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推进质量强国战略的宏观政策支持框架

2019-05-11 03:11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财会月刊 2019年7期
关键词:高质量函数生产

闫 坤(博士生导师),张 鹏(研究员)

从质量强国战略的构成来看,质量提升行动、全面质量监管、提高发展质量是“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结构决定了质量既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与经济要素相关联,并有效提升和改造经济要素;也是发展的内涵和构成,必须与生产服务过程相联系,并成为产出的基本标准和关键特征;还是发展的动力和动能,质量型生产强调更新的技术、更好的工艺、更独特的匠心和更可靠的基础材料,同时也强调更匹配质量运行规律和管理特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运营模式[1]。此外,质量还是发展的结果和效益的体现,是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前提条件,是推进智能化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市场高效出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因此,对质量强国战略的分析要从宏观经济的视角着手,在构建宏观质量框架的基础上,形成推进质量强国战略有序实施的宏观政策体系。

一、宏观质量经济模型基本框架

宏观质量经济模型就是构建质量与经济发展稳定的函数关系,或者说是确定质量在生产函数中的定位和作用。与科技等要素的地位不同,质量是要素的衍生物,而不是要素本身,所以其对生产函数和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分两步进行讨论。

1.宏观质量经济模型的经济增长函数构建。假定目前的生产函数总体上是连续平滑的,而且要素间的替代性良好,即符合一般生产函数的典型特征。可表示为下式:

其中:Y 为GDP 规模;K 为资本要素;L 为劳动要素;A为创新要素(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但不含制度创新)。

根据公式(1)可得:

其中:△Y、△K、△N、△A 均表示全微分模式下的增量变动,即GDP、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的增量;α、β、θ是系数,总体属于常数的范畴,但常数值可能是变动的。

这样,经济增长函数就成为要素增量函数,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系数函数(边际贡献率)。而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追求总量上的大规模、高速度不是内在指标,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幸福才是真正的内核。因此,需要将上述经济增长公式从总量式增长调整为人均GDP、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从而形成如公式(3)、公式(4)所示的情形。

公式(3)中,y、k、a 分别代表人均GDP、人均资本量、人力资本水平。根据公式(3)进行全微分推导,并进行适当的变换,则形成了公式(4):

其中,△y、△k、△a分别代表人均GDP、人均资本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程度。以公式(4)为基础,可以得到宏观质量经济模型的增长公式,即:

2.宏观质量经济函数的建构与生产函数关系。在确定了宏观质量经济模型的经济增长公式后,接下来要确定质量提升和改进公式及其特征。从质量的概念出发,质量水平的高低受到装备水平、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据此形成关于质量提升生产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其中,Q 为质量生产函数,且存在以下关系:∂Q/∂k>0;∂Q/∂a>0;∂Q/∂A>0。

根据公式(5)和公式(6)及质量领域的经验规律,质量与相关变量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形成以下初步推导结论:第一,质量水平的提高与人均资本量和人力资本水平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提升装备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质量的重要因子。此外,科技进步对质量水平的提高也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二,我国现阶段提升装备水平所带来的高质量发展下的经济增长效果好于提升人力资本所带来的效果。但是,随着科技对经济贡献率的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装备水平的实际增量拉动效果也在不断趋同。第三,在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仍应保持必要的劳动要素规模,并维持适当的增速。但对于资本要素,则应高度重视其投资结构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简单的投资扩张和资本规模的扩大对高质量增长起到的是抑制作用。第四,对科技进步既要量力而行,也要与现行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的融合。简单的科技进步并不能带来高质量发展下经济增长的结果,必须与现行生产体系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优状态。

3.宏观质量经济模型进一步介入增长函数的相关讨论。由于公式(6)仅讨论了将质量作为生产函数的变量关系,并没有讨论宏观质量经济模型与高质量下的经济增长函数之间的联动关系和变量之间的联系,因此以系数变动和结构形态的调整作为两个重点,展开对宏观质量经济模型与增长函数的相关性讨论。

