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屋顶的成长之路

2019-05-09 02:19张双
长江文艺 2019年4期
关键词:龅牙胶带屋顶

张双

刘浪是我去年3月在《长江文艺》公共邮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的一位湖北籍90后作者,短篇小说《寻找诗人“芒”》凭借成熟的叙事语言和鲜明的现代派气质,于众多稿件中脱颖而出,并很快在2018年第8期的“新推荐”栏目推出。刊发于本期的《嚎啕大笑》是刘浪的中篇处女作。

无论是《寻找诗人“芒”》的先锋意识流写作,还是《嚎啕大笑》的荒诞性叙事,写诗出道的刘浪,毫无掩饰地将语言才华以更加圆熟的技艺嵌入小说的文本之中,并让其生发出奇崛而丰赡的艺术张力。这种艺术张力源于作者对语词别出心裁的组合与设计,从小说的题目“嚎啕大笑”中,我们便可窥一二。在汉语词典中,“嚎啕”与“大哭”本是一组司空见惯的搭配,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笑”与“哭”的颠倒错位,使其与语境所显示的真实情况之间形成了悖立和矛盾,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叙事策略在这种对立中徐徐显露,小说的叙事基调也由此奠定。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在关于诗歌语言及评判标准的理论中说道,“诗歌语言是悖论语言,只有在语言中注入悖论,语言才会复活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或许是深受诗歌经验的浸染与熏陶,作者将这一理论融会贯通于小说文本的写作中,并使之汇合成一派似曾相识却又别开生面的气象。

《嚎啕大笑》是作者以回忆性的儿童视角讲述主人公龅牙张因生性爱笑而遭遇种种奇特经历的故事,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塑造了一个在成长过程中面对重重压迫仍保持生命本色的小人物形象。笑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在作者浓墨重彩的描写中,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意义。笑首先体现为一种身体本能:“他就像一台笑的机器,而且浑身都是开关,生活中的任何细节都有可能开启他的大笑之旅”。心理学上,笑是一种极具感染力和模仿力的身体情绪,“以笑还笑”并接收到呈几何倍增长的快乐因子,是人类身体具备的常规性的反馈机制。但龅牙张的大笑并没有让十里镇的大多数人感到愉快,甚至一度被上升到心理缺陷的高度而遭人厌恶。而理解笑的丰富内涵需要一个漫长而自觉的认知过程,这也造就了人们对笑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既有反对与厌恶,也有同情与呵护。这两股对立抗衡的力量仿佛两条暗自攀比的藤蔓,在人物的行动和故事的脉络间不断生长,亦让文本在挤压碰撞中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叙事空间。

小说人物形象设置中,一类是以龅牙张父亲、班主任、江威为首,包括十里镇众多居民在内的反面力量。他们将大笑看作是对个人权威的无视与挑衅,便绞尽脑汁地去压制清除。班主任以龅牙张的大笑扰乱神圣的课堂为由,提议父亲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父亲却将大笑归咎于嘴里的龅牙,不仅给他带上牙套,还用粘性极强的胶带粘住他的大嘴,粗鲁决绝的方式让龅牙张变得沉默寡言,并由最初的反抗,逐渐转变成对胶带的依赖。在这里,胶带所隐喻的社会规则开始对龅牙张的天性发挥强大的驯化作用。李阿婆和“我”的出现,虽短暂打破了这种局面,但小混混江威又用羞辱他母亲的方式,对他进行新一轮的打压,并让他停止大笑、落荒而逃,俨然成为了十里镇上的救世主,小镇的善恶秩序似乎也因为龅牙张的大笑产生了某种不合常规的颠覆与悖反。作者冷峻而细腻的叙述中,浸透了一种天然的幽默感与荒诞性,并让这种不断集聚的反面力量生长成一只威力巨大的猛兽,不仅吞灭了龅牙张的大笑,也将文本中喜剧的浮光一一驱逐,留下幻灭与哀悯的悲剧底色。

