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里藏着隐秘的风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是个对小说题目有强迫症的作家，也正因此，单单是他小说饶有趣味的标题，已足以让痴迷他的读者神魂颠倒了。

抛开众所周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一下塞林格写过的小说题目清单，实在是我甘之如饴的事情，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但清单委实太长了，随意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便可管窥全貌：《年轻的伙伴》（1939）、《破碎故事之心》（1941）、《六号台上可爱的死姑娘》（1941）、《罗伊丝·塔基特漫长的首演》（1941）、《兑水饮料独白》（佚失）、《我与阿道夫·希特勒一同上学》（佚失）、《麦迪逊的轻度反叛》（1941）、《赖利的无吻生活》（1941）、《最后与最优秀的彼得潘》（1942）、《没有海明威的男人们》（1943）、《渡海我们走，20世纪福克斯》（1943）、《破碎的儿童》（1943）、《孩子们的队形》《我疯狂》《魔术般的猫耳洞》《一周一次死不了你》《这片没有果酱的三明治》（1944）、《男性再见》（1945）、《一个没腰的女孩在1941年》（1946）、《逮香蕉鱼完美的一天》（1948）、《唱片上的划针》《戴杀人帽子的小伙子》（1949）、《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1951）……

对文字有着敬畏和热爱之心的小说家们想必更能体会塞林格在小说标题上的良苦用心。我不想重复标题是一篇文章眼睛之类的陈词滥调，对那些曾为文章题目绞尽脑汁的写作者来说，稍可宽慰的是，写作大师们也饱受过同样的折磨。塞林格1947年为《纽约客》写了个短篇小说，起名《香蕉鱼》，多次修改内容之后，名字也改成了《香蕉鱼的好日子》，1948年1月发表时，名字最终改为《逮香蕉鱼完美的一天》。简·奥斯汀1796年完成了一部小说，题目是《第一印象》，但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后来她进行了巨大的改动，当然包括题目。这部作品就是《傲慢与偏见》。不可否认，原题目无论从语气上还是内蕴上都显平淡乏味与缺少力量。F.H.伯内特《秘密花园》最初的名字是《玛丽小姐》，书名由人名（主人公）改为地名（书中人物主要活动地点）。用小说主人公做题目大概是很多作家纠结之下的无奈选择，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耳熟能详的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初定名是《海边的王国》。如果我提到《阿蒂克斯》，恐怕有人会感到茫然，还好，哈珀·李最終放弃了这个庸常的标题而引用书中的一处既有渊源也与他所表达的宽容、理解主旨相呼应，同时又有新鲜感的句子做小说的题目，那就是《杀死一只知更鸟》。拥有一个像样的题目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以及它的读者的幸运，也是世界文学史的幸运。列夫·托尔斯泰也曾为小说题目苦恼过，《战争与和平》最早的标题是《皆大欢喜》，原题目既与莎士比亚戏剧同名，又与作品后来添加进去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背景不协调，自然逃不掉被抛弃的命运。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曾用名《明天是新的一天》（小说的结尾句），《飘》来自于欧内斯特·道森的诗歌《辛娜拉》中的一句诗“Gone with the wind”，直译为“随风而逝”，这个题目的妙处首先是它勾连出《辛娜拉》一诗中的重章叠句：“我的心一片荒芜，以往的激情一去不复。可当我醒来，看到灰暗的黎明，辛娜拉，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忠诚地爱着你，很多往事我已随风而逝……”其次诗歌惆怅无奈的感情基调暗合了小说流淌的部分情感因素。伊夫林·沃《故园风雨后》曾用名《信仰之家》，一个家族和一段爱情的分崩离析，不能简单归咎于信仰的缺失或精神上的距离，并且“故园风雨后”有着如中国古典诗词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蓄蕴藉……在最后关头，如果作家们不改变心意，我们今天看到的名著也许就少了一个让读者膜拜的理由了。