(1)关于系数的讨论。由于宏观质量经济模型与技术进步要素呈正向关系,所以随着质量的提升,技术水平也应保持相应提升的局面,从而导致了θ值的扩大,以及α、β值的相应减少,使得要素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而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2)关于函数关系的讨论。从目前的函数关系来看,宏观质量经济模型与人均资本量、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质量函数对增长函数的影响可以是总量性的,也可以是结构性的。但考虑到资本要素总量增长与高质量增长函数是负相关的关系,宏观质量经济模型对高质量发展下的增长函数应是结构性的影响,即形成“加减对冲、此消彼长”的关系。于是宏观质量经济模型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函数的指数影响函数,且基于指数函数的非齐次性形成非线性运行特征,基于非线性的导数值(正切斜率)的变动就形成了我国质量函数的又一个特点,即基于差异化的基础追求质量水平的提高,也即差异化是追求高质量的前提。

二、质量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在完成了宏观质量经济模型和高质量发展增长函数的讨论之后,根据宏观质量经济模型嵌入到经济增长中的相关环节,将质量经济的运行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有效联系更好地契合在一起。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质量作为生产性关联变量的特征:质量第一。如前所述,宏观质量经济模型是生产性变量的稳定关联函数,并在系数层面逐步提升科技等要素的贡献率水平,在增长函数的运行中形成指数化的非线性函数的特点以及差异化发展的空间。但在两者关系的定位上,应坚持注重质量水平的提升,坚持质量第一,从而带动人均资本量、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的提升,为高质量发展下的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要素支撑。

此外,必须要说明的是,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增长层面应确立的基本原则是质量经济的总体提升和结构性突破非常关键,而不是寻求单兵突破上的“高”。在差异化没有形成之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质量第一,而“高”不是第一。

2.质量标准成为增长函数定义域的基本区间。质量标准成为增长函数定义域的基本区间是指增长函数的相关要素和变量只有在质量水平超过标准后才可以形成有效产出,达不到质量标准即属于无效产出,应该退出市场。更通俗的说法是,质量作为市场准入的基本标准和质量监管的核心要求,对生产和市场发挥重要的指标性和约束性作用。

3.质量提升是以差异化和结构优化为前提的调整和改变。质量提升并不一定要求整个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个着力点都形成技术创新、工艺改变、形态优化和质量标准化,而是先着力于推进市场的高效、全面和智能化,再基于市场的效率和功能的提升,推进生产函数的差异化进程(即增长函数的指数化或生产函数的系数优化)。这样,基于质量水平的提升和标准的提高,就可以推动质量作为差异化竞争和智能化市场的基础,并将共性的质量标准和水平作为标准化因素剥离差异化竞争的要求,将市场竞争的真正注意力更好地集中在真正意义的质量差异和技术创新上,从而提升市场竞争质量和竞争效率。

在差异化和结构化的市场竞争机制和运行机制确立后,质量分离为共性的标准要求和差异化的表征要求,高质量发展的“高”的内涵得以提升和确立,企业竞争和产业发展在差异化和结构化的基础上,转向“高”、追求“高”,从而使我国在真正意义上走在世界的前列。

4.质量优化将成为消费层次提升和出口结构优化的重要载体。随着高质量发展进入到以“高”为核心的竞争体系中,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服务的质量化水平和市场的智能化水平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质量函数将引导真正意上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进入生产体系,并借助智能化的高效市场,将其有效地配置给有意愿的需求者,并形成基于个性化需求满足的生产者福利的提升。

当智能化市场可以有效突破国家的限制,并有效获得关税和非关税政策支持的时候,差异化的高质量产品还可以实现跨国界配置,从而将我国的高质量产品和高质量发展的竞争优势拓展到全球,并有效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地理结构。

5.质量提升成为带动关联性产业和过程性消费的重要力量。关联性产业有两类:一类是零配件类的关联性产业,质量标准的提高和质量水平的提升,必然要求相关配套环节和企业提升质量、更新设备、创新技术、增强功能结构,从而带动质量提升;另一类是竞争类的关联性产业,随着竞争对手质量水平、科技含量、关键工艺的不断改进,以及产业链、价值链的质量传导的变化,竞争类产业的质量要求和标准也将得到不断提升。

