕你，你们的警察管不到。”[5]（293）这种“凶纠纠”的匪气深刻地传达出他有日本人做后台的霸道心理。他不仅指使人砸抢打人，还当着中国巡官的面大骂中国人不讲信义。巡官明知他耍赖和敲诈，却无可奈何，只得逼迫大学生委屈妥协。

这类韩国人不仅欺骗中国人，还专门依仗日本主子出卖和祸害本族同胞。他们是笑面虎，善于伪装，最具阴险性和危害性。“二地主”朴斗寅（《混沛——姜步畏家史》《初识宝莉》）靠着移居早、关系硬、计谋多，如鱼得水地游走于中国官府、地主和苦难的朝鲜农民中，欺上瞒下，两头通吃。他既向韩国同胞放债取利，又向中国地主赚取中介好处，从中渔利。他对本族同胞毫不手软，常常变相勒索，因此一听朴斗寅要来，韩国农民便瑟瑟发抖。骆宾基讽刺道：“朴斗寅在这城市是有着怎样的威望呀！读者是不难想象的。珲春的春季，是朴斗寅的黄金的日子。”[3]（399）可见，同为亡国奴，金先生、李特务和朴斗寅之流却f然一副征服者的姿态，采用阴险狡诈、蛮横耍滑的卑鄙手段坑蒙拐骗，欺压中朝两族的弱势民众，他们是东北作家和中韩正直进步人士最为痛恨与不齿的负面形象。

（二）由衷赞美的韩国人形象

东北作家在小说中刻画了不甘屈辱、勇于反抗，用生命谱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韩国爱国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并对他们发出由衷的赞美。譬如高丽姑娘安娜（《八月的乡村》），“他”（《海的彼岸》），韩国共产党老崔、金盖（《边陲线上》），老毛家的高丽人、金福（《万宝山》）等。

安娜是一位机智勇敢、自觉而坚定的革命者。她的父亲是在上海秘密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的革命家，她在中国长大，14岁加人中国革命军，被组织派到满洲来工作，做司令的参谋和秘书，管理文件。她信仰坚定，爱憎分明，具有较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在中国战士刘大个子的眼中，安娜漂亮大方，眼睛像两块黑宝石，头发浓密，突出而饱满的前额表现着充分的顽强。同时，又借唐老疙瘩之口称赞她声音甜美，文化水平高，动作娴熟，枪法精准，经常教队员们识字、唱歌，宣讲革命道理。这种严肃执着、光明磊落的性格源自父亲的教诲和影响。[8]（165）父亲培养了她坚强的斗争意志和冷静的判断力，在严峻的战斗中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不动摇，这与最终软弱而妥协的司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海的彼岸》里的“他”是从韩国流亡到中国上海继续从事抗日革命运动的革命者形象。作为韩国贵族后裔他”丝毫没有软弱胆怯的性格，而是凭着天赋的智慧和勇敢，杀死了日本人。为躲避日帝的追捕，“他”毅然离开孤苦伶仃的老母亲，越过“阿里郎”山岗，到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十年来，严酷的斗争形势练就其沉着冷静、善于克制的作风。当日夜思念的衰弱老母亲步履蹒跚地出现在上海码头上时他”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情感，没有贸然相认，因为母亲的身后跟随着日本侦探。这一别，他却再未能见到母亲。“他”不是缺乏热情和孝顺，而是多年来血雨腥风的社会政治环境铸就的刚强而冷峻的性格，这正是革命者必备的素质和先决条件。

此外，作家还采用对比手法，通过中国人的回忆和感受间接地描写了韩国革命者的坚毅与勇敢，如刘强（《边陲线上》）记忆里的韩国革命者：“他们都那么刚毅，那么真挚，即使是姑娘，也不像琬玲那么装腔作势……”[6]（服）

（三）令人同情的韩国人形象

东北作家对沦落到社会底层、备受贫穷和苦难折磨的韩国民众也倾注了满腔同情，表现了他们贫而不贱、辱而不屈的自尊与人格，反映出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立场。如亚丽（《亚丽》）、宝莉（《初识宝莉》）、“他”的母亲（《海的彼岸》）和韩国慰安妇（《血的短曲之八》）等韩国底层女性形象。

