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韩国的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

尹悦 金基石

[摘要]光复后，韩国的语言政策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特征，即以“民族认同”为主导，重视经济利益，兼顾文化利益。这一价值取向的语言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韩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才能适应当前韩国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时代，韩国语言政策的价值取向应从“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同时坚持“多元文化认同”的理念。

[关键词]韩国;语言政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多元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E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_2007（2019）02-0080-06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信息和移民在世界各国的快速流动，单一民族国家进一步消失或隐退。[1]（116）韩国也不例外，随着外来务工者和跨国婚姻数量的不断增长，韩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状况逐渐被打破。2006年，韩国政府正式宣布韩国进入多文化社会，韩国的民族成分由单一转向复杂，语言生态也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2]（5<>）本文拟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四个方面，对光复后韩国的语言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进而加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语言互联互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域国别研究。

一、韩国的语言生态

在世宗大王創制朝鲜文字之前，朝鲜半岛一直使用汉字。但是，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适用的是汉语的音韵体系，并不适用于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和语法结构。[3]（126）因此，当时的朝鲜半岛把汉字作为书面语，自然出现“言文不一致”的情况。于是，世宗召集大臣郑麟趾、申书舟、成三问等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易学易记、符合本民族语音体系的新文字——训民正音。1446年“训民正音”的颁布，标志着朝鲜半岛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汉文化和汉字的影响，“训民正音”创制以后，汉字并没有被废除，政府的公文仍用汉文。直到1894年11月21日，髙宗时期颁布《敕令第一号》，才明确规定了法律文本、政府公文须用国文记载，必要的时候可以韩汉文混用。这条敕令，第一次提到韩文是国文，这标志着韩文的国文地位的确立。同时，这条敕令的颁布，也对朝鲜的语言文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朝鲜文、汉文的混用。

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实行“语言同化”政策，企图通过语言的同化实现思想的同化，把韩国人变成真正的日本国民。1911年，日本第一次颁布《朝鲜教育令》，规定日语为朝鲜的国语;1922年，第二次颁布《朝鲜教育令》，进一步规定日语为学校的教学语言;1938年，第三次颁布《朝鲜教育令》，又将朝鲜语列为选修科目。此后，朝鲜语逐渐退出了学校课堂。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内马上开展了国语醇化运动，主要目标就是废除韩国语中的日语词汇和日语汉字词。为了配合这一B寸期的国语醇化运动，韩国政府实施了“韩文专用政策”，目标是废除长期以来韩汉文混用的情况。截至1983年，韩国已基本实现了“韩文专用”的目标，韩国语中的日语词和日式汉字词也已基本清除。

通过对韩国语言生活的历时梳理可以发现，相对于其他多民族国家来说，韩国的语言生态较为简单。除了在日治时期，日语曾作为韩国的国语外，长期以来，韩国语为韩国社会的唯一语言。在文字体系方面，韩国经历了汉字、韩汉文混用及韩文专用三个阶段。

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外国务工者的大量涌入，以及跨国婚姻家庭数量的急剧增长，韩国社会的人员构成、民族构成及语言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国由以前的单一民族社会发展成为多民族共存的社会，韩国社会的语言生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目前，英语、汉语、日语，都已成为韩国社会的常用语言，打破了以往的“单一语言”的文化传统。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英语的渗透与推广，对韩国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针对复杂多样的语言生态，韩国政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二、韩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是指，为了改变某一语言社区的语言行为而从事的所有有意识的尝试活动。1969年，海因茨·克洛斯（HeinzKl0SS）率先提出了语言规划的两个基本维度：语言本体规划（corpusplanning）和语言地位规划（statusplanning），将语言规划领域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相区分，即对语言结构本身的规划和国家关于人们对语言使用和选择的政策区分开来，这也是语言政策学科系统化的开端。1989年，库珀（Cooper）将语言的习得规划（studyplanning）首次引入语言规划领域，使得这门学科得以发展和扩大。1990年，哈尔曼（Haarmann）又提出了语言的声誉规戈！j（prestigeplanning），使得这门学科更加完善。卡普兰（Kaplan）和巴尔道夫（Baldauf）（1997）在全面吸收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加以融合，提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综合性最强的理论框架，标志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的逐渐成熟。