过程性消费主要是指将一个时点性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按照其消费需求和目标导向,将其消费由时点扩展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从而在过程中体现质量差异、拓展消费内涵、增加消费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增强消费粘性。过程性消费最大的优势是消费的对象熟悉、稳定,但又通过整个过程将原来熟悉的消费赋予不一样的内核,增强消费的体验性,从而将同质性的消费在不同的质量水平上实现高效的差异化,推动高质量的差异化竞争而不是类似产品的价格战。

曹爽和他的同党们,很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何晏也没能逃过一劫,史书上以最为简单暴力的三个字,记录了他的下场:

从质量函数的角度出发,质量通过对关联性产业的有效带动,嵌入到生产函数之中,影响生产函数的系数值,提升非要素投入性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撑力和贡献度;通过对过程性消费的有效支撑,嵌入到增长函数之中,影响增长函数的人均要素值的水平和要素值增长度,从而形成质量函数发挥带动和支撑作用的主线。

三、推进质量提升的关键着力点

随着对宏观质量经济模型与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函数关系的有效确立,如何提升质量水平、形成质量标准、增强质量意识和强化质量管理就成为推进质量提升的关键要点,也是质量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从经验和实践来看,质量提升的关键着力点包括以下七个,这也是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质量推进的施力点。

1.良性的技术准备和方案体系是质量提升的基础。从宏观质量经济模型来看,质量与科技进步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方案对质量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在科技创新的技术准备层面存在两个短板:①技术路线短板。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往往追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对问题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以弄清楚问题的基本脉络、相互间的关联,从而构建具有开放性和战略性的技术路线。②创新模式的短板。我国在技术研发中,不是对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性研究强调技术突破的耦合性和自足性,而是对近乎所有的应用性技术创新都以耦合性和自足性作为引导和支持方式,这种方式缺少模块化应用和必要的中心化设计,从而导致我国的相关科技研发更加集中在简单的方法应用和创新层面(表征方式)上,对质量的实际提升作用有限,对表征方式的整合也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

2.资金结构的优化和多渠道筹集是质量提升的核心要求。从宏观质量经济模型出发,在生产环节上,三个直接关联变量有两个与资金问题直接相关,即人均资本量、人力资本水平,资金的保障水平和稳定性成为质量提升的核心要求。而落实在经济增长函数之中,资本对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增长在资本规模总体水平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升了人均资本量的影响效应。

为保障资金的充足供应和效率性的要求,应全面拓展资金的筹集渠道,包括增强对实体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的保障、拓展债权融资渠道的抵质押物的范围、实施以产业为主的产融结合模式、推进资产证券化和收益权融资的安排等措施。

为提升筹集后资金与质量提升要求的匹配性,要不断优化资金的分布结构和集中度安排。从宏观层面上看,应将资金集中在能够带来三大质量提升的生产环节,即商品质量、服务质量和工程质量的生产环节,也即将资金集中在实体经济层面。从中观层面上看,要着力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资金保障,相应地控制和减少落后淘汰产业、资源消耗产业和环境消耗产业的资金配置情况。从微观层面上看,应将拥有良好的装备水平、转型方案、技术储备和人力资本的企业作为支持重点,并大幅度地控制和减少僵尸企业、单一资产溢价型企业和单纯套利型企业的资金配置。

3.员工培训和技能提高是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良好的人力资本是质量提升的重要关联变量,而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大力开展员工培训和技能提高的相关训练。在实施上应着力做好员工培训和技能提高的三条主路径,即:

(1)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将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两个分支,建立两类教育体系之间的“主辅路”“立交桥”和“潮汐车道”管理机制,使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课程互选、学分互认、考试互通和毕业生延伸教育互修,从而为专业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的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机遇。

(2)大力推进社会专业培训机构建设和第三方培训服务市场构建。技能培训具有动态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往往要求培训快速、及时、匹配,这给教师资源相对静态、培训工作偏向长期、市场感知变动相对滞后的学校教育带来了压力和挑战。而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机构就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以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前瞻性和广域性为专业性人才的技能成长和继续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为保证专业培训机构的良性发展,要合理构建第三方培训服务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通过市场监管来保障公平和提升服务质量。

