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的魔咒”

蔡薇薇

摘要：A.S.拜厄特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天使与昆虫》由两个中篇小说构成，其中的一部《婚姻天使》以女性靈媒为切入点，描写了19世纪中后期维多利亚时期掀起的“唯灵论”热潮。本文以这部小说为研究文本，试通过女性空间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分析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所处的边缘性地位、周而复始的循环时间和与世隔绝的封闭性空间，以把握维多利亚时期及后现代语境下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新维多利亚小说;婚姻天使;循环时间;封闭空间

一、引言

“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是20世纪80，90年代英国兴起的一股小说创作热潮。在小说“历史转向”的影响之下，大批作家以维多利亚时代为小说背景，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用当下的眼光又重现审视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这次热潮并不是对于过去的单纯回忆，而是有意地将历史和当下两个维度融合在一起，在作品中将缺场和在场、死者与生者一一对立起来，是现代语境之下对于维多利亚时期价值观的颠覆、改写和重构。

A.S.拜厄特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杰出代表之一。《占有》（Possessions）《天使和昆虫》（Angels and Insects，1992）、《传记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2002）等都以双重时空等后现代的叙事模式创造了新维多利亚小说较高的成就。作为拜厄特最具代表性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和昆虫》向我们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殊的文化景观和价值理念。这部小说由《尤金尼亚蝴蝶》和《婚姻天使》两篇中篇小说组成。用当代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甚嚣尘上，传统基督教观念面临巨大挑战而带来的信仰危机的时候，对于“灵魂与物质的统一”、“女性”身份和地位等一系列关键议题的颠覆与重构。《婚姻天使》讲述的是两个引人注目的女性灵媒的故事：“灵视者”索菲和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灵媒莉莉斯。在历史叙述中，女性灵媒受到主流维多利亚文化的排斥，是边缘的“另一类维多利亚人”。

二、女性的时间与空间

法国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她的专著《妇女的时间》一文中强调了时间和空间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意义，区分了两个时间层面：“线性历史的时间，或者（如尼采所说）‘连环的时间;另一历史的时间，也即另一时间，或者（仍如尼采所说）‘永恒的时间。”[1]她认为男性的时间是线性的，有明确的计划和指向性，这是男性价值的体现，而女性的时间是断裂和不连贯的，这表明着女性受压抑、受奴役的存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不享有话语权，是长期缺场的，不同于男性一以贯之的线性时间，女性时间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永恒时间，对于女性而言，时间不过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当下，永远的停滞不前。周期、妊娠也些重复性的生物节律与循环反复的自然节律相吻合，共同塑造了女性被排除在线性时间框架之外的宿命。

同时，她还认为女性常常被视为一种空间的客体形象而非时间主体的存在：“当人们思及妇女的名称和命运时，比值时间、生成或是历史，人们更多考虑繁衍和形成人类种族的空间。”[1]对女性而言，时间永远是缓慢、重复、永恒的“空间化的时间”。

三、《婚姻天使》中的女性身份与地位

《婚姻天使》故事的主角是两个被排斥在维多利亚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女性：女灵媒——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帕帕盖太太莉莉斯和天赋异禀的灵视者索菲·舍克。在达尔文主义高歌猛进，与传统宗教观点激烈碰撞之时，唯灵论的热潮也到达了巅峰，维多利亚人深陷物质性焦虑之中，希望通过证明灵魂的物质性来走出精神困局。因此，降神会便成为维多利亚人趋之若鹜的社交场所，而作为降神会的仪式执行者，能与死者的灵魂进行交流灵媒也成为社会重要的职业组成部分。

灵媒这个职业通常都由女性来充当。艾利克斯·欧文的《黑屋子》中认为女性一般是被认为是被动的客体，没有自我的“空洞”的容器（vessel），因此更适合充当灵媒，灵媒的力量来源于对自我的舍弃。因此，作为“空洞”容器的女性只有在对自我存在进行否定，让男性意识进入她们所在的封闭空间之时，她们才拥有了话语权，终结了她们边缘化的地位，成为有人倾听的“权威”信息的代言人。“索菲似乎对那种事情没有兴趣。她的通灵成功也许要归功于这种一尘不染的品质。她是一件纯洁的容器，冰凉而迷糊地闲置着。”[2]灵媒的被动性对于能否成功通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男性意识在场的时候，她就重新成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客体。因此可以说，只有男性能够改写女性的历史，通过男性的认可和唤起，让她们获得短暂性的主体存在意义。