（'）地位规划

地位规划旨在为某种语言配置一些新的功能，通过实施规划，使该语言成为教学媒体用语或者官方语言等等。[4]（54）库珀将语言的社会功能分为12种，分别为国家官方语言、省区语言、通用语、国际语、首都语言、群体语言、教育语言、学校课程语言、文学语言、宗教语言、大众媒体语言、工作语言。在通常情况下，这12种语言功能经常存在着重叠现象，且一门语言的功能越多，表明其语言地位越高，影响越大。[5]（29）

日治时期，日本在韩国颁布了四次《朝鲜教育令》，规定日语为国语，并限制韩国语的教学和使用。美军政时期，通过《美军政命令6号》文件的颁布，恢复了韩国语的国语地位，但同时规定英语作为韩国的官方语言。2005年，韩国颁布的《国语基本法》，明确了韩国语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地位。2008年修订的《国籍法》，明确指出外国人要想取得韩国国籍，须具备基本的韩国语能力。2008年，法务部开展的“社会统合项目”规定，完成法务部韩国语研修课程的外国人，在申请韩国国籍时，可享受笔试或面试的免试权利，缩短取得国籍的时间。[6]（83）为了强化标准韩国语的地位，1980年开始，韩国在学校、政府部门、企业等领域，大力推广使用标准韩国语。[7]（34）韩国大众传媒主要以标准韩国语为主，韩国的三大电视台KBS、SBS、MBC基本上都是用韩国语播报节目，少数节目会用英语播报。韩国的三大报纸，《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和《中央日报》都是用韩文发行的，但是，《中央日报》的网站提供韩、汉、英、日四种文字的新闻报道。首尔公共场所的标牌经常是用韩、英两种语言标记的，但部分场所如地铁的广播，经常会使用韩、汉、英、日四种语言播报。近年来，随着结婚移民女性数量的急剧增长，越南语、泰语等语种也成为了韩国社会重要的交际语言。

英语，作为韩国最主要的外语，在韩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英语成绩是韩国人学考试、职称评定、就业加薪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在基础教育阶段，韩国语和英语是韩国“共通教育课程”（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必修科目。汉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越南语等语种是高中二、三年级的选修科目。韩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基本上都是韩国语（部分外国语高中除外）。但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教学语言主要有韩国语和英语两种。根据库珀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我们可以总结出韩国语言地位规划的概况。

如表1所示，韩国语作为韩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在韩国社会的地位最髙，担任9种重要的语言功能;英语在韩国社会的地位仅次于韩国语，担任7种语言功能;汉语和日语作为韩国社会的常用语言，担任5种语言功能，地位居中;越南语、泰语、蒙古语、菲律宾语等移民群体语言，仅在家庭和社区中使用。

（二）本体规划

本体规划的核心是建立统一的语言标准和规范，实现语言标准化。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为一种语言的口语设计一种书写系统，从事拼写法改革或文字改革，创造新词术语，出版语法图书、辞典等。大韩民国成立以后，政府先后通过和实施了国语醇化政策、韩文专用政策及《标准韩国语统一案》等，对韩国语的词汇、语音及书写规范等进行了统一。

在词汇方面，1947年，韩国文教部成立了“国语醇化委员会”，着手进行《恢复民族语言用词语汇编》的编纂工作，重点对940个日语词及日语汉字词进行醇化。1951年，文教部成立“科学技术术语制定委员会”，负责科学、工学、水产、医学、药学、农学及家庭七个领域的专门术语的醇化工作。1962年，文教部成立“韩文专用特别审议会”，下设生活用语、语言文学、法律制度、经济金融、艺术、科学技术六个分支委员会，主要负责将汉字术语词转换为韩国语固有词。1967年，韩文学会编纂出版了《简单韩语辞典》，共收录了包括一般词汇和专业词汇在内的15924个单词，主要针对汉字词、残余日语词、西方外来词等进行了醇化。1977年，《国语醇化资料第一集》发刊，标志着韩国基本完成了对曰语词和汉字词的醇化，国语醇化运动告一段落。1988年，文教部出台《现行标准语规定》，对标准语词汇进行了统一。1999年，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编纂的《标准国语大词典》问世，标志着韩国基本完成了标准语的统一工作。

