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赣 拍摄谜语和梦境

2019-04-29 01:47刘远航
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期
关键词:长镜头野餐

刘远航

每次进入片场之前,毕赣都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到达拍摄地所在的汞矿遗址内部。矿区位于贵州丹寨县,离凯里不远。拍第一部长片《路边野餐》的时候,毕赣去周围勘景,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矿区当初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人指导建造的,90年代终于枯竭,如今,矿区仍然保留着过去的模样,时间仿佛陷入停滞状态。隧洞幽暗,汞让池子里的水变成海蓝色,这里的一切有些虚幻。它们进入到毕赣的电影中,如同曲折幽深的迷宫,让那些角色陷入繁复的梦与记忆之中。

现实中,毕赣对于矿场和工地并不陌生。贵州本来就多山,他考过爆破证,一度计划到爆破公司上班,至今他的微信昵称还是“爆破员”。他觉得炸山跟拍电影很像,都是提前安排好,然后远远地看它在人们的眼前爆炸。不过,这个打算被大学时代的老师丁建国拦住了,最后,靠着老师和家里的资金支持,毕赣专心拍起了电影。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2015年,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电影语法、标志性的长镜头,毕赣用草台班子拍出了长片《路边野餐》,国外专业媒体甚至评价毕赣的作品是“大师的雏形”“无法被复刻的处女作”。

《路边野餐》的成功为毕赣吸引了资本的注入,第二部长片的成本呈几何倍数增长。2018年的最后一天,《地球最后的夜晚》正式上映。

捍卫热情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毕赣打开游戏,开了一个小号,带着队友,一路猛打,连赢了五把。电影的制作周期漫长而繁复,一旦有闲暇的时候,他就选择这样方式缓解压力。

毕赣。

“可能看完电影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谈论关于艺术的事情,又想去打游戏。我觉得每件事情我可能要做到爽,然后就不想做它,又换另外一件事情,就不断地这样。”毕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写诗也是这样。《路边野餐》里的诗歌曾给觀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现在,诗能不写就不写,只有在不得不写的时候他才会拿起笔。这是毕赣保护热情的方式。再过一年,他就年满30岁了。以前还喝酒,但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也戒掉了。年龄的增长要求他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电影,毕赣同样谨慎。他在现实和艺术之间设立了明显的边界,以此维系两个世界的正常运行。回到家,他是丈夫,也是父亲,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平时跟家里的长辈和朋友谈天,很少聊起电影。出门在外,他是一名导演。对于拍电影本身,他也分割出创造性和事务性的部分,将宣传采访称作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许多场合表示,自己做这些事,只是在“上班”。

那些隐秘的热情和表达的欲望被隐藏在手机的记事本里。好友梁凯说,毕赣无时无刻不在创作,对于同一件事,毕赣也往往能够找到不同的视角。在他的印象里,毕赣迷恋那些有反差的人和事,比如唱儿歌的中年男子,或者是老成早熟的少年。

梁凯和毕赣是老乡,也是山西传媒学院的学弟,后来成为了《路边野餐》的录音师。2012年,两个人在贵阳开了一家叫作看花眼的婚庆工作室。两个人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四点钟赶到结婚的人家里,开始忙活。

很多时候,梁凯需要负责具体的拍摄。晚上,他忙于剪辑片子,毕赣还在坚持创作,写写剧本。他们选用了适合拍电影的佳能5D数码单反相机,但办婚礼的人觉得机器太小了,不够气派。生意越做越少,两个年轻人陷入穷困的境地。

没钱的时候,两个人就整天吃面条,这对极少吃面的南方人来说有些痛苦。这期间,两个人商量着,将毕赣的一个剧本拍成了20分钟的短片,是为《金刚经》。

毕赣找来了自己的小姑父陈永忠出演角色。

这成为了《路边野餐》人物关系的雏形。毕赣的老师,也是他日后作品的监制和策划丁建国认为,那时候毕赣的风格美学已经开始形成,在某种层面上,甚至比《路边野餐》更精道。“包括关注的人群,他的导演方法,就基本是已经找到了。虽然在声音制作上还有些欠缺,包括后期混音,这个是经验上技术上有一些问题,而且资金有限。”丁建国说。

这部短片在两年之后的香港短片录像节获得评审团大奖,让毕赣认识了很多同辈的电影创作者,包括后来的妻子,但在拍摄完毕的2012年,它没能阻止毕赣的婚庆工作室倒闭的命运,现实的压力再次袭来。

家里继续为毕赣的生计想办法,准备为他找个客运站的工作。毕赣一个人跑到了太原,跟大学时代的老师丁建国喝酒,两个人一起想办法,筹措资金,但没有成功。毕赣有点死心。丁建国希望他拍电影,准备自掏腰包支持毕赣的创作。

在他眼里,毕赣是自己教书22年来遇到的天分最高的学生。

人们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他,总是习惯于用那些电影大师作为参照系,“贵州王家卫”“中国阿彼察邦”“下一个贾樟柯”。

“他的创作比较多地基于个人的生命经验,明显已经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成长记忆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理解。”丁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后来,在毕赣与现实进行周旋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与外界的联系。白天跟朋友喝酒,聊房子,聊工作;晚上,他通过手机跟网上认识的朋友聊电影,电影成为了他生活中最大的秘密。

途中的秘密

据说,在苗语里,“秘密”一词的发音类似于“荡麦”。后来,这个词变身为《路边野餐》里一个虚构的地名。主人公陈升踏上旅程,却像是游荡在记忆的半途,“黑暗落在一个旅行者的脸上,他和众人,走在太阳急躁强烈的光里”。

