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对费希接受理论的重读

内容摘要：接受理论家斯坦利·费希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伊格尔顿对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伊格尔顿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讨论文学接受的政治性，即从读者、作品意义解读、文学批评范畴等角度挖掘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斯坦利·费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进行批判性辩证地接受、吸收与发展，揭示文学理论批评中被忽视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从而建构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观。

关键词：意识形态 接受理论 斯坦利·费希

斯坦利·费希是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家，他发表论文《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主要是阐述了读者反应批评的相关观点。斯坦利·费希认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读者的反应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意义，一个文体事实就是一个反应事实，斯坦利·费希由于对读者的强调，而认为文本无所谓确定性，文学作品的意义全在于读者心中。文学作品研究的方法，也只是对读者阅读感受的记录与描述。同时，为了防止这一理论所导致的文学作品解读上的无主状态与混乱，他进一步提出文学的解读依赖于“有专业知识的读者”[1]，提出语言的规则系统通过对话语的控制来控制读者反应的趋势。斯坦利·费希是将文学批评的限制因素归因于语言的规则系统和“有专业知识的读者”[2]。伊格尔顿从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文学批评的限制因素出发，进一步阐释蕴含其中的种种社会价值判断、社会力量、权力机制、政治意识形态，发现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从政治形态意识角度对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与阐释，使其成为支撑他所确立的文学理论政治批评观的重要依据。

一.“解释策略”的意识形态机器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支配个人心理及社会集团心理的观念和表征体系。[3]国家机器，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国家依赖于这些国家机器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进一步指出，不仅要注意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别，而且还不能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者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等属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是靠暴力发挥作用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其功用的，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等机构被看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每一个“主体”都具有一种“意识”，而且信奉他的意识赋予他的、也是他自愿接受的观念。这个主体一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一定会在他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来标明自己的观念。[4]

伊格尔顿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文学批评之中。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伊格尔顿指出斯坦利·费希为了让读者的种种反应不至于过分的互相分歧，进一步提出读者所共享的“解释策略”，从而来控制读者的反应。而斯坦利·费希所言的“读者”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读者，是有知识的、想象出来的、假定的读者，这种有知识、内行的读者是通过学术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一学术机构往往与一定的“文学制度”相联系，它规定着文学批评的范畴、成规与策略等，文学作品的解读只能在它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行事，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行事，它给予读者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只要它是在进行“文学批评”，而什么是“文学批评”则是由文学制度决定。通过这样方式，还有其他陌生化手段，它掩盖了文学批评的政治倾向。

伊格尔顿揭示出了文学接受理论中读者无限解读的虚幻性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制约因素，在他看来“文学机构”与“文学制度”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意识形态文化机器的作用。在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一书中他提到了“一般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指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伦理价值、艺术表现、宗教信仰等相对独立的价值话语组成，并寄身于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机器的物质机构之中。它反映和表現社会的物质生产结构，以及个人主体对社会状况体验关系，成为文学所置身的一个重要文化语境。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一般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文化机器影响文学，使得包括文学教育、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机构化和制度化，形成隐蔽而公开的意识形态权威。

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所提到的“文学机构”与“文学制度”，它们掌握着批评的话语，拥有着某些权力，决定哪些东西可以被接受，哪些东西应该被排斥，它具有权威性，以权威支配他人的权力。归根到底，这就是文学这一学术制度——以上述一切都发生在其中——与整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益之间的种种权力关系问题：对这一话语的保存和有控制地扩展将服务于这一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并将使它的成员得到再生产。[5]伊格尔顿指出了文学制度这一意识形态机器之下蕴含的权力关系，以及它与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语言与语言规则系统的政治性

在斯坦利·费希的读者接受反应理论中，在作品的阅读过程中，他重视读者的作用，将读者的反应视为作品意义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读者的反应毫无限制，读者可以脱离文本对作品进行随意的解读。斯坦利·费希认为读者能够对文本进行阅读，与作者进行对话，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人有一种共同的规则系统，并且每个人已经把这种系统内在化了，他们才会有一致的理解，这个规则系统限制作品的生产，对反应的范围甚至方向形成限制作用。读者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做出反应是因为按照作者所用的同一套规则系统来考虑。[6]伊格尔顿认为，对文学作品意义解读并非可以随心所欲，是因为社会用法、种种制约力量限制着对于语言意义的解释，语言规则系统受到社会具体语境力量的影响。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提到，文本属于整个语言，并与其他种种语言实践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它们如何可能去颠覆和侵害其他语言实践，语言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利用，语言是那些从根本上形成着我们的种种社会力量在其活动的一个领域。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并非中立的符号，语言是具有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的东西，他批判结构主义与索绪尔对语言社会属性的剥除。索绪尔在其最紧要之处——语言生产，即具体社会个人的实际的说、写、听、读——剥除了语言的社会性，于是语言系统的种种制约因素自然成为被固定的和被给定的，成为langue（语言）的各个方面，而不是我们在实际交流中产生、修正和改变着的种种力量[7]。伊格尔顿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忽略了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系统的种种因素归于语言自身，忽视了语言背后的社会力量。伊格尔顿指出，语言的意义是社会性的问题。而一旦谈到语言的社会性，语言又将与社会政治力量、意识形态相互挂钩。

