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内陆地区开放程度比较研究

(重庆大学 重庆 400044)

一、引言

从1978年中国确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到如今我国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已有近四十年。我国实施了沿海、沿江、沿边的开放战略，初步构建起从沿海到内陆的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然而，由于区域地理与经济条件差异，不同区域的对外开放战略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后，我国各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内陆省份的开放程度低于沿海省份，各内陆省份的开放程度也存在差异。开放程度过高意味着对外有较大的依赖，开放程度不足又意味着存在被边缘化的危机。因此，综合评价我国内陆省份的开放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采取中国国家发改委对于内陆地区的划分方法，将行政辖区非沿海和非沿边的省份统称为内陆地区，主要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段庆林(2014)[1]指出2012年，我国内陆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35.2%，而外贸依存度只有11.7%，远低于沿海地区的64.4%，也低于沿边地区的13%。内陆地区对外开放严重滞后，沿海地区目前仍然是我国的开放高地。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分别向西和向南延伸，贯穿整个欧亚大陆，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我国内陆地区的开放步伐，内陆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本文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构建了内陆地区开放度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特点，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经济开放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对国内、国际两种经济的融合程度[2]，学术界对于对外开放度的定量分析较多也较早。对于开放度指标体系选择的研究，国外学者较早就开展了。Haque等人[3]提出了利率平价法，通过检验一国汇率和利率间的平价关系是否成立来衡量一国的资本开放度，并藉此对资本开放度做了测算。Edwards[4]指出利率平价法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利用半开放经济国家的利率决定模型衡量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资本流动程度。

关于开放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李翀[5]认为要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须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多方面着手，并以不同的权数对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和对外投资比率加权求和。吴园一[6]则采用了出口依存度、制成品依存度、利用外资投资率、实际到位外资占协议外资比率等多维指标，构建了开放度测算指标。黄繁华[7]通过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度、国际投资开放度两个指标对中国经济开放度进行了测算及分析。

开放经济包含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内容,开放区域的要素交换包括予以国内其它区域的交换和国外要素的交换,那么区域开放度的测量就应该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而上述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上。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更多的开放度指标，以期能够更真实、更客观地衡量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

三、内陆地区开放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开放程度是一个体现经济制度本质的综合性概念，开放型经济应该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方面的内容[8]。本文从通道发展、通关发展、平台发展、产业发展以及环境发展五个方面对内陆省份的对内对外开放现状进行指标体系分析。

(一)通道方面

内陆地区在开放过程中，不断形成依托一定的交通运输干线、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并以其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一个和几个大城市作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生产、流通一体化的带状经济区域或经济走廊。

(二)通关方面

口岸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门户，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标志，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和口岸的发达和发展有关。国内外实践已经证明，开放型经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口岸建设，口岸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设施，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

(三)平台方面

经济平台为合作参与者和客户提供一个合作和交易的软硬件相结合的场所或环境。平台通过双边市场效应和平台的集群效应，形成符合定位的平台分工。平台是有众多的参与者，有着明确的分工，集聚社会资源和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产品，扩大用户规模，使各方受益。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各种工业园区，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内陆地区进行经济开放的重要平台。

(四)产业方面

在以开放程度为中心的研究，产业发展主要关注进出口贸易情况。落后区域中产业开放的明显特点是国际贸易中以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需求较小。20世纪80年代，我国口商品主要由初级产品过渡到轻工业制品，到90年代则由轻工业产品向几点产品转变。到2015年，我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超过了30%，说明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优化。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全国排名靠后的也都是内陆和延边地区。内陆地区出口产品附加值较小，自主创新程度较弱，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五)经济环境

开放环境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机综合体，一个全面反应社会经济环境的指标是市场化进程指数，该指数包含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维度。内陆大部分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根据樊纲教授研究结果，前者2014年得分均在9分以上，而后者得分大多在4到8分之间。内陆地区市场程度较高的是安徽、重庆、湖北三个地区，2014年得分均超过7分。但这也仅仅相当于发达地区2010年水平。而内陆地区之间差异也十分显著，贵州、甘肃、青海2014年市场得分偏低，仅有内陆领先省份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从经济环境上看，内陆地区发展极不均衡。

(六)指标体系构建

通道发展主要指的是与对内对外贸易有关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因此纳入了包括客运量、货运量、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等指标。通关的发展，考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设立情况，特殊监管区域有六种类型，分别是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跨境物流园区，保税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区域内特殊监管区域越多，说明通关条件越便利。产业发展主要考察高新技术产业和外资发展情况。备选指标包括人均专利数量，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值比重，外商投资占比等指标。平台方面则考察了自贸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情况，没有设立相应园区的省份则在该指标上赋值为零。最后，在开放环境层面引入了樊纲教授负责编制的《市场化进程指数》。

