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语与朝鲜语及后期肃慎语族关系辨析

[摘要]朝鲜语族可分為百济语、新罗语、现代朝鮮语;肃慎语族可以分为渤海语、女真语、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赫哲语。结合史籍对高句丽语与朝鲜语族、肃慎系诸族语言关系的记载，对高句丽语的来源做出判定，可以发现高句丽语应是朝鲜语族和肃慎语族的底层语言，而不是构成这两种语族的来源，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关键词]高句丽语;朝鮮语族;肃慎语族;归属;来源

[中图分类号]H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86-05

在历史上，髙句丽与百济和新罗以及肃慎族系都有过密切的关系;在地理位置上，两个族系和高句丽族是近邻，这使得他们在生活习惯上必然有许多相近之处;在民族关系上，三个族系之间交流频繁，民族迁徙时有发生。民族上的交往导致语言上的相通和相似，语言上的相通和相似更便于民族间的交往。以前的学者多从历史学角度对高句丽的历史归属进行研究，而笔者在借助史料的同时，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将髙句丽语与朝鲜语族及肃慎系诸语族进行比较。外加历史学与民族学的成果，我们可以将高句丽族与朝鲜民族及肃慎族系的关系梳理得更加清楚，同时还可以对高句丽语的源流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高句丽语是朝鲜语族的底层语言

高句丽是个跨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民族。[11（327～340）其疆域北部紧邻肃慎族系，南部与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和新罗接壤。在民族归属上，高句丽属于穢貊系民族，而南部的百济和新罗属于朝鲜系民族。他们之间的族系虽不同，但地理位置的毗邻，生活习惯的类似可能会导致语言上的类似，所以高句丽语与百济语、新罗语的类似度大小就成为了我们应该了解的数据。具体的思路是，将以汉字标记的髙句丽语、百济语和新罗语都还原成上古音和中古音进行比较。在操作程序上，第一步，将音义俱全的高句丽语、百济语、新罗语的语词全部挑选出来;第二步，以词汇意义的相同或相近为出发点，将髙句丽词汇分别同两种古代朝鲜系词汇和现代朝鲜语进行比较;第三步，找到它们的相似之处。

