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五四运动”的精神屐履：左翼保钓台湾留美学生文学叙事

常彬 邵海伦

摘 要：左翼保钓台湾留美学生文学叙事存在三重主题：土地心结、理想动摇、价值确认。反复出现的土地意象与中国形象相互重合，寄托着保钓运动兴起的爱国初衷;对文革真相的探寻记录下保钓分子理想动摇的片刻，传递大洋彼岸的历史反思;保钓运动精神不灭的价值肯定，承载着保钓分子对理想的再次确认。以文学钩沉心灵，窥探精英们的心迹，解剖败退症结，追踪亲历者烟云过后的岁月沧桑，反驳保钓运动彻底失败的幻灭言论，肯定保钓运动对个人和历史产生的正面意义。

关键词：台湾留美学生;左翼保钓;精神屐履;祖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9.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2-0019-12

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中国人最先发现最早命名。从1372年（明洪武五年）至1866年（清同治五年）的五百年间，明清两代朝廷24次遣使到琉球国册封，钓鱼岛是必经之地，使臣对钓鱼岛有大量的文献记述。1403年的航海著述《顺丰相送》便有明确记载。明代陈侃《使琉球录》《筹海图编》，清代《台湾府志》《台海使槎录》等官方文献，均将钓鱼岛纳入中国海域、海防范围，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中国辽东、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1945年日本战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应无条件归还《马关条约》中占据的中国领土。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无暇顾及钓鱼岛归属，琉球群岛及钓鱼岛在二战后由美军托管。随着冷战格局全球化的形成，美日从二战的敌手变为战后的盟友，1951年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将釣鱼岛划入琉球群岛。1970年8月12日，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交于日本，并于1972年5月15日正式交接。

广义的保钓运动指1970年开始，续断至今的保卫钓鱼列岛及南海岛礁的爱国运动。狭义的保钓运动指1970—1972年，在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发起的民间力量，旨在针对日本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张目，侵占中国钓鱼列岛而发起的爱国护岛运动。本文指涉的则是这场发生于1970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美国与日本勾结，私相授受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从而引发了一场以海外（主要在美国）台湾留学生为主（当时大陆尚未向外派留学生）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回首这段弥散在历史烟尘中的青春记忆，当年的钓运亲历者，尤其是台湾留美左翼学生以其痛与爱、憧憬与幻灭、沉潜后再度出发的文学书写，以历史打捞心灵的精神探索留下探索者的缕缕屐痕。

历史如若是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反复追碾，那么个人的献身终将成为它前进道路上的铺垫。生命的痛与恨，原本就是史家立言不可或缺的根本，倘若已达留史，印证价值之日必定可期，终会有所慰藉。然而面对曾轰轰烈烈一时的海外保钓运动，如此信心竟成空响。那些曾抛弃所有投入爱国运动的精英们一定不曾预料，保钓运动作为一场承继五四爱国精神，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国家主权，由青年学生发起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海外五四运动，因其来去迅速，历史面貌变得有些晦暗难辨。历史总是在反复重演，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性，却被列强瓜分和私相授受，一是1919年将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引发五四运动;二是1970年代美国将中国钓鱼列岛行政权交于日本，引发海外保钓运动。后者因两岸的隔绝对峙，大陆正值文革时期，台湾处于戒严时期，保钓运动孤悬海外，仅在知识精英阶层发生，没有形成影响力更大、波及面更广的社会运动。以保钓为精神契机参与者的文学书写因而成为文学史上“史”料未及的存在，在稍有了解海外留学生运动史的人看来，这种遗落也是始料未及的结果。近五十年在大陆遭受的研究冷遇，不可简单地用两岸隔绝，信息闭塞加以解释;更令人惋惜的是保钓运动从兴转败的轨迹历程，亦随岁月流逝变得不可捉摸。笔者无意抬高其史学地位，只希望借助文学对心灵的打捞，窥探参与精英们的心迹，从而解剖败退症结，追踪亲历者烟云过后的岁月沧桑，以此告慰四十多年前抱薪者们的热情理想。