表4 开放度指标体系

四、内陆地区开放的实证分析

本文指标体系构建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主成份分析是一种相对序位度量，得分越高说明开放程度越高，得分趋近于零或是负数时不意味着开放程度为零，只说明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差异越大。为方便浏览，我们将各省得分进行了线性转换，使所有区域得分都在50-100之间。

图1 内陆地区总体开放程度排序

图1输出主成份总得分结果。不难看出，13个内陆地区中四川得分最高；重庆排在第二位，陕西排在第三位，三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最差的四个省份为贵州、甘肃、宁夏和青海，而这几个地区也是我国较为贫困的省份之一。总体而言，计算结果显示内陆地区开放发展仍然处于十分不平衡的状态。

图2 内陆地区通道发展对比

除了总体得分外，我们还计算了每个一级指标层面的得分状况。图2展示了内陆地区通道发展得分情况。总体而言，排名与总得分排名并未产生太大变化。青海、宁夏和贵州排名靠后。重庆、陕西、四川仍然排名前三名。其余省份位于中游水平。其中江西的排名上升三位，而山西的排名下滑，这主要是因为两省在贸易依存度上的差距。2015年山西外贸依存度仅为7.1%，但江西外贸依存度却有15.7%。但整体来看，内陆地区外贸依存度都偏低，与东部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当然，陕西、重庆、四川三省外贸依存度并不太高，均在10%-12%左右。但由于其他指标得分较高，因此仍然排在前三位。

图3 内陆地区产业发展对比

图3展示了内陆地区产业发展的对比情况。重庆、四川产业得分排名仍然靠前。排在末尾的还是青海、贵州、甘肃、宁夏四个省份。不难看出，河南在产业发展维度排名上升到了第二位。这主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有关。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总值为6600亿元。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内陆地区仅占到全国总值的12.98%。而河南、重庆、四川就占到全国的8.73%。这也意味着内陆地区将近7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都源于这三个省份。因此，四川、河南、重庆三地区得分排在前三名。

图4 内陆地区环境发展对比

图4展示了内陆地区环境发展的对比情况。重庆、四川仍然排在前列，而陕西则排名较靠后。根据市场进程报告显示，陕西在市场与政府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及中介组织发育这几个方面与领先省份仍有不小差距。这可能说明政府在陕西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过于强势。山西和江西在产品市场发育维度的得分较高；而这一维度主要包含地方商品保护和产品市场决定程度两个层面。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在这两个省份较为完善。重庆和四川是内陆地区市场化发育程度最好的两个省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中介组织发育以及产品市场发育得分均较高。只是在要素市场发育维度得分较低，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资本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图5 内陆地区平台和通关发展对比

图5给出了内陆地区平台和通关维度发展对比情况。由于两个维度均涉及各种开发园区发展情况，因此合并到一张图表内。图中显示陕西、四川、河南、湖南、安徽排名靠前。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省份有较多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或高新科技园区。例如安徽就有芜湖、合肥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川有成都、遂宁等8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陕西则有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高新技术园区和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而重庆排名靠后，则主要是因为重庆仅有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对中国内陆省份的开放程度研究过程中，在准确把握开放的历史沿革和内涵的基础上，逐渐把影响因素归结为5个方面，分别是通道因素、通关因素、平台因素、产业因素和环境因素。为了便于综合比较分析，构建了评价开发程度的指标体系模型。选取内陆13个省份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排序比较了13个省份的综合开放程度，以及给出了五项主要开放程度影响因素的排序。研究结果表明，内陆13个省份经济开放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四川、重庆、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山西、贵州、甘肃、宁夏和青海，内陆地区开放发展仍然处于十分不平衡的状态。

通过比较内陆13省份的开放程度，尤其是从关于开放程度的5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内陆省份的开放程度十分不均衡。因此，应该加强省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加快省内及省级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各生产要素的流动；应该加强外资及技术引进，增加资本开放，提升国外资本利用质量，优化外资结构，引导外资产业流向；重视外贸发展，完善外贸进出口政策机制，构建外贸交易平台，优化进出口市场商品结构，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升产品竞争力，积极通过各项优惠政策促进外贸发展；应该构建自由的市场环境，加强产业园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