亚丽是朝鲜姑娘，与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中国。继母是个悍妇，不仅以“小三”身份拆散了亚丽原本幸福的家庭，使他们被逐出韩国，还如狼似虎般凶狠，虐待亚丽，最后将亚丽父亲送进监狱。亚丽出现在小说叙述者“我”的视野里共有3次：第一次是来告诉“我”明天搬家。此时的亚丽腼腆、静美、红面颊，美丽的眸子透着不可捉摸的感伤，犹如古庙神女的塑像，将“我”忐忑的心灵折毁得破碎，激起“我”对她不幸命运的极大同情。第二次是她搬走后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来拜访“我”的亚丽脸色苍白，神情感伤，默默地望着窗前掠过的飞鸟。“我”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多么想像飞鸟那样自由翱翔，可偏偏是那片飘着的落叶，寻不到家园。她的神态激起“我”的强烈共鸣，相似的命运使“我”与亚丽达成了心灵的高度契合。第三次见面是一个月后的星期日中午。美丽的亚丽瘦得形如枯槁，面色白纸般苍白，眼睛红肿，黑色的头发凌乱不堪，表情颓唐而悲哀。三次描写说明，亚丽正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折磨，可是她却未丧失追求生活的力量。她神情激动地告诉“我”，她已逃出悍妇的魔爪，决定回国去，因为“无论如何我的血要在我自己的国土上去洒泼……”[9]（324）

同样，生活的艰辛与困苦也未能泯灭宝莉的美丽、纯真和正直刚强的个性。靠女儿出卖肉体为生的母亲，尽管过着低贱而屈辱的生活，却有着善良的心地和强烈的自尊心。听到“我”的朋友均平骂她们“穷髙丽”“亡国奴”以及带有蔑视的眼神时，她怒目而视，反唇相讥，绝不让步。可见，她身贫志不贫，小说的字里行间透着作家对她的深刻同情。

三、韩国形象描写的总体评价及原因阐释

文本阅读不仅是一种心理认知活动，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模式。通过条分缕析“东北作家群”小说文本中的韩国形象，我们获得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韩国移民在中国东北生活的景观图。那么，这一景观图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呢？是同质性的呈现，还是异质性的夸张？是作家自我的有意创新，还是历史传统的集体遗存？

（一）真实客观的镜像

东北作家在小说中为读者如实地描绘出一幅幅清新自然、朴实和谐的生活图画，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韩国风物和移居到东北广袤土地上的韩国人的生活原貌。窝棚、茅草屋、大火坑、黄牛、青鱼;黄烟、水稻、白衣、白裙、灯笼裤、纱帽、胶鞋、背架、7JC罐等生活元素，可谓是朝鲜民族独特生活样态的典型符号和民俗特征。譬如，牛有很多种：黑牛、黄牛、花牛、水牛等，而东北作家偏偏选择极具北方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黄牛加以描摹，这不正是对韩国民俗客观而真实的再现吗？韩国民谚有“没有爸无所谓，就是不能没有牛”，“即使卖了牛也要让孩子读书”这种随处可见、无比浓郁的对于韩国民俗文化的生动描绘，在同时代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是鲜见的。如果不是耳濡目染和熟悉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很难达到这样的真实。由此，中国东北作家对韩国风物的描写不仅有极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髙度的审美价值。

东北作家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韩国佃户等贫民形象、仗势欺人的韩国地痞和无赖等负面形象的刻画、中朝两族人民之间的日常摩擦和冲突的描写也是客观真实的存在。譬如，胳宾基在《混沌——姜步畏家史》中从儿童的心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中韩两国儿童间的多次摩擦，尽管剑拔弩张，却童趣盎然，不禁勾起对此有着亲历体验的读者的美好回忆。同样，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的果里形象历来被当做东北作家小说中人物塑造的成功范例，受到评论者的高度赞誉。“果里”的名字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韩国语“高丽”的音译，代表国家，即已被日本灭亡的韩国;另一方面也是俄语“痛苦”的音译，暗指命运，即颠沛流离、饱受欺辱的人生。两者合在一起，构成“失去祖国的孩子的痛苦命运”之意，正好点题。舒群出生在哈尔滨，能够近距离观察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朝鲜等民族，少年时代曾跟随父亲在阿城、尚志等韩国人居住的农村生活过，有机会结识果里的生活原型。这些生活体验和素材为作家塑造果里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从小说题目、人物命名到主人公性格的刻画等方面都精心安排，精雕细刻，最终塑造出融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为一体的血肉丰满的韩国少年形象。

（二）历史记忆的定式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对韩国的称谓比较混乱，或“高丽”，或“朝鲜”，或“韩国”，而就东北作家而言，使用最多的却是“高丽”，如“高丽人”“老高丽”“小高丽”“高丽姑娘”“高丽女人”“髙x人”“高丽棒子”“高丽红党”“高丽屯”等。从使用者的感情色彩看，这些称谓既有褒义，也有贬义。那么，东北作家为什么频繁使用“高丽”这一称謂呢？

