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通选课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邹儒楠?丁洁琼?曹宇

摘 要：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就拉开了通识教育改革的序幕，2000年之后，通识教育的任务开始由素质教育通选课承担。在经历了从“专业教育的重要补充”到“专业教育基础”的初步实践之后，通选课试图通过精品化手段以及与大类平台课的结合，寻求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衔接与相互促进。2010年之后，北京大學开始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未来，包括通选课、通识核心课以及政治理论课、公选课在内的北大全新通识课程体系将寻求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其融合路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通选课;通识教育;北京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1]。通识教育的教育手段应包括课堂内的学习、专业的选择、选课的方式、课外活动、学生的学业和生活管理、师生关系等多方面。然而，一直以来，多数高校把通识教育完全等同于通选课。并且，由于没有摆正通识教育的基础地位，通选课并没有成为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只是成了在主课之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2]。对通识教育的片面理解及由此导致的通选课实践偏差不仅使中国本科教育无法真正达成通识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而且在这些“开拓学生视野的知识普及性课程”的挤压下，专业教育本身也被弱化了。

要走出通识教育的实践误区，国内各高校必须在摆正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思考通识教育理念的实质及其推广方式。北京大学作为国内最早开展通识教育实践的大学之一，在通选课的建设过程中，不断调整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作出了很有意义的探索。本文试图从北大通选课前身“文理互选课”的设立开始，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演变为线索，梳理北大通选课的发展脉络，以加深我们对于通识理念的实质及其与专业教育之间关系的理解，进而指导今后的大学通识教育实践。

二、作为专业教育补充的“通选课”（1981-2000年）

1.扩大知识面，纠偏专门化：明确作为通选课前身的文理互选课学分

早在1981年，为了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也为了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个性，北大改“学年学时制”为“学分制”[3]，明确提倡文科专业选修一两门自然科学课程，理科学生选修一两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课程，以纠偏长期专门化的弊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4]。1990年，为了适应日益明显的多学科的交叉，北京大学明确规定文科、外语科学生选读理科课程（除计算机课外）不得少于4学分;理科学生选读文科类课程（政治理论课除外）不得少于4学分，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了解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有目的地进行学科的横向交流和文理渗透[5]。

2.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和改善：在完善公共选修课的基础上设立素质教育通选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认识到，国际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质量的差别不仅在于人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在于人的基本素质，其中，文化素质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6]。北京大学顺应国家对人才的新要求，在1993年提出“加强基础不仅要加强为本专业必需的基础训练，还要注意加强作为大学本科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文化素质培养”的指导思想[7]。在实践层面，北京大学在坚持文理互选不低于4学分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全校公共选修课建设，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完善学生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人格修养[8]。到1996年，全校每学期均有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大领域的全校性选修课30～50门，选课人数达5000人以上[9]，这在专业教育之外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质水平。

1999年，中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并将北京大学列为第一批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之一。之后，北京大学迅速成立本科教学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研究如何开好全校性的共同选修的一些课程，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北京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10]。由于前期文理互选课和全校性选修课的积累，以及北大学者90年代中后期对于哈佛通识教育模式（将通识课程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三个领域，对学生在各个领域内需要修习的最低课程数目或者最低学分数作出规定[11]）的研究和学习，短短半年之后的2000年秋天，北京大学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就推出了首批课程共31门。2000年9月后入学的新生，毕业时被要求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学及艺术等五个领域修满至少16学分的通选课，原文理互选课学分纳入通选课学分，不再另外要求[12]。由于北大当时仍处于专才教育课程体系下，素质教育通选课虽参考了哈佛通识教育的模式，但仍被定位为“对现行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13]，与侧重于知识广度的全校公共选修课区分度不大。

三、试图成为专业教育基础的通选课（2001-2005年）

1.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转向和全新课程体系的设想

2001年，北京大学首次明确提出设立素质教育通选课是要“打破专业和学科壁垒，争取把单科化的专才教育转变为整体化的通识教育”[14]，

并在当年的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同时进行学习制度的全面改革，“实行学生根据学习兴趣自主选择专业和在教学计划与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15]这一全新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

