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秀
(山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成员权作为团体法中的权利,在现代社会已日益发展为与其他民事权利并列的显权,[1]是私权近代转型的体现。[2]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总则的社团法人制度中有成员权的相关规定,然而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并未系统规定成员权的制度。立法缺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薄弱。成员权制度究竟应当采纳“社员权”还是“成员权”之名称?成员权存在社会基础究竟为市民社会还是市场社会?成员权的法律属性究竟为“绝对权”抑或“相对权”?成员权的核心内容究竟为财产权还是非财产权?对成员权的保护是通过团体法还是侵权法来实现?上述成员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有待理论上深入探析。
描述成员对于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称,“中华民国”及现今台湾学者在教科书中多使用“社员权”概念;[3]多数内地民法学者的论文及教科书中也使用“社员权”概念,①略举几例:参见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75页;王卫国主编:《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陈华彬《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只有少数学者使用“成员权”。[4]究竟应当采用“社员权”还是“成员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使用“社员权”概念表述,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首先,“社员权”一词来自日语“社員権”。日语“社員権”是对德语“Mitgliedschaft”一词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