更值得一提的是，《婚姻天使》中串联全篇的结构型人物，女灵媒被命名为莉莉斯（Lilith）。根据《圣经·旧约》次经所记载的犹太人传说中，莉莉斯是亚当的第一位妻子，她并不是由亚当的肋骨创造而成的，而是和亚当一样，因此，她认为自己是和亚当一般平等的存在，不愿向亚当低眉顺眼，俯首称臣。最终，莉莉斯不但被驱逐至人类历史之外，还被驱逐出了《圣经》所记载的公共历史之外了。拜厄特以“莉莉斯”这个名字为《婚姻天使》中的女灵媒命名，深义不言而喻。“莉莉斯”是史前传说中的人物，在多少个世纪之后，女性的“莉莉斯”仍然还停留在原点，驻足不前，在没有男性权威书写和加持的时候，女性的时间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

在莉莉斯的丈夫杳无音讯之后，她认为自己成了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寡妇，便开始考虑靠写故事来挣钱养活自己，可是她发现她的语言技巧却似乎无法胜任当时被认可的写作模式，“笔的运动拖了她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她写的东西都和空洞，都是些甜甜的垃圾，甚至连自己的热情都抬不起来。”[2]在代表男性权威的丈夫缺场之后，女性短暂的线性时间便中断了，可以创造意义的“书写”也随之消逝了。在小说的结尾，当消失十年的丈夫帕帕盖先生突然出现的时候，莉莉斯惊喜万分，她觉得自己“已经步入了坟墓的大嘴，然后又乘着风的翅膀被拉了回来。生命的活力又注入了心脏和肺腑。”[2]当她的女性客体的身份即将被“坟墓”这一代表狭小压抑、封闭隔绝意义的意象吞噬的时候，男性的出场终结了这一过程，又为女性的主体存在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婚姻天使》中，拜厄特同樣借从事写作，创造意义的文学社团的名称道出了男性和女性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的差别。丁尼生和哈勒姆等男性在剑桥创办的社团名为“使徒社”，而艾米丽（丁尼生的妹妹）年轻时与几个姑娘秘密创办的诗会却起名为“外壳”——“她们在激昂的讨论中‘筛掉诗歌玉米籽的壳”。[2]顾名思义，“使徒社”是以终极真理为指向的，体现的是宽阔的外部世界和连续的线性时间，而“外壳”却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空间的体现，就像丧夫之后的艾米丽一样，成了一个“除了等待丈夫或者哀悼死去的爱人之外，没有任何旅游、工作或是宴饮机会的年轻女孩”，在狭窄的生存空间，循环往复的时间中一天天地消耗下去，孤独终老。

四、结语

空间与个体的存在和自由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个体来说，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却千差万别。在维多利亚时期，最为人推崇的女性模范形象是“屋子里的天使”，女性的活动空间是局限在家庭的封闭空间之中的，远离社会的中心，每日的时间是由各种家庭琐事构成的，周而复始，日日如一，体现为循环时间。与此相反，男性的时间是呈线性延伸的，建功立业，追求真理，对应的社会活动空间也是整个外部世界。因此，空间和时间同样参与了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塑造。在维多利亚时期，以拜厄特笔下女性灵媒正是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的化身，和她们一样身处男权社会的女性，就在远离社会的家庭牢笼中，无奈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参考文献：

[1][法]克里斯蒂娃.妇女的时间[M].程正民、曹卫东等编《20世纪外国文论经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英]A.S.拜厄特.天使与昆虫[M].杨向荣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3]杜丽丽.新维多利亚小说：历史叙事批评[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金冰.女性灵媒：另一类维多利亚人[J].外国文学，2010（4）：59-65.

[5]金冰.维多利亚时代和后现代历史想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BYATT A S.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M].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0.

[7]Byatt， A.S.Angels&Insects[M].London： Vintage，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