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锁钥：明清以降杀虎口职能的转变

郭虹

摘要：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素有“北国锁钥”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蒙汉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从明王朝的边防要塞到清王朝的商贸口岸，杀虎口职能转变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统治者的政策转变是主导因素，草原贸易的发展和旅蒙商的崛起是重要因素。

关键词：杀虎口;边防;商贸

中图分类号：TV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06-0063-02

杀虎口是万里长城的一处重要关隘，古称参合口，明朝时期称杀胡口，清王朝改称杀虎口，俗称“西口”，万里茶道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晋内的汉蒙交接处，是从山西通往草原的重要通道，也是蒙古骑兵南下侵扰的重要突破口，地理交通优势明显，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一、通衢要冲：明王朝军事门户

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是连接中原与蒙古草原的重要通道，为防御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骚扰，明王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北防，从洪武年间就开始修筑长城作为防御工程，在大同镇部署大量的兵力，设卫置屯、修边驻堡。“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百种，分四十九旗，其通贡往来，秘道于边关，而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杀虎口作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之一，集军事战略地位与交通优势于一体的边防要塞。

明王朝在杀虎口附近修筑杀虎堡，并派重兵驻守，“本堡设自嘉靖二十三年，万历二年砖包，周二里，高三丈五尺，设守备官一员，分边沿长二十里有奇边墩二十八座，火路墩六座，市场一处。见在旗军七百七十八名，马骡一百五十二匹，头堡相距虏巢最近，兔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虏易长驱。”杀虎口的西南方向是苍头河，明代万历年间在河床上之上建桥，与河两岸边墙连通，此桥称之为万全桥，桥上修建敌楼。桥下设十九个孔道，单孔跨度3米多，可见苍头河当时的水流量很大，《请修兔毛河桥详议》记载到：“看得杀虎堡当西北极边最称隘要，而兔毛河桥直通塞外，夏秋之季，波流汹涌，势奔力猛，岁修岁溃。此桥一段塅，数百里之垣皆塅，世口时虏骑长驱多从此入。”杀虎口与万全桥共同构成了防卫体系，由于兔毛河夏秋季节水量较大，经常将万全桥摧毁，如不加以及时修复，恐为蒙古骑兵从此地侵入，使数百里长城防卫体系功亏一篑。

杀虎口历来是蒙漢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自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大同马市设立，允许蒙古族人民到马市与汉族官民进行贸易以来，雁北地区的边贸互市规模不断发展，杀虎口的马市亦越来越繁荣，出现“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旧的局面。杀虎口作为通衢要冲之地，在这里驻守的将领必然需要具备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昔年大举，往往从此（杀虎口）入犯古道沟新水口等处，俱极冲要……后虏警虽息，乃地当孔道，夷使往来境上必假道于此，且市场应酬繁剧，抚防两艰，故守此地者非才用之将不可，宜选择而使之加意戒备焉。

在右玉县博物馆中，有块《明赠昭勇将军都阃蔡公墓表》，碑文：公姓蔡氏，讳芳，其先淮安盐城人，祖旺以军功升羽林左卫百户，寻调玉林卫，父贵继承祖职，能自勤，厉不坠先业，公袭父职。当壮年，负义气，每遇醌虏犯边，随总戎出战，必跃马犯锋敌，挫敌锐气，或斩首或生擒，累升至本卫指挥同知。当烟尘不起，边境清宁之时，则调理弓矢，磨锉铁甲。”蔡氏家族是右卫城军功家族的代表，屡出战功显赫的将领，皇帝为表彰其家族战功，遂赐汉白玉石碑。麻氏家族在守卫边防中战功显赫，“麻禄，右卫人，任宣府总兵，深谋多算，每战必胜，体貌雄壮，敌人畏之，边境获安。麻锦，总兵麻禄长子，历任宣府宁武总兵，忠勇超世。麻贵，总兵麻禄三子，万历问由指挥以援宁夏，平番贼，历升延绥总兵。麻承勳，总兵麻锦之子，历任江南都督。”麻家将是回族人，在抵御蒙古骑兵入侵中有着杰出的战功，受到皇帝的嘉奖，麻家将在战场上令蒙古骑兵闻风丧胆，其忠勇之事迹流芳百世。

明王朝为防御蒙元势力的南侵，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在北魏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明长城，杀虎口作为万里长城的一处重要关隘，素有“北国锁钥”之称，杀虎口是蒙汉交战的前沿地带，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随着马市的开放，蒙汉民族在杀虎口进行商贸往来，成为蒙汉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但其军事布防丝毫没有松懈，可见杀虎口一直是明王朝的军事门户，金戈铁马战争在这里不断上演。