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说明，语言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或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文学是语言斗争的动因和结果，统治阶级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借用文学建立自我霸权地位。而被统治阶级也可以通过文学来在意识形态上维持或重建一个被削弱或者被粉碎的历史身份。因此，在文学生产中，如何使用语言以及使用何种语言首先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并蕴含着值得译解的意识形态信息。文学是意识形态性语言冲突的表征，是意识形态性语言的斗争场所。[8]在伊格尔顿看来，语言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语言以及语言规则是受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所支配的。

伊格尔顿由斯坦利·费希的读者接受反应理论出发，发现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中的语言与语言规则系统问题，将语言及其规则系统与社会政治相联系，揭示两者之间的支配关系、语言与语言系统的社会意识形态性，由斯坦利·费希读者接受理论中的文学批评的语言与语言系统规则的限制归因，进一步提升到意识形态政治层面，说明了由语言组成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披露了斯坦·费希接受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三.读者反应的社会历史语境

斯坦利·费希在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中特别重视读者的反应，在他看来“阅读是一种活动，一件你做的事”[9]阅读不是去发现作品的意义，而是自己对作品做了什么的过程，文学阅读批评的对象是读者的反应，“意义即一个事件，一种发生在词与词之间、发生在读者头脑中的事件”[10]，这个事件就是读者阅读的感受和反应本身。斯坦利·费希将读者反应纳入作品意义，从读者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强调读者在这一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伊格尔顿由斯坦利·费希所谈到的读者反应出发，从作品接受、读者的角度，指出文学反应并非清白无暇，文学反应必将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相联系、相影响，对作品意义的解读也并非是封闭性的，从而揭示出斯坦利·费希读者反应批评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读者来到文本面前之时并非某种文化处女，纯洁无瑕，与以前的社会和文学没有任何纠缠，只是一个毫无偏私的精神或者一张白纸，而让作品去转刻上自己的铭文。[11]在伊格尔顿看来，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并非是纯客观的，没有任何阅读是清白的或没有预设的，读者阅读必将与整个社会与历史相互联系。读者并非在真空中遭遇种种文本，一切读者的位置都是被社会和历史地决定的。读者反应是与社会相联系的，而这种联系又与社会利益、权力相关。

在此基础上，由读者反应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释文学批评不是纯客观的事实判断，也是不纯主观的评价，它是由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它是一种与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密切相关的价值判断。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不是真正与社会现实无关的单纯的个人话语或抽象的普遍话语，“纯”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12]文学研究是具有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在文学批评中，无不反映着批评家对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态度。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是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与个人和社会本质、权力和性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相联系。

伊格尔顿在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读者反应上，进一步说明读者反应的历史社会语境，伊格尔顿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阐释了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在读者反应中发掘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以及与它联系的整个社会语境。

四.结语

伊格尔顿作为英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他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文学批评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他提出文学理论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文学理论是具有政治性的。他从政治的角度解读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在斯坦利·费希的接受理论中的“解释策略”、语言规则系统、读者反应中挖掘其政治内涵。伊格尔顿发现了“解释策略”中的意识形态机器，种种文学解释的权威与政治因素，语言与语言规则系统背后的种种社会力量，读者反应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伊格尔顿对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既有接受又有深化与创新，在对斯坦利·费希接受理论的重新阐释中，巩固建构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观。

注 释

[1]费希：《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费希：《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3]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4]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5]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6]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7]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8]马新国：《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2页.

[9]费希：《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10]费希：《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李自修譯），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1]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1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参考文献

[1]王健.语言、寓言与修辞——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内涵[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2（06）：82-86.

[2]马新国.西方文论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79-614.

[3]（英）特里·伊格尔顿.二世纪西方文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7-211.

[4]Terry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6.

[5]（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122.

[6]（美）斯坦利·费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M]，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0-193.

[7]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42-650.

[8]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论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55-72.

（作者介绍：李宛玲，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