在书写体系方面，1948年，韩国颁布的《韩文专用法》规定：“大韩民国的公文必须用韩文书写，必要的时候可以韩汉文并用。”[7]（72）这是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台关于韩文专用的正式法律。但是，因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韩汉文并用”的条款的存在，所以《韩文专用法》的实际作用很小。这一B寸期，韩国的中小学教育中仍教授常用汉字。1958年，政府颁布《韩文专用纲要》，规定“政府公文、机关刊物、机关标志牌、工作中的印刷品和誊写品、各个机关使用的印章必须用韩文书写”。[7]（74）1968年，朴正熙政府时期颁布《韩文专用5年计划》，力图全面废除常用汉字及学校教科书里的汉字，并将《韩文专用法》中的“必要的时候可以韩汉文并用”一条删除，极大地推动了韩文专用运动的发展。到1983年，韩国基本实现了“韩文专用”的目标。2005年，韩国出台《国语基本法》，废除了之前的《韩文专用法律》。《国语基本法》中明确指出，公共机关的公文必须使用韩文撰写，并且要符合语法规则。

在语音方面，韩国政府认为，不同地区的方言会造成韩国语言生活的混乱，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语和标准音，以规范语言生活。1988年，文教部出台《标准语规定》，其中包括《标准语查定原则》和《标准语发音法》两部分。1990年，文化部出台《标准语母语规定》，至此，韩国基本完成了对标准语语音的统一。

（三）习得规划

语言习得规划即通常所说的语言教育政策，主要包括学校教学媒介语的选择和语言课程的设置等内容。[8]（55～56）韩国的中小学按照教学媒介语，可分为韩国语学校、英语学校、汉语学校和日语学校。韩国语学校主要由韩国政府兴办，教授和使用标准韩国语，这是韩国中小学最普遍的教学模式。由于英语在韩国的社会地位较高，因此，韩国开设有少数的外国语学校，这些学校用英语授课。此外，受“沉浸式英语”教学理念@的影响，一些公立学校的部分课程也使用英语授课。汉语学校和日语学校主要是由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发建立的私立教育机构，以汉语和日语为教学媒介语，教授对象主要为在韩华裔和日裔。

为了提髙韩国人的英语水平，韩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十次英语教育课程改革。在《第六次教育课程》中，韩国将英语列为小学阶段的必修课，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全面实施。《2009年修订教育课程》中，又将英语教育提前至小学一年级。在这十次外语教育课程改革中，英语课程的时间不断提前，英语学时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汉语、日语的课程设置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一直作为中学阶段的选修课，在部分学校开设。但是，《2009年修订教育课程》的外语课程设置中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首次将多文化家庭?常用语言之一的越南语列为中学阶段的外语选修课。

在髙等教育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坚持“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为了培养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才，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许多韩国高校都增加了用英语授课的比例。据统计，2008年韩国排名前三位的三所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英语授课比例分别为12.4%、33.76%和27.02%。[9]（346）此外，在这几所大学的国际教育研究生院中，除区域研究课程用相应语言授课外，其余课程都用英语授课。作为韩国外语语种最全的韩国外国语大学，共开设45种外語。

（四）声誉规划

语言声誉规划刻意营造一种有利的心理环境，这种环境对于语言规划活动取得持久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语言规划领域里的声誉规划，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本国语的海外推广政策。比如，英国政府设立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等机构，都是由国家政府出资建设的海外推广机构，旨在推动本国语的对外传播。从2007年开始，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下属的韩国语世界化财团负责在海外开办“世宗学堂”。“世宗学堂”是面向外国人和海外侨胞的开放型韩国语言文化学校，致力于在海外推广韩国语、普及韩国文化，促进韩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合作。为了扩大世宗学堂的影响力，2009年，青瓦台发布《韩国语海外推广扩大计划案》，要求将海外所有的韩国语教育机关整合到“世宗学堂”旗下。根据该计划案，截至2011年，海外的韩文学校、韩国教育院及韩国文化院等机构，已全部更名为世宗学堂。截至2014年，韩国已在世界52个国家开设了120家世宗学堂。