现实里,荡麦是毕赣合伙创建的影视公司的名字。为了宣传新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不得不在家乡贵州凯里和外地之间来回奔忙。

对毕赣来说,故乡与他乡的分野似乎并不明显,他在贵州凯里长大和生活,也在这里拍摄和创作,从未长久地离开,也没有深陷到故乡的逻辑中去。时代的巨变并未在这里留下剧烈的痕迹,虽然生活的指针时刻都在发生位移。

又或者说,他的关注点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转移到了个体的内部结构。从这个自我出发,毕赣建构起他的美学世界,让自己的主人公不断开启旅程,在回溯性的途中,与过去的自我相遇,并再次告别。

生长空间的另一个维度是家庭。毕赣的幼年经历了父母的离异,更多的时间是跟祖辈一起生活。隔代的成长环境让他对生活的现实变得更加敏感,那些幼年记忆里的雨水也浸湿了毕赣的影像时空。

一段惊心动魄的影像旅程由此开始。2013年,他拿着家里给的两万块钱,东拼西凑,开始拍摄《路边野餐》。剧本已经打磨了两年,从毕业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在毕业后的两年里不断翻新、生长。那部电影刚出来的时候,人们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他,总是习惯于用那些电影大师作为参照系,“贵州王家卫”“中国阿彼察邦”“下一个贾樟柯”。这份影响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塔科夫斯基、侯孝贤,但仍然无法概括他。后来,有人在形容类似的气质时,会说“这很毕赣”。

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前,毕赣参加许知远的节目。许知远跟他聊起时代,聊起“改造外部世界”的无望,毕赣回答,“作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关心自己。”在一个公共生活变得破碎的时代,毕赣将镜头对准了自我。

毕赣曾与学者戴锦华谈及,自己不是什么第几代,非要说的话,那就是“网络时代”的导演。

“在说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们不这样说,你们就没办法说他,但你们一旦这样说,又不对,这就是艺术有趣的地方。可能当时间过了十年,甚至五十年,大家又用我们来描述新的东西。”毕赣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创作《地球最后的夜晚》时,这种意识同样强烈,他将其形容为一次“古典又崭新”的尝试。

抵達之谜

《路边野餐》成功之后,许多电话打了过来,寻求投资和合作,这还是让毕赣感觉到了压力。他要在自我表达和工业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尽管周围很多人说过,电影是妥协的艺术,但毕赣觉得,妥协在自己这里并不成立,虽然要考虑的因素变多了。

毕赣仍然想要创作出纯粹的影像世界。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借鉴了黑色电影的模式,掺杂了悬疑、侦探和爱情的元素,却又时刻在打破应有的节奏。主人公罗纮武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幽暗潮湿的时空里,开始追寻十二年前的一位神秘女子。但与此同时,他却不断地陷入记忆之中,在延宕的行动和变换的身份中徘徊,在抵达终点之前沉入梦境,于解谜般的虚幻中,与已经错过的人再次告别。

据丁建国介绍,为了赶上金马创投的时间,毕赣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梗概。跟《路边野餐》不同的是,故事本身更多地是来自于毕赣此前积累的阅读经验。毕赣本人则表示,新作的灵感来源于夏加尔的画作、莫迪亚诺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歌。前半部分是记忆,长镜头的部分是罂粟般的梦境。

2017年6月,影片开机。虽然剧本已经有了,但完成的难度极大。拍电影的成本增长了几十倍,拍摄要求和制作团队也大幅度升级,虽然给了更多的选择,但对于毕赣这样的“野生”导演来说,这也可能是限制。原有的拍摄方式需要转变,剧本也需要修改,一直贯穿整个拍摄。

外界关注最多的仍然是长镜头。这一次,长镜头的时间比《路边野餐》的四十分钟还要多,长达一个小时,而且是3D的形式。但毕赣认为,无论是3D,还是长镜头,都只是叙事的一种方式,他要实现的是对梦境的真实复现。

说起这些,毕赣的语调里透露着老成的思考,也有着孩童般的纯粹。童年和老年同时寄居在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身上。在电影的商业浪潮中,他依然相信影像本身的力量,在电影中尝试着最接近电影的方式,让静止的房屋旋转,让乒乓球拍的老鹰图案在旋转中飞起,让短暂的烟花变得漫长。

3D开始的那一刻,角色和观众一起戴上了眼镜,同时跌入梦境。主人公罗纮武从幽暗的山洞里出来,沿着索道,下降到废弃监狱所在的位置,又从监狱旁边的台球室下降到露天舞台,不断跌落,飞升。背景音乐响起,苗族传统的曲调如同召唤亡魂的声音,弥漫整个虚幻的空间。

毕赣对这段音乐小样很喜欢。作为一个苗族和汉族混血的后裔,他觉得,与那些官方宣传和旅游手册相比,这种音乐才是苗族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野鬼和山风,构成了最鲜活的语言。

另一个问题是语言。主演汤唯不会说贵州话,黄觉虽然是广西人,跟贵州的方言还是有差距。毕赣对于创作和表达有足够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他要让这些职业演员与自己的表达实现“无缝对接”,就必须要克服这些外在的困难。毕赣让梁凯跟在黄觉身边,在黄觉拍戏的间隙,不断磨合他的台词,两个月下来,自然了很多。

影片制作完成后,在去年5月份入选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后来又在第五十五届金马奖的评选中获得五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摄影、最佳音效、最佳原创音乐三项奖项。《好莱坞报道》在评论中写道,这是“一段缓慢而平稳的过山车之旅,带我们穿过记忆,悲伤,以及他独特的影视魔法,直到影片结束之后,依然余味悠长。而其中那60分钟的长镜头,将在电影圈被久久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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