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问”与“答”（下）

费虹寰 陈晋

（上接第6期）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既有前清秀才和小学老师，也有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无长物，但充满理想。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只有200余万，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怎样建设一个政治上成熟、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大难题。

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经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对“软弱”“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不平衡性认识不足，总想在短时间内取得革命胜利，不懂得怎样按客观规律办事，又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

当时，中国共产党几乎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不敢轻易加以怀疑。党内“左”倾领导人只知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加上自身的主观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接连对形势作出误判，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

毛泽东下决心不使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当中国共产党在三次“左”倾错误的漩涡中沉浮的时候，他深入中国农村搞社会调查研究，逐步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这种主张并没有成为全党共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熟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去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自觉和真正独立自主，是从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开始的。长征胜利后，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但由此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组织还不巩固，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不够成熟，缺乏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的历史经验也没有很好地总结，等等。

加强党的建设，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一个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年后，又发表题为《〈共产党人〉发刊词》的文章，明确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并把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比喻为“伟大工程”。他还要求，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建设党。

1942年，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所谓整风，就是整顿不好的风气，树立好的风气，根本上是要克服当时共产党内看问题办事情习惯从书本出发、从教条出发的思想方法。具体做法是：全体党员干部认真阅读中央开列的整风文件，并且要写学习笔记，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以及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在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曾经犯了错误，就要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提高思想认识。这种党内教育方式延续至今，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一大创造。

这场触及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整风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都认识到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是错误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新入党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洗礼，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空前的提升。此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弱小的情况下，打败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正是这批骨干力量。

通过整风，全党还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复出，主要还是军事领导人。1938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被共产国际明确为中共党内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整风前后，毛泽东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理论著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真正成熟了。

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前途是光明的。但毛泽东的内心却更加谨慎。恰巧他读到了历史学家郭沫若发表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立刻批示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意在提醒中国共产党决不能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带着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还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明确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取得全国胜利。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原来准备打5年，结果只打了3年。在胜利面前，毛泽东还不放心，他告诫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番话是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说的。到1949年底，中共党员有450万名，组建有華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中共中央局，山东、新疆、内蒙古、华南4个中共中央分局，这些中央局或分局在本级行政区中是最高负责机关，统一领导地方的各项工作。

终归还是人心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

中国革命的最大潜力，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早在1925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就宣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农民。这样的判断犹如空谷足音，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1936年，毛泽东又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