“高丽”一词属于历史话语，该词所对应的是韩国古代国家高丽朝。高丽朝在延续唐朝的“朝贡体制”下，与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因资料缺乏，笔者虽无从考察“高丽”一词在中国话语文化中的演变过程，但至少从宋代开始，“高丽”一词就在中国被固化下来。女真族建国始祖努尔哈赤与朝鲜朝的军事交集和冲突进一步扩大了“高丽”在满族人中间的传播，东北地区是满族人的发祥地，口耳相传，自然影响到其他民族的使用习惯。正如端木蕻良所言：“东北在解放以前把朝鲜人都叫高丽人朝鲜人民都持有同情与友爱。对朝鲜的‘浪人称为髙丽棒子，有时候也把朝鲜的老百姓也混称为高丽棒子。”[10]（15<））而“高丽棒子”也因词源不详，说法不一，但是该词语基本用于贬义，含轻蔑与侮辱之意。

语言是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的表征，承载着历史和民族的记忆。髙丽朝作为一个国家早已不复存在，但“高丽”一词却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沿用至今，成为朝鲜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譬如《髙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图》（大英图书馆馆藏大清版画）、《被揉躏的高丽》（赵明熙小说）、《高丽日报》（俄罗斯报纸，原名《列宁旗帜》）等。东北作家在小说中广泛使用“髙丽”一词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一是地域传统习惯使然。东北民间普遍使用“高丽”“高丽人”的称谓，东北作家也遵循这种民间习惯。二是作家规避日帝话语霸权的一种表述策略。作为相对温和的中性词语，“高丽”能够有效地避免言语灾祸和事端。

在东北作家中，李辉英和骆宾基对中朝民族间的纷争与冲突描写得最多，也最细致，如果说路宾基是以儿童的视角与温和戏谵的口吻叙说中韩两国民众间的矛盾及其化解的过程，显得较为客观，那么李辉英则以成人视角和爱憎分明的语气描写中韩两国民众间的激烈对抗，显得有些夸张。在《人间世》中，李辉英从中国人视角建构了“自我”形象，把韩国人置于“他者”地位，称他们是“外籍人”“粗货”，无所事事，无赖逞凶，横暴无理，霸占房屋，抢夺金钱。这种负面印象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结果。日帝占领中国东北后，将大批失去土地的韩国贫民强制移民至中国东北，以便实施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一些韩国人为了生存被迫屈服日帝强权，借机谋取私利，丧失了民族尊严和人性，成为日帝所利用的工具。如学者所说：“被压迫阶级不是去争取解放，而是把自己变成压迫者或小压迫者。他们所处的具体现存的矛盾环境造就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人，但对他们来说，成为人就是成为压迫者。这就是他们的榜样。”?（136）同时，为控制韩国移民人籍中国，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提出“五族协和”的口号，另一方面又人为地划分民族等级，制造民族差异，宣称朝鲜族是日本“天皇的治民”，归属日本。这实际上是故意挑拨民族间矛盾，制造民族差异和纷争。

对此，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韩国人土地赁贷规则》等多项法令，[12]（239）意图通过限制和驱逐韩国移民的方式对抗日帝的渗透和侵略，可是日帝仍以保护“国民”为借口从中作梗，横加干涉。韩国一些趋炎附势、恃强凌弱的势利小人和奸佞之徒便依仗日本人撑腰打气，无恶不作，祸害中国民众。正如萧军在《八月的乡村》借人物之口说的，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以后，“村子里的高丽反倒张狂起来”。日帝借机以金钱贿赂、利用这些韩国人到处收购中国人的土地和房屋，对中国民众进行政治上的欺压和经济上的掠夺。对此，中国地方政府和伪满警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敢怒不敢言，这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部分韩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憎恨心理。在中国人的“社会总体想象”中，韩国人被置于与中国人“自我”直接对立的“他者”地位，“他”的侵人就是对“我”的侵犯，“他”就是制造民族间纷争的罪魁祸首。不过能够解决这一纷争的不是中国警察，而是日本人。这样，在中国人的想象里，韩国人就成为被敌视、被否定的负面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作家也未能有效地克服民族的这种传统心理定势，或者对造成中朝民族间对抗与冲突的真正根源与本质——日帝的统治策略和殖民需要认识得不够清晰和透彻，因而在小说中对于制造这种现实的原因的揭示是薄弱的、欠缺的。而大幅度强化描写中韩民众间的对抗与冲突，易使读者将憎恨的矛头指向韩国人，忽略韩国人也是被压迫者的事实，从而削弱了日帝作为侵略者和统治者的野蛮和兇残的形象。