作为北大通识教育的实施载体，通选课在这之后开始淡化“素质教育”的前缀，转而强调其为专业选择做好准备的“通识”意涵。这不是简单的外在课程设置制度的变化，而是意味着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即：让每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首先受到广泛的通识教育，而后接受专业的学术训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大一方面成立元培计划实验班，打破传统的固定专业教育模式;另一方面，在全校范围内推广通识教育选修课，并计划逐步在此基础上进行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为北大全面实施新的本科教育方案奠定基础。

到2002年，作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分科制改革为素质和基础制的重要基石”[16]和“本科教育的重要支柱”[17]，被赋予全新使命的北京大学通选课开设数量已从最初的30多门扩展到256门[19]。2003年，学校在新修订的本科教学计划中正式落实了通识教育的安排。至此，北大認为，围绕培养专业人才构建的，主干基础课为主要基础，专业必修课保证专业能力，专业选修课确定专业发展方向，全校选修课从侧面扩充知识面的原有课程体系（如图1所示）已经正式转变为围绕培养通才构建的新的课程体系（如图2所示）。在新的课程体系下，通选课要成为在通识教育和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学生了解和吸收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思想方法以及了解大学学习特点进而选择专业方向的渠道，因此，以通选课为代表的通识教育不再被看作是专业教育的补充，而成了专业教育的前提、基础和保障。

2.通选课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鉴于通选课在所谓新课程体系中被赋予了重要地位，学校制定了多种制度化手段完善通选课课程体系，希望从一开始就将通选课建成精品课程。然而，真正符合通选课理念，效果显著的优秀通选课只占到所有课程的25%左

右[21]——部分院系对通选课的理解不深，在课程设置上出现了相当一部分课程或内容太浅，或内容太专，或只提供某种专业技能，或只是工具性课程，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通识课程，这极大地影响了通选课“专业教育基础”的地位。更令人忧虑的是，学校在加强通选课的同时压缩了本科毕业生的总学分，减除的学分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专业课。于是，通选课不仅未成为专业教育的基础，还动摇了北大本科“基础”的根基，这为通选课的争议和其地位的大讨论埋下了伏笔。

四、整合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推动通选课程精品化（2006-2009年）

1.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应有所衔接，相互促进

鉴于包括通选课在内的本科教育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北大在全校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本科教育教学大讨论[22]。通过讨论，师生们普遍认识到：本科教育加强基础应包括拓宽和加深两个方面，在加强基础的同时注重保持学生一个广阔的视野，在拓宽基础的同时给学生在某一擅长的领域内深度探索的空间[23]。然而，在大力推行通识教育选修课以加强基础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却因为专业课学分的压缩和通选课的质量不高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24]。于是，在大讨论之后，北京大学提出：要打造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衔接、互为促进的有机整合模式[25]。对于已成为校级通选课但又不符合通选课要求的课程应该改变其通选课属性，防止专业已经淡化，但基础并没有真正加强的现象发生;低年级加大文理基础平台课建设的力度，构筑不同学科的共同平台，强化基础课课程教学[27]，以实现基础的深化。

2.两条腿走路：通选课的精品化和大类平台课的建设

2009年，学校对曾经建设或开设的500余门课程进行了系统的审查，仅认定267门北京大学通选课课程[28]，全校性通选课学分要求也在2009版教学计划中由16学分下调为12学分[29]。教务部还提出了大类平台课（相近学科的共同基础课，学生进入相关院系的基础平台）的设想，以帮助低年级同学在精品通选课暂时不足的情况下，拓宽基础，开阔学术视野，并为学生进一步的选择提供基础[30]。为了推行大类平台课，学校将全校各院系按照专业划分为理学类、文史类、社会科学类、经济管理类四大类。从2009开始，大类平台课方案全面实施。大类平台课的设立缓解了长期以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缺乏关联和互动的不利局面。这之后，大类平台课与主干基础课、通选课在官方语境中一起构成了北大课程体系的核心。

五、以通专融合为指导，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2010-2015年）

1.走出通识教育等于通选课的误区，打造“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早在2004年，北大老教授调研组在对通选课进行调研后就提出质疑：通选课是否是通识教育唯一的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31]？2010年，在对通选课进行精简的基础上，学校在《北京大学“985工程”（2010—2020）总体规划》及其行动计划正式提出，要以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为重点，建立一套旨在拓宽基础、强化素质、培养通识的课程体系，以“使学生成为素质全面、人格高雅和有教养的人”[32]。《规划》中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实验课程）、基本能力培养和知识拓展课程（基本课程）、社会实践课程（第二课堂）三类[33]。虽然这一规划在后续实践中并未得到完全落实，但它的提出表明学校在这一时期开始意识到，通识教育的重任不能仅仅由“通识教育选修课”承担，而应由涵盖各种课程类型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承担。

