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外国文学引介与当代文学外宣研究

朱明元

摘要：我国民国时期，外国文学乃沟通中外的“桥梁”，其传播是中国学界表达自身文学，革旧推新的有效方式。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带一路”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已然改变了文学作品在我国引介传播的走向。本文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引介研究，反观我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新格局下于“沿线国家”的传播态势，以期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外宣研究汲取一定启示。

关键词：民国外国文学;当代文学外宣;一带一路

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一直为中国学界提供着丰富而重要的话语资源，推动了中国学术乃至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本文对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引介历程进行整体性回顾与反思，并对我国当代文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与传播的新形势进行梳理，在“内引”和“外宣”的相互观照下，以期得出更为理性的文化传播理念。

一、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引介研究

近代以来，外国文学一度扮演着中国文学的启蒙者，成为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媒介之一，促生了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民国时期学者不但在引介编辑方面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见解，并且能够在相关研究上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

（一）维新思想伊始

一九一零年代刊登在《清议报》上的梁启超以日本政治小说为指导精神，并以此为途径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这代表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权背景下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学界的初次登场。此外，创立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则是在启蒙思想的话语主导下，引介了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在外国文学研究实践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下，奠定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西化”模式;同一时期引介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将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转向为“人”的话语，此次话语权的转换可谓是民国文学引介的一次飞跃。

（二）外国文学研究阵地的初始

1921年1月，茅盾正式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第一次明确将“西洋文学”、“西洋之新文学”、“世界文学”、“世界的现代思想”等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推到历史前台。可以说，《小说月报》的这种办刊方针与思路在民国时期极具代表性。纵观当时具有文学性的刊物如《创造周报》、《文学旬刊》、《学衡》、《现代》等，几乎都将引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的使命。这种“西化”倾向，极好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引进的繁荣景观。

（三）革命阶级文学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拓荒者》、《萌芽》、《北斗》、《文学》、《译文》等左翼引介物傾向于从文学的阶级性和现实性出发，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引介与研究，以《毁灭》、《蟹工船》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出现代表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从而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引介的主流。由此，外国文学引介方向由“人的文学”转向了“革命阶级的文学”阶段。与之相对，《现代》、《新月》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引介物，从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出发，表现出了更接近西方文学传统的引介风格，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梁实秋之于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的出现，显示了一九三零年代左翼阶级的政治视角。

（四）“文艺为政治”的导向

一九四零年代外国文学引介呈现多元化场景。解放区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运用到外国文学研究中。总的看来，《讲话》的引介在一九四〇年代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语境中，有着或强或弱的影响力;国统区的《时与潮文艺》刊载了俞大姻的女性文学研究、陈瘦竹的古典戏剧研究、盛澄华的纪德研究、范存忠的传记文学研究、徐仲年与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研究，以及“当代美国小说专号”等，集中而醒目地彰显了学院派研究气息。《战国策》、《民族文学》等刊物在民族主义话语下，力主战时文化的重建与民族精神的重塑，以“狂飙突进”的激进态度对歌德、易卜生等进行了颇具特色的解读。

自维新思潮伊始，我国对外国文学的引介从“实业救国”到“文学救国”，从“人”的话语到“革命阶级”话语，再到“文艺服务于战争”，我国对外国文学的引介，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主路线可基本概括为“文艺为维新”、“文艺为人生”、“文艺为政治”三大阶段。而新中国成立迄今已近七十载，在二十一世纪崭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新世纪的文学文化传播，必定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且有新的规律可循。

二、“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反拨

2013年以习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世纪“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在“一带一路”区域多边经济文化合作平台的笼罩下，所形成的多边经济文化合作机制无疑是以我国为中心，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力求促成政治互信、经贸融通、文化包容的互惠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全新的经济政治格局下，我国无疑从民国时期的文化受众，从以输入为主体的弱势文化阶段逐步过渡到了文化示范和文化输出的强势文化阶段，文化反拨的时代与契机已经来临。

“一带一路”的概念毋庸赘言，其范畴所覆盖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已达64个（中国除外），涉及东亚、南亚、中亚、西亚、中欧、东欧以及独联体七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涉及经济上的互利互惠、政治上的互帮互助，更涉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习总书记提倡我们在新时代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即要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向世界推行我们的“中国书架”乃至“中国书店”。

三、新形势下的当代文学外宣

民国时期我国针对外国文学的引介，研究者与引介方无不是从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突破点，从而获得建设新文学与新文化的灵感与动力。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然进入文化示范与输出的新阶段，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风雨历程、经验教训，才是一种新的“需求”，而这个“需求”的受众，恰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引介传播的受众相反，是“一带一路”范畴影响下的各国人民。鉴于此，我国当代文学研究与引介传播的第一步须从符合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主题“内涵”建设做起。

（一）加强主题“内涵”建设

“一带一路”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为满足“沿线国家”与我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需求，国内各层次引介社针对“一带一路主题图书”的引介发行，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山东教育引介社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山东引介集团的《中国奇迹——图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及《高山仰止——邓小平与现代中国》、译林引介社的《符号中国》与《中华民族》系列双语图书、新世界引介社的《中国关键词》、外文社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等均为极具中国经济发展特色的“主题图书”，此类图书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想通过其来了解并学习我国当代经济发展建设经验教训的书籍，皆需进一步通过各类译介传播渠道，向“沿线国家”进行引介发行，为新格局下的文化外宣奠定基础。

（二）构建多渠道对外宣传模式

借力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新闻引介“走出去”战略，我国北京语言大学牵头了一项重点文化传播工程——“外国人写中国计划”。该“计划”以我国的“中国文化译研网”为平台，在最大程度上与海外知名学者、有影响力的汉学专家、社会知名人士取得联系并培养合作关系，力求更直观地面向海外市场，更客观地向国际读者介绍宣扬我国文化。

（三）培养储备自有外宣人才

我国文化外宣的传播引介渠道之一可以是由“外国人”来“写中国”，但弘扬我国文化，讲好我国故事的中坚力量的培养还必须放在我国自身译介领域人才的储备工作上。成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制定长期的翻译蓝图、立法规范翻译知识产权市场、整齐划一文化传播译名、系统编纂汉语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语言互译系列词典等诸多工作都须逐步贯彻落实。

然而最為关键的是，基于文学文本引介传播的文化外宣，并不能简单地与“文化走出去”直接画等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通的过程，必然会为不同地域民族巨大的文化差异、迥异的世界观乃至极其敏感的宗教信仰因素所掣肘。译介人才培养储备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才的跨国界培养问题。可以尝试在“沿线国家”广泛寻求人才的“合作培养机制”，因循历来同欧美文化强国知名高校的合作路线，与沿线国家签订协议，拟定“双向译介人才”的长期培养计划，完善相关专业设置并逐步使之形成规模。

四、结语

从民国时期的战乱动荡，到新中国的成立，间有文革的负面影响，再到改革开放的推而广之，最后到新世纪“一带一路”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打开，我国的文学研究与引介历经了“文艺为维新”、“文艺为人生”、“文艺为政治”路线，从以外国文学引介为主渐而转向强势文化的示范和输出，从1912至2018，逾一个世纪的变迁，使得新形势下的文学研究与引介呈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并引发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新格局下，“内涵”建设、多渠道传播、人才培养等要素须始终摆在文学外宣的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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