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皮村

黄传会

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口，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告诉我：“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彷徨、奋斗、追寻……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

六年前，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曾經在皮村采访了两天，它给我的印象是拥挤、嘈杂，却又带着几分生气。如今六年过去，皮村有哪些变化？当年结识的那些质朴且有追求的农民工，生活得还好吗？我决定再访皮村。

一进村口，在依然嘈杂和拥挤的氛围中，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孙恒在“工友之家”等我，除了略显老成了些，几乎没什么变化。久未相见，我们言谈甚欢。

我问：“你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还演出吗？”

“演，每年都有几十场演出。”孙恒顿了顿又郑重告诉我：“黄老师，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已改名新工人艺术团了。”

“哦？”我一听来了兴趣，“为什么要改为‘新工人？”

孙恒说： “别看是一个称呼，其实关乎我们的身份呢。”

我追问：“怎么讲？”

孙恒滔滔不绝起来：“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