经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语音和语义上能够确定的高句丽语词汇共110个。[2]首先，将高句丽语与百济语、新罗语和现代朝鲜语等三种语言进行比较，对应的词汇是3个，大约占总词汇比例的3%，分别是：水[muat]、城[huat]和省[tie]。水很明显是自然物，容易具有普遍性;城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作为建筑物的城，是高句丽生产、生活和军事上的重要居住场所和堡垒，是文明的产物。根据历史学及考古学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判定南部朝鲜系民族的城很可能是起源于北部高句丽的城。[3]（154～157）其次，将高句丽语与百济语和新罗语这三种古语进行比较，发现能够对应上的词汇和前面的结果相同，也是水[11111說]、城[111131]、省[如]3个词汇，比例也是3%。这种高度重合的词汇相似度说明高句丽语与百济语、新罗语之间基本无共通词汇，由此而言，三个民族之间自然很难进行交流。这一点还可以由《梁书》中“语言待百济而后通”[4]（806）的记载而证明，史书的这种记载进一步佐证了北方的高句丽语和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语言不相通这一事实。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典型的、最明显的外在特征，语言的不同基本上可以证明民族的不同，[5]（133～136）所以从高句丽语与新罗语的不同，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高句丽民族与朝鲜民族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将髙句丽语词汇与百济语词汇进行比较，发现能够对应上的语词有水[mu?t]、峰[gwnwr]、壤[n?]、熊[ko?]、金[gi?u]、青[kalia?]、南[kammiei]、城[ku?t]等8个，大约占7%。高句丽语词汇与新罗语词汇能够对应的有水[mu?t]、栗[tq?]、北[d?iapiei]、三[mi]、城[xu?i]、堤[t‘a]等6个，大约占5%：从这两组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高句丽语同百济语的相似度明显大于高句丽语同新罗语的相似度，这与史料所载的“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相吻合，也就是说，百济语历史上曾经应该是两种语言的中介语。虽然高句丽语与朝鲜半岛南部两种语言保存下来的词汇方面的资料数量较少，但是经过充分的现代音义比较所得出的数据和史料的记载两相印证，也足以说明高句丽语和百济语的关系是近于高句丽语同新罗语之间的关系的。再有，高句丽语与百济语及现代朝鲜语都能对应上的词汇有水[mu?t]、峰[gwnwr]、熊[ko?]、金[gi?u]、青[kalia?]、城[ku3t]等6个，占比5%。然后，高句丽词汇与新罗词汇和现代朝鲜语都能对应上的有3个，即水[mu?t]、城[huat]、堤[t‘a]，占比3%。而高句丽语词汇与现代朝鲜语在音义两方面都对应的词汇有水[must]、海[bada]、岩[baui]、桃[bogsuga]、熊[ko?]、牛[so]、鹤[goni]、签[zuzanza]、冠[gas]、荒[gatsir]、口[gu]、金[soi]、铅[nab]、玉[guswr]、穷[gszi]、重[bsr]、复[doraor]、赤[purkwn]、白[hwin]、黑[gem-wr]、绿[purwr]、城[huat]、堤[dug]、京[saur]、王[da]、入[ibijsg]等27个，占比25%。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高句丽语词汇同新罗语词汇的相似度不到3%，但是高句丽语词汇与现代朝鲜语词汇相似度却非常高，竟然达到了25%。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孙进己先生在《东北民族源流》一书早已指出：“朝鲜语不等于穢額语。”[6]（120）现代朝鲜语是以新罗语为主体，穢貊语或高句丽语只有些微的词汇进入，因比例较小，且不构成主体，所以朝鲜语不等于高句丽语，更不等于穢貊语。这是一个语言事实，而不是简单的判定。也就是说，高句丽语已经成为现代朝鲜语的底层语言，其中的某些词汇自然会出现在现代朝鲜语的词汇里。结合历史疆域来看，高句丽曾经占据除了南端1/6的整个朝鲜半岛，其统治过的区域必然留有高句丽遗民及文化，而语言和文化作为语言底层和文化底层，势必会留在后来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现代朝鲜民族的语言——朝鲜语中。

穢貊系民族南部接壤的就是朝鲜系民族。《三国志》载，朝鲜系民族包括三个，即马韩、辰韩、弁韩。从“待百济而后通”这条史料，我们可以推断，百济人可以作为高句丽人和新罗人语言方面的中介，也就是可以给高句丽人和新罗人充当翻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百济人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构成：其一是夫余部落的温祚集团，他们是征服者，夫余部落人自然操夫余语;其二是马韩部落的当地的百济土人，他们属于被统治者，马韩人自然以朝鲜语为母语。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他们在多年的深度接触中，便出现上层阶级学习下层的朝鲜语，下层要学习上层阶级的夫余语，每个人其实都变成了掌握高句丽语和朝鲜语的双语人。即百济语不是单一语言，是一种融合后的混合语言，既包括上层夫余语也包括下层朝鲜语，这样它就能够作为两个语言不通的民族——高句丽族和新罗族语言沟通的纽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南部以新罗为代表的古代三韩语言是朝鲜系语言，而北部以高句丽语为代表的夫余系诸语是穢貊系语言，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同的。[7]（130-133）