塞林格对文字（尤其是标题）的敏感和苛求履迹昭然，他锋利的写作智慧在少年时已锥处囊中。塞林格的父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逆流而上，搬入曼哈顿富人出没的上东区。住在91大街1133公园大道卡内基·希尔区漂亮公寓里的塞林格告别了此前就读的公立学校，进入麦克伯尼私立学校，痴迷写作和戏剧的塞林格成绩在班里倒数几名（除了英语，这与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在学校的表现不差分毫）。1934年，未满十六岁的塞林格被学校劝退，1936年进入福吉谷军事学院，成了三百五十名军校生中的一员。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塞林格把福吉谷写成了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读预科的地方。虽然塞林格对学校的权威很是反感，但学校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使他受益匪浅，成绩也大有进步。法语俱乐部、士兵俱乐部、航空俱乐部以及他在其中服务两年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都为他二战中的军旅生涯做了铺垫，尽管他对此总是三缄其口（在战争中能够幸存下来难说与此经历无关）。虽然塞林格满足了学校对学员的所有要求，毕业前还被提拔为学员上校，但戏剧和文学才是他的兴趣所在。熄灯号吹过之后，塞林格借着手电光不停地写作，他被“流放”到福吉谷的两年，一直是学校的年鉴《交叉的马刀》的编辑，年鉴的每个页码几乎都能读到他的文字——奠定了他辛辣、敏锐、从容和睿智的小说语言风格。

此后，他又进入纽约大学和乌尔西奴斯学院就读，他为乌尔西奴斯学院的校报撰稿并开设专栏，最初他为专栏取名《一个社会大一生的默想：逃走的文凭》，不久又改名为《J.D.S逃走的文凭》。他对题目的焦灼审慎态度初露端倪。虽然他在乌尔西奴斯学院仅读了一个学期，但他在那里找到了明确的生活方向：当一名专业作家。早在福吉谷时，塞林格一位年长的学员朋友威廉·费森把自己的姐姐伊丽莎白·默雷引荐给了塞林格，此后，他们两人成了频频见面的朋友。在格林威治村咖啡馆的漫漫长夜里，伊丽莎白与塞林格讨论文学话题，听塞林格读他的作品并提出建议。根据她的建议，塞林格开始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并把菲茨杰拉德当作了仿效对象和灵魂伙伴。众所周知，菲茨杰拉德对小说题目的执念颇深，《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初的名字是《西卵的特里马乔》，后又改为《特里马乔》《戴金帽的盖茨比》《星条旗下》等，最后是他的出版人柏金斯帮助他一锤定音。纵观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不论是《人间天堂》《夜色温柔》《一颗象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飞女郎与哲学家》《本杰明的奇幻旅程》还是《最后一个大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清晨起床号》《一梦十年》……都一目了然地彰显了他在题目上的苦心孤诣。塞林格在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的惠特·伯尼特担任编辑的《小说》杂志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年轻的伙伴》，文风即深受菲茨杰拉德的影响，甚至他加盟麦迪逊大道上最著名的经纪公司之一哈洛德·欧伯联合公司，仅因它是自己偶像菲茨杰拉德的文学经纪公司。

1944年2月到4月，《星期六晚郵报》（菲茨杰拉德的第一篇小说正发于此报）买下了塞林格三部作品，是塞林格在军队服役驻扎在班布里奇时撰写的。此前，他钟情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投入了大她三十六岁的演员卓别林的怀抱，塞林格遭受了严重的爱情打击，高傲而坚韧的塞林格迫切需要通过写作转移精力来面对变味的同情和公开的丢脸。1944年1月，刚庆祝完自己二十五岁生日并寄出了一大批稿件的塞林格收到一大批退稿信，仅《小说》杂志就退了五次稿。在接二连三的不顺心之际，《星期六晚邮报》一次买下三件作品的消息使塞林格欣喜若狂。这三个短篇是《小兵之死》《打雷喊我》《最后一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塞林格把他认为写得最好的严肃小说（本来他是打算写成商业小说在《邮报》发的）投给了《纽约客》，声明小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动。《纽约客》对他的要求不以为然，想要教训一下不知深浅又忘乎所以的塞林格，小说甫一送到编辑室，就被马上退了稿。1月18日，塞林格登上运兵船驶向英格兰，他将在那里完成反情报培训，然后登陆欧洲。此时，他的那几个故事陆续在《邮报》发表，见到刊物的塞林格却大感震惊，三个作品中的两个被改了名字。2月20日发表的《打雷喊我》被改成了《双方》，4月15日发表的《小兵之死》名字变成了《伤感的中士》，塞林格极为愤怒，他觉得他又一次被杂志欺骗和利用了。1941年，《纽约客》答应刊登《麦迪逊的轻度反叛》，在塞林格通知了所有朋友后，杂志社以战争爆发的原因撤稿，后又屡次通知上稿又屡次爽约（五年后才刊登）。《纽约客》首鼠两端给塞林格造成的阴影还未消除，《邮报》的行径无异于雪上加霜，塞林格觉得《邮报》背叛了它的忠实作者，趁他在国外，未经他同意就擅自改动他的作品，本来想借这些小说引起轰动的塞林格发现，他的小说被五颜六色的广告和电影明星照片裹挟着，期待中的数百万阅读量化为泡影。恼怒的塞林格发誓即使稿费再高也绝不再向这些“光纸杂志”（专门在花哨的广告夹缝里刊发小说的杂志的俗称）投稿。小说被改了名字，自己却无能为力，塞林格沮丧极了，他在给伯尼特的信中说，“我们还不如口袋里没有钱，还不如不出名”。

