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妮的边缘写作姿态

曹转莹

摘要：王小妮穿越当代诗歌创作潮流，摒弃口语诗的语言狂欢的诱惑，时刻坚守心灵内核的唯一性与完整性。她通过亲近日常生活的诗意，用平实纯净的言语营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氛围，远离部分女性主义思想的锋利极端，时刻追问写作的意义。

关键词：王小妮;诗歌;边缘;写作姿态

诗歌虽然与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承担着同样的生活表现功能，长期以来，诗歌却多以陌生化为手段，以先锋为目标，在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去寻求一种神秘感。诗人在被大众冷落的同时，常以团体内的自我欣赏抚慰失落的心情。纵观王小妮一路走来稳健、从容的步伐，看到的却是她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写作的倾心投入和无所畏惧的姿态。她从来不为迎合诗坛的瞩目而选择融入潮流，也没有按照人们所熟知的套路来大批量地生产诗歌。在大众文化冲击传统文学的多元并存时代，面对经济利益、商业运作的刺激诱惑，她依然在寻求内心深处对诗歌的理解和期待。

一  穿越潮流的边缘

有学者把诗歌中心地位的丧失定义为两重含义：“一种是诗歌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的丧失，一种是诗歌自身以某一流派的诗歌为中心地位的丧失。”①这样看来，诗歌的边缘化包含了诗歌作为文学体裁和流派群体两个向度的沦落。王小妮在文坛一隅沉静地写着异于他人的诗作，在跌宕起伏的诗坛创作转换期，一直站在回应内心的位置，以至从未被卷入潮流的中心。布罗茨基认为边缘地区“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②。她以诗歌创作站在相对边缘的文学界的边缘。但距离现实的物质诱惑越远，越能够保持精神世界的纯净追求。正是因为所处边缘，才会更接近自己的内心，更接近人生的本质。她在边缘处的诗意酝酿在淘尽杂质的同时，也将自己带入了更开阔的世界。她的诗歌较少陌生化手法，没有刻意的朦胧，也没有先锋的炽热生涩，更没有时下流行的通俗化甚至是低俗化，而是通过对生活诗意的描绘，对个人生活的透彻理解，用锋利的笔尖刻画出社会边缘人们的生存状态。

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三十多年都在坚持写诗的诗人并不珍稀，而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流中一直保持着最初的热忱，并且不断地成熟、坦然的诗人则并不多见。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21世纪初，王小妮更一直扮演着与诗歌的时代主潮颇有错位的角色。作为一位经历了多重历史风波的女诗人，她用淡定点亮了在边缘处一直默默创作的人群。在她看来写诗很轻盈，仅仅是“个人爱好”而已。这是一个在边缘徘徊的诗人独白，也是真实的旁若无人的创作姿态。她传达给我们的大多部分不是幸福的阳光，而是全部身心的“疼痛”。在当今如此喧嚣多元的文坛，她这种文人式的信仰和淡然态度是值得推崇的。

说王小妮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边缘，首先可以从她与时代潮流的关系着眼。在朦胧诗时期，她的创作没有像顾城、北岛、杨炼、舒婷一样成为诗坛注目的中心。朴实，纯净的诗风，使她只能处于朦胧诗的边缘。在1970年代反叛意识渐成崛起之势的时期，她的诗却有一种优雅的抒情色彩，即如《印象二首》《假日·湖畔·随想》《你是我的小樱桃》等诗作。由于在东北农村下乡，她没有及时地接触到像法国象征派一类的现代诗歌，因而也没能在朦胧诗的潮头充分地展露自己;与前辈优秀诗歌的隔离使得她只能凭借自己的敏感摸索前行。本来已写出一批和《印象二首》一样有水平的作品，但她还是选择了终止这种模式。处于创作高峰期的王小妮不愿过早地固定自己的创作，在安逸的环境中固守自己的文学地位，而是毅然决定开辟新的创作视野，为创造新的艺术世界奔走努力。

然而，当朦胧诗后第三代诗歌兴起，她却仍然处于某种边缘的地位。不同于朦胧诗派大量地通过新奇的意象剪接来抒情，王小妮早期多采用近似口语的亲切为我们呈现底层劳动人民当下现实的物质生活。由于家庭环境和安静偏远的农村生活，使其早年生活相对远离于疯狂的社会现实，在免受精神焦灼折磨的同时，更多看到了生活的纯净和美好，也定下了她的抒情基调不同于后来影响广大的朦胧诗潮。在朦胧诗时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没有圍绕着“黑夜”旋转，而是将黑夜当作了可供穿越以走向光明的路程。她歌唱“太阳”“阳光”，希望以之抚慰伤痕累累的世界，拼接内心的完整。在壮丽的太阳背景中，种庄稼的强健青年的活力被太阳光所笼罩。诗人站在太阳的角度对人生在世的苦难和生存的艰辛表示深切同情。同时，经过沉淀的情感在透露出理智的光辉的同时，消去了喷薄而出中的肤浅和匆忙。