郑仁甲认为，“朝鲜民族现在声称朝鲜语是单一语言'[W222）这明显是与历史不符的。一方面，现代朝鲜语的形成与阿尔泰诸语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甚至非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上古时期也曾进入过朝鲜半岛，成为现代朝鲜语的底层语言。韩国学者李基文将视角聚焦到朝鲜半岛语言内部，通过研究认为髙句丽语不是中世朝鲜语的始祖语，而只是其底层语言。韩国国内许多语言学史专家也认为，高句丽语部分词汇之所以与现代朝鲜语一致，只是因为高句丽语的一些词汇被借用了，也就是说，高句丽语仍然是朝鲜语里的一种外来成分，即高句丽语与朝鲜语并非来自于共同的始祖语。二者对应的原因最初是髙句丽语变成了新罗语的底层语言，也就是后者吸收了前者的一些词汇;接着，新罗语演变为中世朝鲜语;然后中世朝鲜语为现代朝鲜语所继承。这只能说明现代朝鲜语是中世朝鲜语的继承者，中世朝鲜语是新罗语的继承者，却不能说明现代朝鲜语是高句丽语的继承者。由此可知，作为減貊系语言的高句丽语并非朝鲜语的固有语言，而是外来成分;早期的借人仍然只是借人，而不能说借人的东西就是自己固有的。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李基文从对高句丽语和新罗语保存下来的词汇进行分析后，认为二者在词汇方面的相似度是非常小的，从而证明它们的关系非常疏远。实际上，高句丽语同新罗语关系异常疏远，这充分说明二者并非同一种语言，也证明了高句丽民族和朝鲜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至少从民族和语言上看是这样的。至于李基文提到它们有较近的姻亲关系，则是将它们至少放到阿尔泰语系范围内进行比较了，范围有扩大之嫌。李基文继承日本学者河野六郎的观点，认为现代朝鲜语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是一种混合语，也就是说，现代朝鲜语是由古代的高句丽语、百济语和新罗语等相关，但不同的语言组成。他还认为将现代朝鲜语看作是同一种单一的语言的观点应予批判。语言是民族的产物。统一的朝鲜民族是新罗统一后才形成的，那么现代朝鲜语的单一特征也是新罗统一后才出现的，而不是更早。这再次以新罗为分水岭划清了界限，即单一语言和单一民族只是出现在统一新罗后;而统一新罗前，即在三国时期，高句丽民族及语言属于穢貊系，而南部的新罗民族及语言则属于朝鲜语系。

诚然，朝鲜系民族语言里包含一些高句丽语词汇。无论是在史料里，还是在前面的语言比较里都是如此。因为古代民族之间的疆域和界限不像现代民族这样明显，民族人口流动的任意性也比较强。史料也记载新罗……其人杂有高丽”。?（_这说明早期便有髙句丽人生活在新罗。在高句丽政权灭亡后，有一支高句丽人便向南流入新罗。高句丽故地上的这支高句丽人后来在其地被新罗占领后亦被合并，其语言尤其是作为语言活化石的地名必然保留。新罗语之后是中世朝鲜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留存较少的高句丽语变得更少，完全成为语言底层了。赵杰断定，朝鲜语有语言底层，[11]（52-57）其中便会有高句丽语的存在。李正子也指出，中世朝鲜语在形成过程中，其语言材料中便会有高句丽语，其数量不会很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不断减弱。[12]（44-48）

二、高句丽语是后期肃慎语族的底层语言

與高句丽族舭邻的南部是朝鲜民族，北部是肃慎系的挹娄、勿吉和秣鞮。按照历史顺序，肃慎系有肃慎、挹娄、勿吉、秣鞮、渤海、女真、满等民族。本部分便分析高句丽语与肃慎系诸族语言的关系。前四个民族因为历史久远和文化落后，没有语言和文字留下来。后来的渤海民族因为不断吸收汉文化，文化逐渐发达，用汉语记录了许多本民族语词。女真和满洲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字，所以留下大量语词。

渤海族流传下来的语词在《新唐书》中都有所记载，共有九个，但是只有“俗谓王曰‘可毒夫”[13]（6182）是最清晰的、音义完备的语词记录，所以只有这个词具有充分的语言学价值，其余的词汇因其音义不全而无法进行考察。可巧的是，“王”在髙句丽语词汇中亦有保留。结合“王”在勸海语里的读音为“可毒夫”，“王”在高句丽语里读音为“皆[kei]”和“加[kea]”。再考虑到髙句丽的发音有很多省略成分，很多时候会将词尾音甚至词中音弄得比较含糊，甚至省去。而相对来说，渤海语发音方面省略的概率就小得多。这样，很可能“可毒夫”是一个比较全的发音，词首音、词中音、词尾音俱全，而“可”很可能就是词首音。金在善认为，作为词首音的“可”与高句丽语里表示“王”的意思的“皆”和“加”进行对比便可以判断出，它们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它们在语音上相近，在语义上相通。“王”这个词汇，虽然是唯一一个能够从语音和语义上与高句丽词汇对应上的渤海语语词，但是我们估计高句丽语当时可能已变成渤海语的底层语言。