(3)大力加强企业内部的职工教育和培训。支持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企业内部培训教育工作,提升企业教育经费的计提比例和规模,推进学徒制教育、企业内训教育、引进式教育和走出去教育并举的教育体系建设。这既能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又能有效提升企业的价值观教育和职业粘性。

4.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是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为了兼顾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质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学者们探索了一条以大型企业为生产中心,以专业型的小型企业为外围辅助的生产组织方式,并通过不断延长产业链和提高专业化水平来有效保障质量和效率,从而有效降低和控制成本。但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直接导向是高度的产品标准化和品种的趋同性,带来了产品间的高度竞争,价格水平被迅速压低,由于成本的压力,在规模经济实现之后,对于产品的革新和质量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放松。

因此,以增强产品差异化为目标,坚持生产过程的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基本原则,进行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就成为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保证。可行的选择是推进“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生产组织方式,每个参与企业既是生产者,又是渠道商,还是创新者,从而大大提高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有效链接生产者的供给保障能力和消费者的实际有效需求,并通过相应的技术创新、形态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效兼容分布式生产的内涵,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较高的产品质量。

5.商业模式创新是质量提升的重要支撑[2]。商业模式创新就是有效改变市场参与形式,并形成与消费者之间的新型联系或是合作关系。目前,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按主体进行的,如生产者层面的产销一体、家庭生产、订单生产、协作生产等,或者流通业层面的运销一体、精准营销、无店铺销售、新零售等。商业模式创新需要两个关键性的保证:一是质量标准严格有效,即商品生产过程中各个零部件的质量标准和商品自身的质量水平无须市场对其是否合格进行甄别和识读;二是差异化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得到高效的传递和整理搜集,从而使差异化匹配个性化需求,甚至是引领个性化需求。在这两个关键性保证的支持下,商业模式创新既在质量标准设定和质量水平管理上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差异化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环境营造和企业非价格竞争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6.渠道管理是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高质量的产品要求匹配高品质的需求,但这一个需求层面多样化程度高、分布离散、渠道粘性强,因此,质量提升必须与渠道管理进行紧密的结合,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覆盖范围和规模。从渠道管理的情况来看,新兴的商业模式对渠道管理的理念、架构和运行机制影响很大,而在商业模式之外,渠道的安全性、效率性、层次性和便利性也是渠道管理的重要内容,并为质量提升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从实践来看,许多渠道都对质量具有监督、提升的作用,无论是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的自有品牌,还是印有“盒马鲜生”的鲜活食品,都具有这一特点;同样,许多渠道拥有良好的消费群体,可支持高质量的商品直接到达其最终需求的消费者手中,并且优质优价;此外,渠道的效率性和便利性也可以加快质量信息的传递速度,营造高质量的市场环境,并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节点。

四、质量强国战略政策支持体系建构和推进思路

上述运行模式和关键着力点的分析,基本上形成了质量强国战略的政策支持体系,并可以设计相对完整的推进思路。

1.政府支持政策应厘清三个问题。质量强国战略和高质量发展态势的形成,容易在政策扶持上形成三个方面的重要误区,从而影响政策发挥的效力,甚至导致政策目标的落空。

(1)质量强国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落点是质量,即质量第一,“高”不是第一。根据上述分析,在质量水平未能有效提升并达到准入标准之前,普遍性地提升质量,并基于质量开展生产管理、市场拓展和模式创新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时期,除了部分示范性因素和项目之外,过分强调“高”的质量并无必要。因为这种“高”缺乏真正的市场,也无法获得自足性的发展,政府的奖励和补贴也许恰恰就是“高”要获取的目标。因此,应首先完成质量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然后基于智能化的市场和高效率的生产形成差异化供给体系,在差异化的基础上追求“高”的质量提供,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支撑。