出席1980年“青春诗会”的王小妮，其口语诗歌创作的追求本可和第三代诗歌有共同之处的，她与他们同样地追求语感和直觉在创作中的地位。但到1980年代中期，她同样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然而在第三代那里，口语创作已成为他们试图超越朦胧诗派的武器，甚至进而发展成为其反英雄、反崇高、反意象的文化反抗的主要工具，成为他们“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重要方针，成为他们反叛“今天派”“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种相当刻意的姿态。而对于王小妮，口语创作只是她一种本能的、自然的对于生活的诗意反映，她真诚地想“只为自己的心情写作”，并不想参与诗歌流派之间的争斗，因而口语在她那里才更接近了原生态的本真的味道。没有“坚持”这样的沉重字眼作为推动力，诗歌在她的生活中“意味着活着还多了点儿意思”。③人的生活不应只是时间的叠加，日子的延续，而更应该有它的厚度和质量。诗歌在她的生活中便是充当了它的载体。

王小妮诗歌写作的边缘，还在于作为新时期以来重要的女性诗人之一，她自始至终都未曾深入地靠近过女性主义。她对世界的生存体验不是专属的“女性诗学”，而是通达的“生存诗学”。正因如此，她的诗歌直到21世纪以来，才逐渐更多地浮出历史地表，得到各界的认可。她所坚信的诗歌创作信念，“真正的诗意和真正能够追求到诗意的人必然边缘。只有边缘，才是稀有的、独立的，没有被另外的东西干扰影响。”④这是王小妮一贯的姿态。她只是将自己定位为诗歌创作者，为此她甚至努力地对自己的创作环境进行了排空，有意识地把自己置于脱离了热浪，脱离了人群，脱离了认同的某种位置，力图在摆脱了所有一切虚妄的狂热的情愫中展开诗歌创作。在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漩涡中，她实践着“超性别写作”的洒脱，用普世情怀关注普遍人生，而不是将自己锁在女性化的私语世界中。这一次自觉地对女性诗歌的远离和以往的每一次穿越主潮有着相似的取舍。这样一种远离，也使她避免了不少女性诗歌创作的弊病，摆脱了女性意识叫嚣的粗鄙和不安，从而为自己的诗歌带来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品质。

必须看到，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些时期其实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不过当代诗人却常常在探索过程中努力参与文学创作的各种热潮。尤其是对先锋派的追随更是如此，可惜的只是他们对于先锋的概念理解得常常相当浅薄，往往是仅得其形式，而失其精神。一味地在陌生化上下功夫，却在文学的本质体认上偏离了核心。更有甚者，则是一些当代写作者将诗歌的审美教育功能完全抛之脑后，而在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等等的话语狂欢中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人立场，以致不断陷入为迎合低俗的市场需要而张狂陶醉的迷途。

王小妮与诗歌的关系正如于坚所说，“她与世界唯一联系的就是诗歌”。⑤时代热潮不能左右她的创作理念，她也不会为时代需要挖空心思，而是用诗歌去通达世界本质的同时，得到时代的选择。虽然她从来都是以一种超脱的姿态在写诗，但是时代在她的身上也留下了印记，这种暗合的潜流是不约而同的精神际遇。诗歌与她的关系如同生命和她的关系，这种执着的热爱才使她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有恃无恐地默默前行，即使发出一丝浅浅的光亮也会令人难忘。在潮流的雾霭丛林中，她用喑哑的歌声填补着嘹亮的苍白。

二  透视生活的诗意

如同诗人在人们概念中的形象一样，诗歌是作为一种超脱了生活的另类物体而存在。诗歌虽然较之其他更加简洁却是得不到更多的读者，与它本身的解读的复杂和多义有很大关系。虽然诗歌更接近作者本身的灵魂，但是它却被先锋消解了它本应承载的普渡任务。对王小妮而言，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表现为她将生活中的琐碎片段引入诗歌的同时，她也在完成个人经验的重建即通过隐喻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一种认知世界，感知世界的知觉方式。

