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服刑人员抑郁状况与总体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徐西良 郑杨

摘 要：通过随机选取某监狱200名服刑人员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抑郁自评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服刑人员的抑郁水平大多处于轻度抑郁和中度抑郁;（2）服刑人员抑郁状况在被判刑期（p=0.05）、入狱前家庭关系（p=0.032）、判决是否公正（p=0.013）和与狱友关系（p=0.002）方面差异显著;（3）服刑人员抑郁状况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0.490，p=0.000）。服刑人员抑郁状况与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因子相关性不显著（r=-0.110，p=0.140）。抑郁状况和健康的担心因子存在负相关（r=-0.149，p=0.044）。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和对精力（r=-0.476，p=0.000）、忧虑或愉快的心境（r=-0.436，p=0.000）、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r=-0.368，p=0.000）、紧张和松弛（r=-0.258，p=0.000）各项因子间呈现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服刑人员;抑郁状况;总体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5-0010-04

作者简介：徐西良（1986-），男，山东泰安人，硕士，信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抑郁与认知;郑杨（1996-），男，河南平顶山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与健康心理学。

一、引言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它是一种个体由于长期的压力而导致心情郁闷成结，导致自身心情不愉快并且长时间持续的的情绪。它是一种灰暗、负面的情绪状态。长时间的抑郁会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不良的影响。当个体处于长时间的严重的抑郁状态下还会对个体的生命安全产生危害。现如今社会上普遍认为抑郁是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对于服刑人员来说，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他们较常人更容易感受到抑郁。这在无形之中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在如今社会的发展下，个体的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眼光放在了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上。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在日益增加。在国外对于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的研究起步较早，获得了许多结果。一项来自12个国家的对22790名服刑人员（平均年龄为29岁）62项调查发现，3.7%的男性服刑人员患有精神病，其中10%的人有抑郁症，65%有人格障碍。服刑人员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多了约十倍[1]。外国学者I Shahid研究发现，监狱服刑人员中抑郁症的总患病率为85%，其中，30%的囚犯有轻度抑郁，20%有中度抑郁，35%有重度抑郁症。有药物滥用史、儿童期性虐待、慢性内科疾病和曾为童工的服刑人员被发现有显著的更高的BDI（贝克抑郁量表）分数[2]。学者G Shrestha在其2017年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是服刑人员中最常见的精神障碍，其患病率远远高于一般人群。服刑人员中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5.3%。大约2.3%的人在监禁期间报告有自杀意念，0.9%的人在监狱内企图自杀[3]。在最近数年间，国内关于服刑人员抑郁状况的研究结果也越来越多。比如，孙畅，张振声发现服刑人员抑郁状态与心理控制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就是说越倾向于外控者抑郁程度越高。对抑郁水平有一定影响的因素还有有年龄、婚姻状况和犯罪类型[4]。同时杨秀清和蒋怀滨的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对于他们的自杀态度起中介作用[5]。徐学的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和自杀意念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负相关[6]。

所谓幸福感就是个体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价，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情绪占优势的心理状态[7]。本文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内在状态，这种状态包括认知、行為和情感三个基本组成成分。

在如今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社会中，普通群众的幸福感体验越来越强烈。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对于特殊群体的幸福感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陆敏敏、贾守梅等人对于上海空巢老人的总体幸福感研究发现空巢老人的总体幸福感较低需要改善[8]。这些研究表明了我国对于特殊人群的幸福感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同时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而抑郁正是对幸福感有着巨大负面影响的因素。个体的抑郁不仅仅导致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一些不良变化危害个体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严重者会威胁到个体的生命安全。同时个体的抑郁情况还通过对个体日常生活造成各种各样的困扰来降低个体的幸福感，而个体幸福感的降低又会反过来增加个体的抑郁状况，从而产生一种恶性循环。缪楹、杨放如对于抑郁症患者的社交功能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社交功能和总体幸福感远远低于常人[9]。前人的研究正说明了抑郁个体的幸福感体验要低于其他正常个体的幸福感体验。

二、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抑郁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而幸福感的高低也会影响个体抑郁情绪的大小。国内对抑郁和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的抑郁和幸福感相关研究不足，尤其对于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相关研究进展较慢，对于服刑人员抑郁和幸福感关系的相关研究结果较少。同时，我国对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不够重视，所以要对服刑人员的抑郁和幸福感关系进行探究，进而为降低服刑人员的抑郁情绪和提高其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从抑郁状况和总体幸福感的关系出发，提出相关假设：（1）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在年龄、被判刑期、文化程度、入狱前家庭关系等人口统计学分类上可能存在差异。（2）服刑人员的抑郁量表得分可能与他们总体幸福感总分存在显著相关。（3）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可能与他们的幸福感各因子之间存在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抽取某监狱男性服刑人员200人，共发放问卷200份，实际回收2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共183份（剔除空白问卷，答题有规律者），有效率为91.5%。年龄大多处于29-55岁之间，被判刑期多在11-15年之间，已服刑期多在7-12年之间，文化程度大多为初中，婚姻状况主要以已婚居多，服刑人员的入狱前家庭关系大多较好，多数服刑人员的家庭状况为非单亲家庭，多数服刑人员认为判决公正，大部分服刑人员同其他狱友关系一般，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