二、通商关口：清王朝经济门户

随着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晚明时期杀虎口已成为中原与塞外进行物质文化交流和贸易的中心区域，商贸往来频繁，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

清朝初年，清王朝对杀虎口的防卫依然十分重视，据康熙三十年《请设杀虎口副将奏议》记载，“大同郡为邻边重地，而重地之中惟杀虎口称为最要，考其官则止一守备耳，查其兵则仅一百余名……职任未显，边威未壮。将杀虎口改设副将，将马二步八营制增添精兵一千名。”廷采取这项建议，在杀虎口设副将增兵额，增至一千六百四十名。为加强关内与边外的联系，清政府在长城沿线设置驿站，其中杀虎口就是重要的驿站，在军情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杀虎口是清王朝西征葛尔丹的重要后勤补给地，不少山西居民在运军粮的过程中随军做生意，为山西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旅蒙商”泛指从中国内地前往蒙古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在旅蒙商群体中山西籍贯的商人数量最多，杀虎口是山西商人去草原做买卖的必经之地，也是旅蒙晋商的重要货物集散地。杀虎堡西北部有座通顺桥，寓意“走出西口，通通顺顺”，一批又一批的商人、驼队从这里前往草原。

杀虎口成为汉蒙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清初就在此设立税卡，顺治七年（1650年）设置税卡，因衙门有“户部钦差”的大匾，所以老百姓习惯称之为“户部衙门”。清朝在杀虎口设有“八大衙门”，分别是税务督署、巡检司署、监督署、驿传道署、守备署、协镇署、中军都司署、副将署，由这八个公署共同管理堡内外的一切事物。税官多由满人担任，康熙三十年（1691年）规定：“在京内外共关差二十六处，左右两翼、杀虎口、古北口、潘桃口六处，不差汉官。

榷关关税收是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山西通志》记载，“清代设监督公署及所属分局卡，并派监督住杀虎口，对于牲畜、皮毛、布帛、烟、茶和幕僚等出口货物课税，税率为2.5%。

据《清文献通考》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曾规定张家口、杀虎口额定税额分别为每年10000两和13000两”，张家口与杀虎口并称为“东口”和“西口”，是清朝北路贸易中的重要关口和税额征收地，杀虎口的经济职能越来越重要。

明清鼎革之后，清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和平交往成为大趋势，商贸往来占据主导地位，杀虎口成为民族融合的基地。随着草原贸易的兴起，杀虎口成为通往草原的重要渠道，这里商贾云集，清王朝在杀虎口设关收税，杀虎口成为九州商客的汇聚地和清王朝的经济门户。

三、结语

明清以降，杀虎口从金戈铁马的军事门户，变成了商贸云集的通商关口，究其原因：

其一，统治者的政策转变是主导因素。

明朝为抵御蒙古骑兵，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北防，杀虎口作为长城沿线的通衢要冲之地，武各自然十分重要，在杀虎口置能将、部重兵，使杀虎口成为明王朝的军事门户，金戈铁马是主题;明清鼎革之后，清朝实现大一统，在加强杀虎口防卫力量的同时开发其经济功能，在杀虎口设关收税，增加了清廷的财政收入，杀虎口成为清王朝的经济门户，其通商口岸的职能越来越重要。

其二，民族矛盾的缓和为其经济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

明朝時期，蒙汉矛盾尖锐，蒙古骑兵经常骚扰长城沿线地区，民族间的战争一直存在，杀虎口作为蒙古骑兵侵入内地的重要关口，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民族矛盾日趋消融，商贸往来成为民族间和平交往的重要方式，杀虎口作为内陆通往草原的交通要道，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商贸往来的通商口岸，杀虎口的经济职能越来越重要。

其三，草原贸易的发展和旅蒙商人的崛起促进了其经济职能的发挥。

明朝初期，严禁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进行贸易，明朝中后期，双方只能在政府的建都下开展贸易，且以官方贸易为主，长期进行军事战争不利于贸易活动的开展;清朝统一草原各部，为草原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旅蒙商人的崛起使杀虎口成为通往“口外”的孔道，杀虎口商户林立，运往口外的商队络绎不绝地从这里穿过，清政府在这设置关口，征收税费，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杀虎口的经济职能越来越重要。长城沿线关隘众多，兼具军事和商贸双重作用的关口只杀虎口一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发挥不同的职能，这与其“北国锁钥”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