诗人1980年代的诗歌描写从不平稳的复“丑”回到日常生活。她从1990年代开始进入对于生存层面的思考渐趋理性稳健，投射到写作反映为她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更加从容、生动。各个不同的人生生活阶段在她的诗歌中都留下了痕迹。虽然王小妮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地穿透时代的雾霭，但是她终究还是存在于她的生活。在丈夫徐敬亚南下深圳和回到吉林两个不同的时期，虽然同是两地分离，却是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致。这是生活的内蕴在她的诗歌里的外在表现，也证实了诗歌本身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诗歌于王小妮，不是束之高阁的文人之间的卖弄风骚的蓝本，而是对生活的体认。生活场景在诗歌中的呈现虽然不像表层的照镜子那样，但也不是不留蛛丝马迹的天马行空。写诗作为王小妮生活的一部分，诗人和诗歌已经融为一体，诗歌扎根在生活当中。在她的诗歌中，日常生活的意象比比皆是，而日常生活的美学思想与她的诗歌理念一脉相承。 她坦言，“写诗，我总希望让人们立刻就感到我的原始冲动和情绪。……总的两个字就是‘自然”，“我想追求诗的内在结构。”⑥她不会脱离自己围绕着起居、饮食等常态生活的女性角色， 像在《活着》一诗中写自己煮饭、炒菜的诗意的烟火气。在日常生活的间隙，她在《不工作的人》身上找到的“写字”的快乐。但“诗写在纸上，誊写清楚了，诗人就消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⑦。在商品经济繁盛和大众文化传媒方式多样的非诗语境中，以此来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的安放，既素朴充实，又保持了心灵的独立和写诗的有效性。如此定位，“中国、大众、当代诗歌、当代处境”自然“不适于个人关注”。⑧这与王小妮信奉的只对自己感觉负责的信条不谋而合，选择日常生活入诗便是选择距离自己的个人感觉和心情最近的素材。

“诗意就呆在那些你觉得最没诗意的地方”。⑨“诗歌本不需要‘体验生活。我们活着就永远有诗。活着之核，也就是诗的本质。”⑩她把诗和生活揉在一起，在煤气，巴士，菜叶，土豆等营造的环境里，她没有逃避和排斥，反而是乐在其中。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中体会浓厚的生活气息，生活韵味，并在此历程中发现被掩埋的诗意，构建起晶莹剔透、触手可得的诗意空间。她的诗歌题目的设置流露出日常性，《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地头，有一双鞋》《送甜菜的马车》《虾的姿势》等，这些将所谓的神秘飘渺、神圣费解都抛掷身后的诗歌，将生活中熟视无睹的俗物拉进诗歌，呈现作者的生命状态和世俗感受，让我们觉察她对现代都市人情的审视，对世界的理解，对自然万物的尊重和体贴。

无论是诗人自杀的阴影存在，还是如今经济时代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轻视，文学在社会中的角色总也没有得到肯定，而诗人更是被大众圈起来，作为异端来把玩。诗人群体更像是作为另类的存在方式。诗人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只顾一个人的疯癫，鄙夷地看待人世间的生活。纵观王小妮一路走来的诗歌道路，我们才发现诗人也是在生活，也是会生活的。而诗歌与生活的距离也不是我们常人以为的如此遥远。从朦胧诗诗潮走出的诗人，王小妮凭借意象载体和情绪的渲染，介入到生活的内核，为我们构建了独特的个人经验体系，也为我们道出了中国传统的体验式的哲学思维方式。诗歌原本所肩负的使命在王小妮的构建下，也突出重围，增添了厚重的内蕴。

三  超越性别的锋利

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张扬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为了脱离单一的男性话语权力言说空间，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自觉的女性意识，进而追逐女性个体独立，张扬自我个性，做自己的道德主人。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1980年代初产生了舒婷的《致橡树》、傅天琳的《红红的八月》、伊蕾的《火焰》等表露女性意識觉醒的诗作。19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诗歌”的内核 “一些以爱情或性爱意识、女性心理为表现对象的、具有一定女性意识与话语自觉的女性诗人的作品”11日渐清晰。以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王小妮等为代表的女诗人的诗作中都流露出自我性别意识觉醒的嫩芽与其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所以，这里所讲的王小妮诗歌的超越性别的锋利并不是要将她从当代女性主义诗歌中挖出去，而是要去发掘在她创作中的超越了女性性别的淡然和从容，也是在新时期的女性诗歌中去珍视在她身上所保留的那种独特的写作姿态。从女性诗歌的发展轨迹来看，她的诗风对后来的女性诗歌的局部情感的理智和冷却起到了榜样性作用。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创作》中主张，“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作为一个作家去观察世界并有自己内心的情感追求”，“超越个人的命运和爱情”。翟永明认为女性诗歌是“一种超越了自身局限，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12在女性诗人跟风的创作摸索中，逐渐地意识到了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身的身体以及生命体验的不足以及它对文学创作的局限，进而逐步树立起通过自然的女性视角去观察外部世界，向形而上的层次发展的写作心态。