三、韩国语言政策的特点

从地位规划上来看，韩国语言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强调韩国语的国语地位和官方语言地位，重点支持英语。韩国语言政策的地位规划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因素的考虑：首先，韩国语既是本民族的民族语言，又是韩国的国语，国语地位的确立，对于建立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英语是韩国最主要的外语，只有通过英语，才能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加快韩国的世界化进程。再次，汉语和日语在韩国的地位仅次于英语，高于其他外语，相当于中阶语言。这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最后，越南语、泰语等语种在韩国社会属于低阶语言，地位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多是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由此可见，韩国在进行语言的地位规划时，首先考虑的是促进民族认同，其次是经济利益，较少关注移民的语言权利。

从本体规划上来看，韩国语言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积极推进国语醇化和韩国语标准化建设，这与当时韩国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光复后，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反日情绪高涨。而这一时期的韩国语词汇中存在着大量的日语词和曰语汉字词。因此，光复后，国内马上掀起了“国语醇化运动”。之后，又在国内开始了标准韩国语的推广政策。总的来说，在进行韩国语的本体规划时，体现出了以“民族认同”为主导的韩国语言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习得规划上来看，韩国国民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基本都要学习韩国语和英语，并且随着年级的增加，英语的学时也在不断増加。由此可见，韩国政府在英语教育政策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李明博政府时期，更是将英语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从资金、师资、教材、教学环境等各方面加大对英语教育的支持。然而，在对待多文化家庭学生的语言教育政策的态度上，韩国政府稍有些变化。早期，受“语言问题观”的影响，韩国政府认为，语言多样性会破坏韩国社会原有的稳定，因此，对多文化家庭学生实施的是单一的韩国语教育政策，希望通过语言的统一，强化多文化家庭学生的“认同意识”。近年来，受“语言资源观”的影响，韩国政府意识到，多文化家庭学生潜在的双语优势将成为未来韩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因此，对待他们的语言教育理念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单语教育”转为现在的“双语教育”，即“韩国语+母语”的教育。总的来说，韩国政府在语言的习得规划上，体现了重视经济利益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声誉规划上来看，韩国在世界各地开办世宗学堂的目的是为了在海外推广和普及韩国语言与文化，提高韩国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进而提髙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这也体现了韩国在语言的声誉规划上重视文化利益的价值取向。

四、韩国语言政策的改革建议

综上所述，韩国的语言政策体现了以“民族认同”为主导，重视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以“民族认同”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下，韩国在语言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光复后，韩国语国语地位的确定、国语醇化运动及韩文专用政策、韩国语标准语的推广等，极大地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强化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意识。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韩国语言政策的价值取向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才能适应韩国当前社会的发展。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韩国语言政策的价值取向应做出调整，应由原来的“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因为，以“民族认同”为主导取向的语言政策已不能适应当前韩国社会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韩国社会的发展，影响了韩国社会的稳定。现在，韩国已经摆脱了单一民族社会，步人了多文化社会。以“民族认同”为主导的语言政策，造成强势语言（韩国语）排挤其他移民语言，容易产生民族歧视，影响社会安定。具体表现为，韩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强调韩国语教育的重要性，导致移民语言被忽视和轻视，进而出现多文化家庭学生在学校和社会，由于韩国语不熟练或说母语而被孤立、排挤的现象。长此以往，语言歧视问题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安全问题。[10]（53）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韩国社会应将多文化家庭成员视为平等的韩国国民，摆脱原有的单一“民族认同”的束缚，接受韩国多民族、多文化社会的现实;摒弃原有的“民族认同”意识，构建新的“国家认同”意识。在语言政策上，政府应在强调韩国语重要地位的同时，提髙国内其他移民语言的地位，鼓励韩国国民学习除韩国语以外的其他移民语言。

第二，树立“多元文化认同”的理念，加大对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语种的支援力度，促进韩国外语语种的均衡发展和多元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韩国外语教育政策，使英语成为了韩国的强势语言，其他语言都不能与之抗衡。但是，强势英语教育对韩国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都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首先，外来词的滥用、混用导致了母语的不纯洁问题。其次，过度的“英语热”现象，导致韩国国内曾一度出现“英语公用化”的论调，给韩国语的国语地位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再次，强势英语教育下的西方价值观的单向输入，严重影响了韩国的国家认同，韩国的传统文化一度遭遇轻视。在全球化的今天，韩国必须加大对其他外语语种的支援，鼓励国民理解、尊重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树立“多元文化认同”的理念，摆脱单一的“英美文化认同”意识，只有这样，韩国才能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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