1948年，《好管家》杂志发表了塞林格所写的维也纳寻旧的故事，塞林格投稿时用的名字是《维也纳，维也纳》，但发表时却变成了《一个我所知道的女孩》。同时期，《大都会》杂志也没有征求塞林格的意见就将他的小说《唱片上的划针》改名为《忧郁的音调》发表了。塞林格不禁想起1944年在《邮报》杂志那里发生的同样境遇，怒不可遏的他宣布对通俗杂志的忍耐和合作宣告结束（实际上，他后来还有一部作品《下到小船里》发在《哈泼斯》杂志）。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小布朗公司安排出版前，清样被每月一书俱乐部看中（被他们选中的小说马上就能出名），安排在夏季推出。但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编辑们因小说的名字又与塞林格发生了矛盾，他们试图劝说塞林格修改书名，塞林格一口拒绝，并愤慨地回应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一定不希望改书名，此事不了了之。无独有偶，1974年，《麦田里的守望者》首次在以色列发行，塞林格在与出版社签约时才吃惊地发现，出版社要将书名变成《我，纽约及所有的其他》，塞林格自然不能同意。这几次“改名”事件使塞林格终其一生对编辑和出版社印象恶劣并成为他后来过度保护隐私的一个诱因。

塞林格年轻时候是个戏剧迷，虽然他的不少作品，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都表达了对故事片以及好莱坞的轻蔑和嘲讽，但真实情形是他对好莱坞抱着热望，极度渴望在大屏幕上见到自己的名字，甚至为迎合好莱坞有意稀释过自己的故事，也曾一度将《瓦利昂尼二兄弟》等几部小说卖给著名文学经纪人马克斯·维尔金森。维尔金森把故事送到了好莱坞，打算卖给电影公司，但最终塞林格企图进军电影界的希望和他与维尔金森的关系一同化为乌有。促使塞林格和大屏幕彻底划清界限的是他的犹太裔同胞、电影业巨子塞缪尔·戈德温。作为制片人，他翻拍了塞林格《九故事》里的一个短篇——《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这也是《九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漂亮的标题即是原因之一。已为人母的“姑娘”埃洛伊斯在一个雪天强留大学时与她一样逾矩的闺蜜排遣自己的惆怅，她瞧不起谎称自己读过简·奥斯汀却只能讲出一部三流小说情节的丈夫，她也无法走进给自己臆想出一个叫吉米的伙伴的患有自闭症的女儿拉蒙娜的世界，她只有放纵地怀念起自己在战争中死去的恋人——恋人把她摔伤的脚腕叫作“可怜的威格利大叔”（“扭伤脚腕”的发音跟“威格利大叔”的发音是谐音）——来温暖和消解无法摆脱的污浊世界——那卡在成人和孩子之间的狭窄深渊。这个把生活过得一团糟的埃洛伊斯，很多年前，也曾是个好姑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提改动自己作品哪怕是改动一个题目就要大动肝火的塞林格竟然同意对影片如何拍摄不闻不问，而且，他很清楚，他这部几乎全是对话的小说被改编成话剧倒是没问题，但拍成电影显然需要丰富故事。只能说，对成功的孜孜追求蒙蔽了塞林格的眼睛。塞缪尔·戈德温请来因《卡萨布兰卡》名声在外的剧本作家朱利斯和菲利普·爱泼斯塔改编剧本，并把片名改成了《我愚蠢的心》，塞缪尔·戈德温把一个好端端揭露上流社会，唤起大家自省的小说翻拍成了主打悲情牌的爱情故事，影片还把拉蒙娜改成了私生子，增加了很多人物。烂俗的片名以及粗糙的改编打碎了塞林格的电影梦，大为光火的塞林格发誓再也不会把小说版权卖给任何电影公司。此后，英国BBC电台曾通过塞林格的英国编辑杰米·汉米尔顿，希望把《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改编成广播剧。《我愚蠢的心》造成的阴影还深深烙在塞林格的脑海里，他不允许任何人再演绎他的《爱斯美》。事实上，让塞林格彻底对好莱坞死心的事发生在1956年，塞林格打算把《九故事》中《那个大笑的男人》的电影拍摄权卖掉，好莱坞制片人杰里·沃尔德竟然想把故事改成喜剧，后合作未成功。