王小妮没有按照女性诗歌的常规模式，而是遵循自己内心对写作的认知。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她的意识中是深思熟虑过的超然和冷静。王小妮的女性主义观念是对“女性性别差异的过于倚重有可能造成人的精髓视野的狭窄”，“有可能对内质意义上的完整性造成伤害”。13她的个性创作追求不同于翟永明、伊蕾的的女性欲望呼喊。她的诗歌中只有普通女人的喜怒哀乐，但也有女性关于生存问题形而上的思考。她和诗歌中的女人有着一样性情，她是一个将双脚落在地上，将灵魂搁置天上的诗人。

她认为女诗人绝非“女神”“圣女”，而是和其他女人一样的普通人。写诗不单是单纯的陶冶情操，更是她的生存支撑和娱乐方式。她有女性诗人“永远走开，我还要写诗”14的呼喊， 她有“请你眯一下眼/然后永远走开/我还要写诗/我是狭隘房间里的/固执制作者”的主动掌握话语权力的诉求，她要以女性的主体视角去为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对待写作有着求生一般的本能自觉，没有掺杂深重的功利诉求。崔卫平肯定了王小妮诗作中的女性自觉写作的意识：“历来女子是被讲述的，她却成了‘写的主体……写作已经不是一种僭越，不是消遣的吐露，而是主动的自觉的行为，是生活和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类似于使命或责任一类的东西。”王小妮与1990年代的女性诗人创作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生命体验的差异，而不是话语的差异。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朦胧诗”的洗礼，一定程度受“文革”的影响，不同于1960、7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更专注个体生命的张力，“喜欢看自己的戏如何收场”。15王小妮诗歌的长处应从生命体验的深度上去挖掘，而不是从语言的角度去发现她对个体内在的关注。

不同历史时期，王小妮的诗歌有不同味道。总体来说，她的诗歌并不完全像她的名字那样温婉，娇柔，而是透出睿智的锋利，在划开现实的层层遮蔽，顺着新鲜的裂口露出新鲜的理解世界，宽慰心灵的方式。在生活磨难面前，感情漩涡并没有袭击她写作的从容。她处理创伤性记忆的方式也不是大口大口地直接抒发伤痛感，而是幽闭家中冥想，用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所有事情，直达人生的本质。

新时期女性文学繁盛发展，“身体写作”也在诗歌界大有影响。在女性文学发展到最初的原点处时，性别就不再是一种划分的标准。王小妮的超性别写作一方面回避了1990年代以来诗歌界的潮流，另一方面也是本着对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负责态度。在她的内心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不去低吟女性身体内部的某些私人化的发生，不去把目光放在对小女人的生活体悟上，而是把自己深沉的热情浇筑在了对老人，孩子，妇女，底层劳动者等处在生活险峻角落的人们。感叹于她娇小的身体里发出的巨响，她的文字总是在清秀、轻松的旋律中夹杂着一番苦涩，在你想要走开的瞬间感觉到揪心，即使是生活的点滴也会让你想要驻足停留去品味她所描摹的这种超越了女性诗学的奔放。

结  语

王小妮用她半生的时间总是行走在诗歌的边缘，谱写一个诗人的真挚和热烈，还原诗歌最初的面容。王小妮为我们呈现了崭新而牢靠的诗人创作的健康姿态，她所开辟的诗歌境界既辽阔又细小，让我们在品味生活细微的同时也能看到厚重的情怀。她坚守边缘的诗歌创作姿态以及她的诗歌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实践无疑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她最亲近的人，徐敬亚对她一路走来的写作姿态的概括，或许更简练，也更具有说服力：“王小妮一直保持着第一流诗人的气度与个性……诗，是她生存中与外界少得可怜的接触点之一，是她这个人的支撑与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为自己一个人写诗的人已经很少。”16然而，对于一个诗人，即便是她真的只为自己，她所发出的声音，也决不会对一个时代和一种艺术没有意义。

注释：

①刘士杰：《走向边缘的诗神》，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②布罗茨基著，王家新、沈睿选编：《潮汐的声音》，载《钟的秘密心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③王小妮：《王小妮的诗：半个我正在疼痛》，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第28页。

④王小妮：《今天的诗意—在渤海大学“诗人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⑤于坚：《说说王小妮》，《诗潮》2006年第1期。

⑥⑩王小妮：《我的紙里包着我的火》，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第233页。

⑦王小妮：《木匠致铁匠》载《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⑧⑨张清华：《复活的女娲长歌当哭—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与女性主义诗歌》，《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1陈旭光：《凝望世纪之交的前夜》，《诗探索》1995年第5期。

12李振声：《王小妮读札》，《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13谢冕、唐晓渡：《苹果上的豹——女性诗卷·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5页。

14魏天无：《口语、个人与传统：近年中国诗歌现象述评》，《江汉论坛》2008年第7期。

1516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92页，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