下面，本人将音义明确的高句丽语词汇与女真语和满一通古斯语族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进行逐一比较，进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高句丽语与女真语、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都能对应上的词汇共6个：水[muat]、猪[ulra]、城[hu3t]、津[aga]、富[buctgia]、七[nadan]。“水”和“猪”是自然物和动物;“城、津、富”三个词都是文化词，即在技术方面和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才会产生的词，这种词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容易传播，并发生借用;“七”是数词，数词也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易发生借用。6种语言中的6个词汇与高句丽词汇对应，计36次。

第二，高句丽语与肃慎语族基本上对应的语词分为以下5类：高句丽语与女真语、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及赫哲语能够对应上的词汇有一个：圆[mauiet]，计5次。这是属于几何图形方面的词汇，说明双方在数学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高句丽语与女真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赫哲语能够对应上的语词有一个：鸟[d3gi]，计5次。这种动物在多山的高句丽地区和肃慎地区是异常普遍的，借用的可能性不大。高句丽语与女真语、满语、锡伯语和赫哲语能够对应上的词汇有5个：壤[n?]、赤[puaikian]、横[hiuasie]、舉[keasie]、五[hiuats‘i]，计20次。这些词汇中有关于农耕、颜色、数学方面的词汇，说明在这几方面两个民族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些词汇很可能是肃慎系从高句丽语借过去的。髙句丽语与女真语、满语、锡伯语能够对应上的语词有一个：高[dat]，计3次。高句丽语与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赫哲语能够对应上的词语有一个：穷[atian]，计5次。“穷”作为一个形容词，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分化，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一些家庭在经济上可能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将基本对应的词汇统计数据相加，我们算出髙句丽语同大多数满一通古斯语词对应次数为38次。

第三，髙句丽语同少数肃慎语族的语言一致（一般为2-3个词汇），分为以下6类。与女真语、满语一致的词汇有：鹄[kai3i]、堤[t‘a]、玉[kasie]，计6次。里面有常见的鸟类、防洪治水的堤坝、作为奢侈品的玉石，这说明人们的生产已经到了农业社会的比较成熟阶段，治水用的堤坝就是标志;同时开始享受生活，玉石和天鹅嗉囊中的珍珠即为典型代表。髙句丽语与锡伯语、女真语能对应上的词汇为：岩[pari3i]，计2次。与满语、鄂伦春语和赫哲语一致的语词有：獐[kusie]，计3次。獐子是东北常见的猎物，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日常渔猎生活方式有关。高句丽语与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和赫哲语能对应上的词汇：遇[peak]，计3次。这个词也是日常生产和生活常见的词汇。与满语、锡伯语和赫哲语一致的有：鸡[tsa]、刀腊[taulap]，计6次。鸡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动物同人们的定居生活紧密相关。高句丽语与锡伯语和赫哲语能对应上的词汇有：凉[suagiat]，计2次。将少数对应的词汇统计数据相加，我们能算出高句丽语同少数满一通古斯语词对应次数为22次。

第四，只和一种肃慎语族的语言一致的分为以下4类。与女真语一致的词汇：东[diwan]、绿[buatliak]、王[kei]，计3次□与鄂温克语一致的语词：溪[kak]、入[iei]，计2次。高句丽语与锡伯语一致的词汇：大[mea]、荒[kust]，计2次。与满语一致的词汇：熊[ko?]、分[biatjia]、西[hiuakeap]，计3次。只和肃慎语族中的一种语言相一致的词汇数量，共计10次。将上述各组别相加后，与满一通古斯语族一致的语词个数为32个，总次数为106次。经过语言比较，我们可以判定高句丽语和肃慎语族中的一些词汇之所以相近，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语言之间接触较多的缘故。