一 土地心结：行动的缘起

中国人历来钟情于土地，在古老的自然崇拜中，土地据有重要位置。中华文明是黄色文明，农耕文明，横贯中原大地的黄河水系，灌溉沃野良田，太平洋的夏季季风，带来丰沛降雨和温润气候，为我们的祖先“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事生产具备了丰厚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中，生民不息，代代相继。对土地的依恋重视，逐渐超越了它的物质形态，上升为国家基业稳固，代际传承的宗庙社稷之本，“左宗庙，右社稷”，祭祀的是祖宗和土地;更上升为一种安身立命、安土重乡，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生命追溯和精神依托：生者，皇天后土、立于天地;死者， 魂归故土、入土为安;游子，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中国人的土地情结、乡土观念派生出来的爱土爱乡爱国情怀，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饱经战乱、外来文化和武力的征服，始终不曾打垮不被分裂，反而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壮大，国土面积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统一，这就是中国人的家国观、土地观在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上发挥的纽带性作用，诚如五四先驱们喊出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莲花地方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页。，无数仁人志士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中国文学中，土地意象也一直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这种重要不仅脱胎于乡土中国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更和心系祖国、民族认同紧密联系。不必追溯浩浩荡荡的华夏文明，只稍看一眼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诗歌，我们便能体悟土地书写背后隐藏的爱与痛。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我们当然会记得艾青，记得他笔下被暴风雨打击的土地和那嘶哑歌唱的小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如果说“意象就是在一刹那间同时呈现的一个知性及感性的复合体”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2004 年，第 32 页。，那么对我们来说，阅读艾青的瞬间，土地意象和祖国概念之间的重叠，已然形成一个真挚深情的语义复合体。其实不止艾青的诗歌，在中国文学的范畴里，每一次涉及土地的文学创作，都可以说是对祖国情感又一次的转接生根。

若将眼光投射到保钓分子文学叙事的世界，便就会发现这种土地情结在海外也已生根发芽。正如保钓兴起时，打出与五四运动同样的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洪三雄：《烽火杜鹃城》，台北：晚报文化出版社，第7页。左翼保钓分子们正用行动甚至生命守望着心中的土地，和土地背后指向的祖国。台湾旅美作家平路小说《玉米田之死》平路《玉米田之死》1983年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首奖。重现保钓分子对土地的热爱：“我”是台湾某报驻华盛顿记者，看惯了显贵“借考察之名出国观光”还要“挤上报屁股风光”的“国事蜩螗”平路：《玉米田之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养成爱读讣告的习惯，因为众生终于在此平等。“我”瞥见了昔日保钓分子陈溪山葬身玉米田的死讯，记者的敏感让“我”嗅到其中的“新闻”，于是四处寻访陈溪山亲友，试图找到他死亡的原因。寻访的过程，也是建构的过程，一个老实、忠义、爱国的保钓分子陈溪山变得立体起来。彼时，人到中年的他已然陷入经济窘迫、妻子离心的困境之中，往日坚持的行动也成为空想。沉默少言的他对土地有着惊人的执着，除了女儿小薇，那种在后院的中国蔬菜就是他的最爱，唯有在菜园里才能得到片刻欢愉。土地是“最近于人性的神”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3页。，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想着“耕种”，想着“土地”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页。在伺弄土地，培育蔬果的互动中，异乡的中国人实现了和泥土的亲近，在这个层面上，这种执着的种菜行为其实是中国文化基因的隐隐作祟，就像陈溪山对女儿说的那样，“泥土是世界上跟我们最亲、最不会丢掉我们的东西”平路：《玉米田之死》，第14页。而同样，玉米田的丰美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陈溪山对儿时的回忆，在绿叶茂密的玉米田中，他仿佛看见台湾种植的成片甘蔗地，来自故乡的召唤时刻诱惑着他的心灵。要知道，甘蔗是台湾的主要农作物，蔗糖产量曾占世界第三位田志馥：《殖民时期台湾甘蔗种植业的发展与借鉴》，《台湾农业探索》2007年3期。蔗叶连连的甘蔗田，是台湾乡土的特色，也成为陈溪山的乡愁意象。望着玉米田，他就可以畅想“回到童年，厝边（闽语：宅屋旁、房前屋后）就是甘蔗田的日子”平路：《玉米田之死》，第21页。，不谙世事的女儿懵懂中点出父亲的心结，“爸爸总爱站在大门口，望着路边的那块玉米田发愣”。此时此刻，玉米田早已幻化为一个隐喻，在那一日一日长起来的绿意上，与甘蔗田何其相似，只要守着玉米田，看玉米慢慢“长高一点，长高一点，长得更像甘蔗一点”，陈溪山原乡想象的完成度便也更高一点，与家乡的距离就更近一点。遥远的乡愁终于化为可触的枝叶，接通了思念与现实的阻隔。“我”终于明白，对于思乡不得的保钓分子陈溪山而言，壮年身死虽是万分不幸，但能够葬身于玉米田，就像回到家乡的甘蔗地，完成他另一层意义上的“死得其所”，是原乡心意的了结。绿意盎然的玉米田是他最后的魂之归所，唯有泥土才能为游子带来乡土的慰藉，那种幻化中“重回”故里的入土为安。

