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 李文龙 石建新 张丽 武玉花 宋贵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武汉 430062;2.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3.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上海 200240)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亚太地区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之一,2017年度,其转基因棉花和油菜的种植面积达到92.4 hm2[1]。2014年,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率先批准了黄金大米和高二十二碳六烯酸(Docosahexenoic acid,DHA)转基因油菜的商业化。中澳两国在农产品贸易、农业技术等领域合作关系紧密[2],几乎同一时期出台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规,并在转基因生物(GMO)安全相关问题上同样面临着如何消除公众对转基因的误解、如何对转基因试验的安全进行有效管控、如何提高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透明度;对生物育种新技术产生的生物产品如何监管等类似的挑战。
目前我国学者和监管机构对国外转基因政策的调研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盟,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相对不足。澳大利亚作为较早引入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转基因食品管理体系,了解和借鉴澳大利亚转基因监管经验对我国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3-4]。
通过赴澳大利亚转基因安全管理机构进行实地调研和交流,笔者对澳大利亚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立法历程、澳大利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现状等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本文从以往欧美之外的视角,研究了澳大利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经验和启示,结合我国相关工作现状,对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