上面是将具体的语词进行的比较，下面我们还可以参照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对高句丽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进行分析。《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穢“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东沃沮“言语与句丽大同”。[14_'859）可见，高句丽语与夫余语族各分支的地域临近，习俗相类，语言相近，所以属于同一族系。在提及肃慎系诸族时，挹娄“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勿吉国，一曰秣鞮。……言语独异”。[14]（831～859）这说明高句丽语与肃慎语族各分支的语言较远，所以不属于同一族系。穢貊系语言虽然没有如高句丽语那样有详细、充足的词汇记录，但是根据史籍的记载和表述，我们倾向于以髙句丽语为減貊系语言的代表。肃慎系的挹娄和勿吉虽然没有详细充足的词汇记录，但是其后代语言从秣鞮语开始，便有越来越多的词汇被记录下来，也可以作为肃慎系语言的代表了。将有音义标记的两种语言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其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同与异。

通过两个族系的历史也可看出一些民族关系的端倪来。在隋唐时期，作为肃慎系的秣鞮人自始至终未完全与作为穢貊系的髙句丽人融合。其表层原因体现在政治、身份和待遇上。高句丽已建国，高句丽人作为统治阶层，在平时统治处在部落联盟时代的秣輻人，在战时则带领以隶属身份参战的秣鞘人;战后高句丽兵被释，秣鞘兵被坑杀。深层原因为，高句丽早期五部为其核心，因同属于高句丽民族，所以其联合是较容易的，并且在形成一体之后其关系也较稳固;作为同属穢貊族系的高句丽与夫余、減和沃沮各民族较易联合，较易统治，且联合之后也较稳定。高句丽族属于核心，内圈，夫余属于紧邻核心但不是核心的内圈，而減和沃沮属于内圈中的最外层。秣鞮人尽管受高句丽统治，但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且不能与高句丽联合，也不易统治，恐怕是民族不同，故而认识不同，所以才会出现与穢貊族系上述的差别。所以秣鞮人属于外圈，既不能联合，更不能作为统治者，只能拥有隶属的身份。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高句丽语与朝鲜语及后期肃慎语族之间的关系判定如下：

第一，髙句丽语不是朝鲜语。虽然其一部分词汇作为底层语言存在于朝鲜语中，但那只是语言的流，而不是源，我们只能根据源来判断其归属，而不是根据流來判断其归属。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相同的底层词汇便断言髙句丽语和现代朝鲜语是同一种语言从理论上就是错误的。实际上，高句丽语作为底层语言存在于髙句丽故地，包括但不限于朝鲜半岛。具体有：留在高句丽故地和流向新罗的高句丽人，其后来皆为新罗所统治，所以高句丽语成为新罗语的底层语言，再演变为现代朝鲜语的底层语言;流入渤海的高句丽人的语言演变为渤海语的底层语言;流入日本的，其语言构成了日语的底层语言;流向契丹的，构成契丹语的底层语言。若我们能将这些底层语言一一复原，我们就会对高句丽语词汇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第二，以高句丽语为代表的穢貊系各语言与肃慎系的挹娄和勿吉、秣鞮的语言明显不同。所以肃慎系语言和滅貊系语言应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语族。地理位置上临近的民族，即便语言相异，但由于民族间的接触，语言亦会受到一些影响。肃慎系诸语和高句丽语的一定比例的相似和较大的差异便说明接触会造成相似。这也说明了两种语言的相似只能被看作是语言接触产生的词语借用的结果。在同样一片土地上，留在高句丽故地的高句丽遗民，与主体民族的粟末秣鞘一起杂居相处，语言亦会发生融合。这样，作为渤海语底层的高句丽语便留在了渤海语中，随着民族的更替继续传递到作为继承者的女真人和满人的语言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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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责任编辑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