另一类便是以“我”、“李阿婆”、母亲为代表的正面力量。在“我们”看来,笑是龅牙张天性与个性的释放,一旦大笑遭到抑制,“那个平庸的、有着老鼠眼神的小孩又回来了”。不论是出于血缘相生的亲情或是一种天然的保护欲,在龅牙张的大笑遭遇压制时,作为“正面力量”的“我们”便闪亮登场。李阿婆发现龅牙张嘴巴被粘住后,以长者的威严向父亲讨公道,并亲手撕掉了胶带;“我”通过与龅牙张神秘隐晦的纸条交流,逐渐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友谊,龅牙张承诺不再往嘴上贴胶带,我也得到了通往龅牙张的神秘圣地——屋顶世界的通行证。屋顶作为母亲出走消失的最后地点,在龅牙张孤独悲苦的成长中演变为生命最后的退守之地和自由广袤的私密空间。文中关于屋顶的描写弥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让屋顶上的龅牙张褪去了以往的笨拙和怯懦,幻化成一位飞檐走壁的“空中超人”。笑和屋顶是饱受磨难仍乐观坚韧的母亲留给龅牙张的精神遗产,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即使遭遇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仍乐观地以“大笑”为屋顶,若不能在屋顶下躲避苦难的风雨,那便在风雨中自由奔跑、成长。在作者的笔下,小说中这些充满了悲悯与温情、坚不可摧的正面力量亦铸成了龅牙张的心灵屋顶,为其抵挡来自反面力量的疾风骤雨。

近两年,随着各大主流文学刊物纷纷推出“90后青年作家专栏”,“90后”正成长为当下文坛一股耀眼的新生力量。他们风格多变,拒绝单一,乐此不疲地进行着对小说可能性的探索与挑战。《嚎啕大笑》既是刘浪迈向中篇写作的尝试,也是他既有写作图景的更新与拓展。早期的作品如《消失的村庄》以成长的故乡和亲人为底色,描写乡村的没落及等待死亡的空巢老人,以松弛幽默的语言显现出一个荒诞而严肃的现实话题;《失踪》以电梯偶遇的一张寻猫启事为契机,构思了两个外出寻狗的北漂青年陷入记忆黑洞的故事,将良知和救赎的主题用荒诞的逻辑抵达了一种更高的真实。《共享单车逃亡记》则以新事物共享单车的兴衰为线索,用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评论式语言,探讨人与现代工具之间的关系。刘浪将精致的语言、真诚的情感、现实的目光注入后现代的文体形式中,在传统与先锋的融合碰撞間孜孜不倦地开拓着自己的小说园地。

正如青年评论家赵依在一篇访谈中所言:“90后作家在小说的世情画卷里形成层次丰富的写作新质,虚构与想象、叙事装置与情节仪式、空间理论与时空体、身份认同与情感焦虑,以及部分作品致敬历史并从文献资料考镜源流等,并以普遍灵动的语言能力结构出作品内部精神的宏阔和作家情感表达的细微。”而另一方面,“90后”作家的小说在以结构为代表的诸多文本层面对时间和历史尚且缺乏有效的介入,他们将奇特的感觉结构和多元的现代性话语,从宏大的叙事转向个体的、微小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验,并擅长以成长和现代化的碰撞来叙述他们各自的后现代思考与经验。《嚎啕大笑》无疑是这样一篇以后现代的目光审视现实成长经验的作品。青年作家在阅历和经验上的先天性不足,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刘浪作品中历史感的缺席,但另一方面却又开启了他的深度模式——对心理的、人性的和存在的深度的迷恋。因此,刘浪的作品对生死的凝视、对天性的呵护、对新生事物的思考、对陌路人的审视均流露着一种通透而深沉的情感。如果说大笑是龅牙张的屋顶,那么写作便是刘浪的屋顶。期待他屋顶上的每一次探险都能生发出无限的乐趣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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