（三）审美理想的幻象

东北作家小说塑造并讴歌的正面形象就是致力于韩国民族独立与自由、英勇抗击日帝的反抗者、革命者形象，可是与同时期的郭沫若、杨昌溪、无名氏等现代作家比较，东北作家笔下的革命者形象雪泥鸿爪，鲜有传神的形象留世。除果里外，值得一提的是舒群《海的彼岸》中“他”的形象。“他”的4个哥哥都因参加独立运动或失踪，或被日帝逮捕入狱，或被处死在刑场。可是这个过程都没有得到有效展开，只通过故事叙述人一语带过。“他”为躲避日警的追捕渡海逃亡到中国上海，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然而，“他”给读者的印象是模糊而陌生的，既没有姓名，也没有肖像刻画，仿佛一位夜行者、蒙面人。尽管读者理解这是残酷的斗争形势使然，但是仍然给人以云山雾罩、扑朔迷离之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塑造。那么，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认为，“他者”形象往往含有创作主体的主观臆想与幻象，目的是满足“自我”的某种心理期待。日帝的侵略行径引起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忧虑和愤懑，梁启超相继发表《呜呼韩国！呜呼韩皇！呜呼韩民！》《日本并吞朝鲜记》等多篇文章，阐述中韩唇亡齿寒的道理，以警醒中国人的自觉。鲁迅、蒋光慈、郭沫若、巴金等进步革命作家更是从朝鲜亡国灭种的民族悲剧中预感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和悲剧，于是，“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理”。[13]（13）这种借“他者”镜像反观自身的创作倾向一时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潮之一。作为关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热血青年，东北作家自然受到这股潮流的推动，将刚毅坚强、勇于反抗和牺牲的韩国革命者形象作为创作的审美对象来表现。问题是，日帝对东北进步力量的残酷镇压和围剿，导致革命陷入低谷，许多爱国志士和进步革命家被迫离开东北，辗转到北京、上海、武汉和海参崴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东北作家尽管熟悉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习俗，却缺少机遇了解真正意义上的韩国革命者。这样，后者就成为了“注视者”作家视域里的幻象，这是导致其笔下韩国革命者形象虚化与艺术性不足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东北作家群”作家根据生活的亲历体验和精湛的艺术功力，细致地描写了韩国人的职业、居所、牲畜、用品、衣着、语言等日常生活习俗，塑造出令人憎恶的、由衷赞美的、令人同情的韩国人等三类人物。这些韩国形象既是东北地区韩国人生活图景的真实客观的镜像，也反映了历史记忆的定式，更是东北作家创作审美理想的幻象。其中，“高丽”之称谓既是地域传统习惯使然，也是作家规避日帝话语霸权的积极的表述策略。韩国爱国者、革命者形象受素材等因素限制不甚丰满。而过分关注并书写中韩民众间的日常纠纷和暴力冲突，易使韩国被置于“他者”地位和众矢之的，从而削弱了日帝作为侵略者和统治者的野蛮和凶残形象。当时，东北作家都很年轻，思想稚嫩，无法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当时复杂的世态和时局，同时严酷的斗争形势也不容其深思熟虑，缺憾难免。如同萧军形容《八月的乡村》是“一枚还嫌太榜的青杏”，[14]（217）路宾基也在《罪证》的后记中说：“自然当时二十一岁的作者，对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是把握不住的，因之也就不能更深一层的发掘。”[15]（176）尽管如此，对韩国风物的细节描写却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题材与表现范围，这是东北作家创作的价值所在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陶潜：《游斜川》，《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2]骆宾基：《罪证》，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皿），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3]骆宾基：《混沌——姜步畏家史》，金柄珉、李存光主編：《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皿），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4]舒群：《邻家》，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李辉英：《古城里的平常事件》，金柄珉、李存光全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7]骆宾基：《边陲线上》，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8]李辉英：《人间世》，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9]萧军：《八月的乡村》，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H），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9]萧红：《亚丽》，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端木蕻良：《大地的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11]王苹：《平静地面下的不平静睡眠：〈呼啸山庄〉里的种族政治》，《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

[12]崔一：《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朝鮮一韩国文学研究会编：《朝鲜一韩国文学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朴龙山：《试谈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朝鲜爱国者形象》，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评论卷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14]萧军：《〈八月的乡村〉再版感言》，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15]骆宾基：《〈罪证〉后记》，金柄珉、李存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小说卷III），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