2.大力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接下来的几年，北大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第一类课程“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上。相比以往北大通选课仿照哈佛分布必修模式进行模块化选修的做法，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借鉴了芝加哥核心课程模式——一种综合传统独立学科中的基本内容，以向所有学生提供共同知识背景为目的的课程设置[34]。它的目的不是扩大知识面和给学生提供选课的自由度，而是要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难度，纠正学生“混学分”的思想。2011年，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西方思想经典导读”和“四书导读”在北大开设[35]。2015年，北大教务部进一步推出四大系列13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课程涉及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和人文艺术与自然。作为推进通识教育的前沿阵地，它凝聚了“阅读经典、批判思考”“大班授课、小班讨论、课后写作读书报告”等基本共识，汇集了北大各院系的教学名师及助教团队[36]。可以说，从通识核心课的设置开始，北大通识教育的实践由从最初指向“为后续发展做好准备”的求博（breadth）的通识教育[37]转向向学生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正确的判断思考方式”的求深（depth）的通识教育。

六、通专结合，打造全新的“通识课程”（2016年至今）

2016年4月，随着《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出台，新一轮旨在建立和完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本科教育体系的改革正式启动。学校计划努力通过囊括专业课程、通识课程以及课外教育等多种形式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来实现北京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以“人的培养”为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的人格塑造与素质养成”为主要目标，为实现北京大学“培养引领未来的人”的本科教育目标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39]。

不难发现，最新诠释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与《北京大学“985工程”（2010—2020）总体规划》中的表述已经有所不同，它囊括了专业、通识多类型课程，体现了学校对通专结合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在全新体系中，通识课程将由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核心课、通选公选课程共同构成——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定位是“立德树人，注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和塑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识核心课则要“围绕认识、理解、塑造自我的核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和‘个人、国家、文明与世界两个维度扩展，培养学生面向未来、面向全球，具有深度思考与批判创新的能力”。[40]至于通识教育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未来则将一起延续从知识角度提升学生素质的任务。通识课程是通选课和通识核心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代表着北大未来通识教育改革的走向。

七、小结：北京大学通选课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困难所在

如图3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大就拉开了通识教育改革的序幕[41]。2001年之前，具有通识意涵的课程都仅仅被看作是专业教育的重要补充。2001年，通识教育试图上升到和专业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以实现专才教育到通才教育的转变。然而，由于通选课承担了低年级通识教育的全部责任，学生进入专业之后又回复到专门教育模式[42]，通才教育的目标并未实现。这之后，北大试图通过通选课的精品化和大类平台课的建设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连接和互动。2010年之后，随着“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理念的提出和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在单纯的哈佛分布必修模式“求广”的通识教育基础上，芝加哥核心课程模式求“深”的通识教育登上历史舞台。2016年，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理念的指导下，北大明确提出“通识课程”的理念，将政治理论课和公选课也纳入通识课程体系之中，至此，北大试图以通选课完成通识教育目标的时代正式終结。

毋庸置疑，以通选课为重要载体的通识教育在北大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通选课在出现之初缺乏清晰的本土化通识教育理念支撑，加之中国大学专才教育的历史传统，以通选课为代表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关系一直模糊不清，这影响了通识教育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近年来，随着北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以通选课为代表的哈佛模式开始寻求与以通识核心课程为代表的芝加哥模式的结合;通专结合大背景下“通识课程”最新提法的出现，则将政治理论课、公选课也纳入通识教育改革之中，以寻求通过通识教育凝聚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43]。未来，北大通识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在哈佛模式与芝加哥模式之间找到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如何展开？如何摆正政治理论课、公选课在通识教育中的位置？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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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修订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计划的意见[Z].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号：1GL612200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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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修订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计划的意见[Z].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号：1GL612200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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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06年教學工作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号：1GL6122006-4036.

[25]林建华常务副校长在2006年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号：1GL6122006-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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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许智宏校长在元培计划五周年回顾与展望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号：1GL22006-4047.

[30]关于修订北京大学本科生教学计划的通知[Z].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号：1GL6122008-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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