一般情况调查表是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制的。主要从年龄、被判刑期、已服刑期、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入狱前家庭关系、家庭状况、判决是否公正、服刑罪名、与狱友关系等10个方面来了解被试的一般情况信息。

2.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状况量表采用美国教育卫生福利部所推荐的应用广范的抑郁自评量表（SDS）[10]。该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1（很少）-4（持续）4点计分，单维度。该量表在中国也有较好的信效度。量表整体的Cronbachα系数为0.84，同时CFA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X2/df=2.98，CFI=0.94，TLI=0.93，NFI=0.91，RMSEA=0.04）。

3.总体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采用1996年国内段建华对于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定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的修订版本[11]。该量表共18个项目。该量表内容可以分为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虑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六个因子。全国常模得分男性为75分，女性为71分，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烈。在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同时，本研究的CFA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X2/df=3.74，CFI=0.92，TLI=0.95，NFI=0.94，RMSEA=0.05）。

（三）统计方法

对所得数据利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1）对服刑人员抑郁量表得分在不同一般情况下的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2）对服刑人员抑郁量表得分和幸福感量表各因子得分以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一）服刑人员抑郁水平描述

服刑人员中不抑郁的人数为39人，占总体的15.85%。处于轻度抑郁的人数为70人，占总体的38.25%。处于中度抑郁的人数为68人，占总体的37.15%。处于重度抑郁的人数为16人，占总体的8.74%。表明服刑人员中大多数的抑郁状况都处于轻度抑郁和中度抑郁的水平，见表2。

（二）服刑人员抑郁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服刑人员的抑郁水平在不同的因素上有着不同的差异情况。服刑人员的抑郁水平在被判刑期，和与狱友关系各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F=2.387，3.494，p=0.05，0.002），在入狱前家庭关系、判决是否公正各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t=1.569，-2.512，p=0.032，0.013）。而在年龄，已服刑期，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状况各因素上差异不显著，见表3。

（三）服刑人员抑郁状况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服刑人员的抑郁水平与其总体幸福感总体的精力、忧虑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这四个因子及其总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对健康的担心这一因子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服刑人员抑郁水平与总体幸福感的对生活的满意与兴趣这一因子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见表4。

五、分析与讨论

（一）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

本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要远多于普通群众，服刑人员抑郁自评量表得分评级大多处在轻度抑郁和中度抑郁之中。这一现象也和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相符。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比普通人严重可能和服刑人员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的生活环境相关。由于他们是罪犯的身份，所以在监狱中要时刻接受监管，生活环境极其的压抑。同时由于周围的人大部分也是罪犯，在交流时接受到的大部分是负面的情绪，情绪的传染和蔓延可能是服刑人员抑郁状况比较严重的原因，另外，服刑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社会支持而容易体验到抑郁情绪，从而影响健康状况[12-13]。

服刑人员的抑郁在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文化程度上差异不大，但在判决是否公正和被判刑期上差异较为显著[14]。被判刑期长的服刑人员在入狱时可能认为自己出狱遥遥无期，同时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生活环境比较不好，并且在日常活动中处处受到监管。所以与被判刑期短的人相比较来说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的、沮丧的情绪。这可能是两者之间有差异性的原因。而在判决是否公正方面，认为判决公正的服刑人员已经坦然的接受了自己的罪行，进入监狱的反抗和愤怒等等的负面情绪相对较少。而认为判决不公的人在进入监狱时仍然不愿接受事实，由此会产生反抗或逃避等负面行为，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抑郁、沮丧等负面情绪。这可能是对判决公正持不同态度的服刑人员抑郁状况产生差异的原因。

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在与狱友关系方面和入狱前家庭关系也有差异，这正和前人关于服刑人员抑郁状况和社会支持呈现相关的相关研究相符合[15]。前人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和他们所受的社会支持相关，而服刑人员在入狱前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而入狱后由于受到监管使服刑人员和家人的交流减少，获得的社会支持就相应减少。而在狱中个体和与自己同一所监狱的其他服刑人员的交流增多，与狱友关系好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也相应增多，抑郁情绪就会相对降低。所以服刑人员在不同入狱前的家庭关系和在监狱内与狱友关系之上会呈现差异。

