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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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武汉、长沙等多个城市。刚从上海回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与新民学会同仁一起，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数百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破土而出、响亮登场，很多刊物扛起民主、科学大旗，介绍新思潮，呼唤新社会，比较有影响的如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李汉俊等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傅斯年等人创办的《新潮》等。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时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彭璜等人商议，决定以湖南学联名义出版一种政治评论性刊物。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筹备，7月14日，第一期《湘江评论》破啼出世。

在这一期《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用充满激情的笔墨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宣言最后，他用近乎呐喊的声音宣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宣传、传播、研究、施行新思潮的办刊宗旨可谓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湘江评论》按照这个宗旨在组稿、写稿、编稿。栏目设置上，辟有“湘江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 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专栏；刊发的文章，大部分由毛泽东主笔（创刊号中毛泽东撰写了26篇文章，几乎是刊物的全部篇幅），眼光独到，视野开阔，生动活泼，笔墨酣畅，很有战斗性。这种敢说敢言、贴近时局的文章，得到了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

《湘江评论》创刊号开印2000份，当天就全部售出。长沙《大公报》等报纸相继刊发新闻《湘江评论出版了》，引发广泛关注。第二天，毛泽东到印刷厂增印了2000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从第2期开始刊印5000份。这个发行量，在当时来说，绝对称得上“畅销刊物”“爆款产品”。

当时的毛泽东，住在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公开身份是修业学校主事兼历史教员。他白天上课、奔走联络、接待来客，写稿就只能在晚上。其时，正是长沙暑热之期，屋内闷热，蚊虫叮咬，但毛泽东全然不顾，就着昏暗的油灯，挥汗疾书，常至黎明方休。修业学校至今仍在，并已复原当年毛泽东的卧室兼《湘江评论》编辑部。学校不远处，便是白果园33号《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百年沧桑，沉浮变迁，如今的旧址，只能看到镶嵌在外墙上的标识牌匾，在悠长的麻石古巷中闪烁着旧日的斑驳时光。

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第2号出版，其中毛泽东撰写的文章10余篇。同日，临时增刊第1号出版。7月28日，《湘江评论》第3号出版；8月4日，第4号出版。

《湘江评论》抨击封建军阀黑暗统治、打倒强权政治、解放思想、冲决网罗的言论和主张，惹怒了当时的湖南军阀张敬尧。8月中旬，在他的授意下，军警搜查了承担《湘江评论》印刷任务的湘鄂印刷公司，查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已经印刷完毕准备在8月11日发行的《湘江评论》第5号也被全部没收。

《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前后出版了4期及1期临时增刊。但它的影响却很大，它之被军阀查封，即最清楚、最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战斗性、思想性和威慑力。胡适在《每周评论》撰文评价《湘江评论》时指出：“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北京《晨报》赞其“内容完备”“魅力非常充足”。仅仅只出了“4+1”期的《湘江评论》，却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领域，甚至中国期刊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任弼时、萧劲光、郭亮、夏明翰等一批青年正是通过阅读学习《湘江评论》而“开始了革命的觉悟”、走上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事业百废待兴，人们激情昂扬，全国上下都在火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倡议，全国迎来了一个创办理论刊物的热潮。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出版理论刊物”等多个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毛主席就这一问题指出，“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成都会议之后，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和中央文件要求，各省开始筹备创办党刊。山东《支部生活》、四川《党的建设》、上海《解放》、北京《前线》和《北京支部生活》、重庆《支部生活》、河北《共产党员》、内蒙古《实践》、吉林《奋进》、江苏《群众》、浙江《共产党员》、湖北《七一》、黑龙江《党的生活》、山西《支部建设》等10多种地方党刊陆续登场。

当时，湖南省委决定将原由省委宣传部主编的《学习导报》（创办于1953年，最初为不定期内部刊物，1957年1月改为公开发行）改为由省委主办，并同时决定更改刊名。有人提议，直接就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作为刊名，还找到1919年毛泽东寄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张明信片，上有“湘江评论”四字手迹，拟作封面用。但是，1919年的字迹与1960年代的毛泽东手迹风格迥异，相差太大，省委决定请毛主席重新题写刊名。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校订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乘火车到湖南视察指导工作。这次回湖南，毛主席一直住在专列上，住了三天两晚。据当事人回忆和考证，3月11日早上，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把省委机关刊拟议的几个刊名呈送毛主席圈定题写。有人提到1919年主席在长沙办过《湘江评论》，毛主席说，我那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说笑之后，毛主席随即圈定“新湘评论”，并提笔蘸墨，一气呵成，“新湘评论”四个大字飘逸纸上。题完后，毛主席还另外题写了“新湖南报”。

由此，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主席心中一以贯之的、浓郁的“新”字情结：他缔造的是“新中国”，第一个通讯社取名叫“新华社”，多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希望儿童们“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圈定并题写“新湘评论”，两次为湖南省委机关报题写“新湖南报”……“新”是一种气质，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辽阔高远；“新”更是一种追求，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搏击担当。

毛主席题写刊名后，1960年6月6日，湖南省委作出决定，将《学习导报》改名为《新湘评论》。6月30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人民日报》发表《继承和发扬〈湘江评论〉的光荣传统》的文章。第二天，中国共产党39岁生日，《新湘评论》创刊。

《新湘评论》创刊不久，全国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的经济困难十分严重，印刷纸张极为匮乏，中南局决定所属各省刊物停办，办了6期的《新湘评论》不得不停刊。直到十几年后的1977年元月，《新湘评论》才复刊。1977年2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还以《新湘评论复刊》为题作了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和亲笔题字的《新湘评论》于1977年元月正式复刊。”又6年后，根据中央精简机构精神，湖南省委决定1983年7月停办《新湘评论》，同时创办辅导干部理论学习的新刊物。1984年1月，《学习导报》复刊。2006年，经湖南省委同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学习导报》更名为《新湘评论》。2007年1月，全新改版后的《新湘评论》出版。

重新面世的《新湘评论》牢记使命责任，传承发扬红色基因，稳步前行，渐成特色，成为了全国省委机关刊中的佼佼者，并在期刊业界形成了“新湘评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