(2)“三大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原因。高质量发展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的高效率、低成本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产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资源有自我的配置方式,创新有自有的动力机制,这些高质量发展要素形成了一整套客观、有机、协调的发展模式。因此,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并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因(动因是遵循产业规律和市场规则,而不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表征),在规律和规则的引导和推动下,实现了具有上述“三大变革”特征的发展模式创新。

(3)高质量发展是政策的目标,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则是政策的“工具箱”。目标和手段是极其容易错位的思维逻辑,并容易导致政策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扭曲:①目标强调长期稳定,并保持各阶段性目标的衔接和一致性,而手段强调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根据矛盾的变化因时而动、因势而动,两者一旦错位,就容易将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手段僵化,进而与形势和矛盾相脱节,或脱离必要的约束条件而形成盲目扩张。②目标是发展的愿景,而手段是推动发展的工具,如果将手段当成目标,则会把问题表面化,甚至使目标与初始愿景出现全面背离,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去库存”改革就表现为这一逻辑失误。③目标不是操作项目和施力因子,而手段恰恰是用于操作的措施体系,也即高质量发展不能进行自我循环式的“自证”,而需要通过质量提升、质量强国相关联的生产要素和政策措施体系进行支持和推进。因此,在政策设计和措施实施上,不能以高质量作为施力的直接对象和措施体系的建构基础,而须将着力点放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层面上。

2.构建质量强国的两条政策主线。质量强国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两条政策主线基于生产和消费两个基本结构进行构建,相应地形成生产主线和市场主线[3]。生产主线应着力于推进生产性企业运用新技术,创造新模式,形成新形态,完善人力资本和提升装备水平,并相应地构建支持政策体系;市场主线应着力于完善市场信息基础设施,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和模式,提升市场差异化管理能力,明确质量准入标准和水平衡量方法。两条主线中,生产主线是首要的,而市场主线是支撑;但在政策运用方面,市场主线更具政策主动性和干预性,而生产主线则更强调政策公平性和引导性,企业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

3.做好质量强国支持政策的“三路并进”。质量强国战略的支持政策体系需要同时覆盖三个系统性问题,即质量投入问题、人力资本问题和科技及管理支持问题(与宏观质量经济模型相一致)。相应地,在政策推进的模式上,要做好“三路并进”的安排:加强以质量管理为目标的投入政策安排,提升装备水平和人均资本水平;加强以质量创新为目标的人力、人才培养安排,改善人力资本状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科技政策和管理政策力度,形成有针对性的质量科技促进体系、质量提升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监管体系。

4.完善质量强国支持政策发力的六个支点。如前所述,质量提升有六个着力点,而根据质量函数和高质量发展增长函数的要求,质量强国支持政策也强调对资金投入(K)、人力资本(a)、科技进步(A)、人均装备水平(k)、科技贡献率(θ)、市场准入(含市场需求)等六个支点的建设和提升。其中:资金投入主要依赖金融市场的扶持、产业金融的协作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人力资本培育主要依赖财政政策、人才政策和分配政策的支持;科技进步则与创新环境的营造、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政府的财政扶持直接相关;人均装备水平主要是指人均资本量,主要与产业投资政策、产业经营政策、贸易和采购政策密切关联;科技贡献率是指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和比率,主要依靠科技发展战略、科技金融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建构支持政策体系;而市场准入和市场需求的培育则是为质量标准和质量水平提供有效的管控条件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主要依托放管服改革和市场建设政策、信息化建设政策和市场公共性投入政策等。

5.政策支持体系的基本矩阵设计。根据前文分析,政策支持体系拥有四个关键性的“六要素”[4]:一是完善质量强国支持政策发力的六个支点,即资金供给、人力资本、科技进步、高端装备、科技贡献和市场准入;二是推进质量提升的六个着力点,即技术准备、资金结构、员工培训、生产组织、商业模式和渠道管理;三是财政政策的六个基本类别,即税收政策、补贴政策、担保政策、政府采购(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和政府基金;四是货币金融政策的六个基本类型,即综合性、去杠杆、减久期、数量型、价格型和协同型。根据这四个“六”,形成如下表所示的矩阵特性:

政策支持体系的基本矩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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