（二）服刑人员抑郁状况与总体幸福感

前人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社交功能和总体幸福感要低于正常人，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16]。而本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总体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总体性评价。个体对自己生活越做出正面的评价时，体验到的幸福感越强烈。由此产生的积极情绪也就越强烈，负面情绪也就会相对减少。而服刑人員在狱中的生活质量较差，受到的限制较多。因此服刑人员更容易对自己生活负面评价，总体幸福感也就越低，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因此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这正和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合。

缪楹和杨放对于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空巢老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8]。而本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与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因子之间相关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服刑人员长期处在监狱中，他们的生活规律比较固定，大家的生活环境也都一样。所以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和对生活的满足与兴趣这一因子分相关不显著。

有研究表明，癌症患者的抑郁情绪和总体幸福感呈现负相关[17]。表明个体对自己健康的担心程度和总体幸福感之间是负相关。本文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与对健康的担心因子呈现负相关，和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在监狱中服刑人员经的生活环境较差，并且服刑人员的负面情绪受到压抑。所以服刑人员对身体健康的关心越多，就越容易把一些极小的病症想象出严重的后果，就比较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反之，那些对自己健康不太关心的人，他们就不容易将后果想的太过严重，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就会小。所以对健康的关心和抑郁状况呈现负相关。

前人研究表明，空巢老人的情绪状态对总体幸福感有影响，而抑郁又和总体幸福感呈现显著负相关[8]。这说明个体情绪状态对于个体的抑郁状况有影响。所以服刑人员抑郁状况和精力、忧虑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对服刑人员来说，有旺盛的精力、愉快的心境和松弛的状态时，他们对于抑郁这种负面情绪的抵抗力比较强，同时有强情感行为控制力的个体对于自身产生的负面情绪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这就使得他们不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和总体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服刑人员的抑郁等级大多处于轻度抑郁和中度抑郁的水平;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在年龄阶段、文化程度、已服刑期和婚姻状况上差异不显著，但在判决公正、被判刑期、入狱前家庭关系和与狱友关系方面差异显著;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和他们的总体幸福感以及各个因子之间存在负相关;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服刑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对于他们的抑郁状况存在良好的预测作用。所以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不容乐观。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关注那些认为判决不公正、被判刑期长以及与家庭关系和狱友关系较差的服刑人员，做好有针对性的排查，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专业的个体心理咨询或团体心理辅导增强他们对情感行为的控制能力，降低抑郁，提高总体幸福感。

七、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所有被试全部来自于某监狱重刑犯人，样本的取样范围较小。同时，对于影响抑郁状况因素考虑不可能够周全。比如，与狱警的关系的好坏也可能会让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产生差异。

本研究只进行了重刑犯的信息采集，对于其他罪行较轻的服刑人员人员情况没有研究。但他们的抑郁和总体幸福感也是值得探究的;本研究只研究了服刑人员的总体幸福感和抑郁状况的关系，但总体幸福感只是影响抑郁状况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支持、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方面对于抑郁状况的影响也值得进行扩展性研究。为改善我国的服刑人员的抑郁状况提供有效的方法，以减少服刑人员在狱中自伤、自杀行为发生的几率，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辅导工作提供更有效的方法。

[ 参 考 文 献 ]

[1]S Fazel，J Danesh.Serious mental disorder in 23000 prisoner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62 surveys[J].Lancet，2002，359（9306）.

[2]I Shahid，MA Aftab，Z Yousaf et al.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Male prisoners at an Urban Jail in pakistan[J].Healthmed，2014，8（6）.

[3]G Shrestha，DK Yadav， N Sapkota et al.Depression among inmates in a regional prison of eastern Nepal： a cross-sectional study[J].Bmc psychiatry， 2017，17（1）.

[4]孙畅，张振声.我国服刑人员抑郁水平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29（5）.

[5]杨秀清，蒋怀滨.服刑人员抑郁状态对内外控倾向与自杀态度的中介作用[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6）.

[6]徐学.服刑人员自杀意念与抑郁、社会支持相关性及其干预研究[D].硕士学位，漳州师范学院，2012.

[7]胡春梅.探讨大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幸福感[J].中国教育学会分会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07.

[8]陆敏敏，陈利群，贾守梅.上海市社区空巢老人总体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6，22（23）.

[9]繆楹，杨放.抑郁症患者社交功能及总体幸福感研究[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4，24（3）.

[10]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

[11]段建华.总体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试用结果与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6（01）.

[12]林良章，杨秀清，蔡晓芳，邵文飞，刘明新.服刑人员社会支持、抑郁状态与自杀意念关系研究[J].安康学院学报，2013，25（3）.

[13]高伟.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个性特征、社会支持的关系[D].西北师范大学，2014.

[14]马玉红.男性服刑人员的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杂志，2017，25（2）.

[15]江琴，张晓蜻.服刑中期男性服刑人员心理状况及相关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12）.

[16]张斌，范文澜.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川北医学学院学报，2016，31（4）.

[17]贾丽霞，张银玲，等.癌症患者总体幸福感与情绪状态[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