塞林格差一点忘记了《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的前车之鉴。那以后，塞林格把自己的所有作品紧紧抓在手里，像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被人抢走。一部名著被改了名字搬上大荧幕成功的例子并不鲜见，关键是能否被原作者和观众认可。《飘》被改编成电影时即换了更适合电影宣传和传播的片名《乱世佳人》，经偶像派巨星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的演绎，无疑扩大了原著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而《我愚蠢的心》因无病呻吟被批评家大加挞伐，塞林格也迫切希望大家忘记这部电影，但事与愿违，此片流传很广，至今仍是好莱坞电影的典范。

《麥田里的守望者》名声大噪之后，包括希区柯克、斯皮尔伯格、库布里克等无数蜚声全球的好莱坞大导演找上门来，想要争夺它的影视版权。但塞林格始终不为任何人所动，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米高梅大老板亲自出马，好歹得到了塞林格一句回复：“要么让我来演男一号，要么就永不要提。”已奔向不惑之年的塞林格当然演不了十六岁的霍尔顿。百老汇的著名导演艾利亚·卡赞也在被拒绝的队伍中，据说塞林格对气喘吁吁劝说他的卡赞说：“我不能同意。我怕霍尔顿不高兴。”争夺者中还新增了塞林格的骨灰级粉丝——童星出身的比尔·马汉，这位不折不挠的尾随者，一度成了已与世隔绝的塞林格的噩梦。尽管我们失去了在大屏幕上看到戴着红色棒球帽的霍尔顿的可能性，但对维护霍尔顿形象的丰富性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塞林格对好莱坞和电影的疏离，既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原因，更与他对卓别林的偏见不无关系。几乎没有人相信乌娜和卓别林的婚姻（这是卓别林的第三段或是第四段婚姻）能长久，尤金·奥尼尔对女儿的选择十分震怒，此后再也没跟女儿说过话，并且遗嘱中声明，一分钱也不留给乌娜。塞林格在乌娜的新婚之夜亲自写了一封信，以此来嘲弄这对新人，并把此信群发给了他的朋友们。1986年，兰登书屋宣称将出版一本英国作家伊恩·哈密尔顿撰写的未经塞林格授权的传记，塞林格立即提起诉讼，然而正是这场著名的诉讼拉锯战，使塞林格一些隐居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与朋友间往来信件的内容被公诸于众，最具爆炸性的是塞林格对乌娜婚姻的一段评论：“我可以想象他们夜里在家的样子。卓别林头发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橱顶上，拿着手杖摇头晃脑，像只死老鼠。乌娜穿着宝蓝色的外套，在浴室里发疯似的鼓掌。”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是，乌娜和卓别林共同生活了三十四年，直到卓别林1977年去世。他们还生了八个孩子。塞林格崩溃之余，将仇恨转移到了电影产业上。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他借主人公霍尔顿之口说道：“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恨的，那就是电影。”他还在自己的小说《已故伟人的女儿》等作品中恶毒羞辱卓别林。1995年，伊朗导演达瑞什·麦赫瑞在未获得塞林格授权的情况下，把塞林格另一部小说《弗兰妮和祖伊》翻拍成了电影，不知塞林格个性的麦赫瑞重蹈了塞缪尔的覆辙，他把片名改成了《帕里》，因为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的版权关系，该片得以在全伊朗合法发行。然而，1998年麦赫瑞企图让该片在林肯中心上映时，被塞林格的律师们成功阻止。麦赫瑞对塞林格的行为十分不解，还辩称自己只是为了“文化交流”。

当然，非母语的小说传播必然会涉及到翻译问题。说实话，我对他短篇小说的兴趣，比如《九故事》《破碎故事之心》《充满保龄球的大海》《好心的中士》《年轻的伙伴》等等要比他那部用短篇组合出来的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浓厚得多。具体到题目，可以说一个好标题是打开文章宝箱的密钥。《九故事》里有一篇的题目不得不说，那就是《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迄今为止，这篇小说至少有三版中文译本，最早的可能是傅维慈的译本，题目是《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傅书华《希望之谜》，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有一版是宋志宏的译本，题目是《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王向远《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是李文俊的译本，题目是《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J.D.塞林格《九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标题来自小说中十三岁的早慧少女爱斯美（爱斯美比埃斯米更贴近Esmé法语发音）。她是个十分聪明真诚，又善良孤独的贵族女孩，父亲在北非战场牺牲了，她戴着父亲的大手表参加教堂唱诗班的排练，在一家茶室遇到一个自称作家的美国士兵，她请求他为她写一篇故事，她说她喜欢“悲惨凄楚的故事”“故事一定要写得非常悲惨，非常动人”（宋志宏译本）;“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李文俊译本）“Squalor”的确有“污秽、肮脏”的意思，但也有“悲惨、凄楚”的意思。况且很多外国小说的题目，意译比直译更有艺术性，比如《Rebecca》直译是《吕蓓卡》，意译为《蝴蝶梦》，联想和设喻的丰富性不言而喻。《Oliver Twist》直译不过是小主人公的名字，意译成《雾都孤儿》不仅拓延了题目内蕴，也尽显了暗示的开阔性。我想，李先生把“Squalor”一词译成“污秽”无非是为了批判现世的污浊与肮脏，但出自一个十三岁小姑娘之口未免过于成人化了。

与门罗对小说题目的冷淡相反，大部分作家会反复推敲作品标题以求让读者过目难忘。有趣而陌生化的题目的确是会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打女佣的屁股》（罗伯特·库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伊恩·麦克尤恩）、《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加西亚·马尔克斯）、《国王鞠躬，国王杀人》（赫塔·米勒）、《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米歇尔·图尔尼埃）、《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雷蒙德·卡佛）、《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斯台芬·茨威格）、《分成两半的子爵》（伊塔诺·卡尔维诺）、《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杜鲁门·卡波特）、《押沙龙！押沙龙》（威廉·福克纳）、《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索尔·贝娄）……要列一张难忘题目的清单大概要花掉我半辈子的时间。

塞林格归根结底是个缺乏安全感的病人。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说过一句话：“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的。”塞林格的固执决绝冷酷恨屋及乌与他少年时的境遇、战争对他造成的隐痛以及他膨胀的双重人格不无关系。然而，对隐私的尊重已上升到形而上，对冒犯零容忍又最讨厌电影的塞林格在天堂里一定不会想到，2017年9月15日，一部根据坎尼斯·斯拉文斯基所著传记《塞林格的人生》改编而成的电影《麦田里的反叛者》在美国高调上映了。高仿的题目和部分编造情节，使得塞迷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很不塞林格”的影片。也许，另一个世界的塞林格会戴着红色的棒球帽，无可奈何地对着自己的影子说：“这个混账人间，我他妈的还不如不出名。”

王雪茜，作家，现居辽宁丹东。主要著作有《寻找朝圣的方向》《无法收回的脚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