藉由土地意象来表达国族认同，《玉米田之死》不是唯一特例，对土地的执着书写已成为保钓分子文学书写中举足轻重的象征性意象。曾为保钓猛将的刘大任晚年创作的好几部小说集、散文集，不约而同地涉及伺弄花草，专注泥土的生活日常，何尝不是一种土地心结的投注。其小说《当下四重奏》流露出保钓分子们的曲折心理，描写主人公简云松两段迥然不同的人生体验：青年时的他留学海外，已通过资格考试，提交了论文大纲，只需安安静静地写两年论文，博士学位便唾手可得。然而钓鱼岛事发，家乡的小岛要被日本人非法据有，这个负笈求学的台湾青年坐不住了，他加入了保卫钓鱼岛的行列，一夕之间竟成为“行动家、革命家”，国土不保，无以心为学，“专业好像可有可无，最好甩得干干净净”全身心投入保钓。弃学后的他几度辗转最终成为历史学者，在研读中国史的过程中再度出发，延续自己的中国心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晚年的简云松，心态平和与世无争，唯一衷情的便是俯身泥土，专心经营园圃里的花草植株。这两段经历，看似千差万别，一个激情洋溢，一个心静如水，实则情系一线。儿子磊磊一语道破父亲心结，他“心有所属的，只有两个东西，园林与中国” 刘大任：《当下四重奏》，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第21頁。无论是早年的献身运动，还是暮年的伺弄园圃，都是心系祖国的不同表达，回想往事“无怨无悔地投入了保钓运动，难道是，因为血液里，潜伏着一股对土地的渴望”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111页。从“双手揉碎泥土”的感觉中，他似乎触碰到“山河破碎”的历史之痛，那是“从九一八便脱离了自己的土地，流亡大半辈子的父亲一生的遗憾与缺憾”，这种民族伤痛，晚年的简云松仍不时痛感发作，“要让我们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不可能的” 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111页。与他伺弄园林形成呼应的，是他“伺弄”儿孙，用一生省吃俭用的积蓄，为孙子备下学习中文的教育基金，并亲自教孙子学习汉字。园林和子孙，都是他“种下”的中国根，他要用心守护精心栽培。王德威的见解一针见骨：“《当下四重奏》最重要的意象是主人翁尽心竭力经营的园艺。海棠芍药，杜鹃鸢尾，当然少不了梅花奇石，仿佛之间山河锦绣化为姹紫嫣红。这里园林与故园的隐喻似乎失之过露，但刘大任也许刻意为之”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4页。“刻意为之”的刘大任编织中国心结，艺术得失暂且不论，但以象征中华文化品格的花卉来确认民族认同和文化认知，拳拳赤子心、昭昭故园情由此可见。

小说中的陈溪山和简云松，从成长历程看，在左翼保钓运动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从小在台湾长大，1960年代赴美国留学，后参加保钓运动，并产生了新中国认同，立志将保钓运动推向统一运动;对他们来说对维护中国的主权，保持对祖国的热爱是“生命的一部分”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111页。将现实和虚构两相对照，会发现简云松们的经历正是现实中郭松棻等人的写照。简云松们因参加保钓运动被台湾当局限制归台，正和刘大任、郭松棻、李渝等保钓左翼分子的政治命运一致，“在海外保钓初起之时，《中央日报》就已经以匪字来称呼李我焱、刘大任、郭松芬与董叙霖等海外保钓积极分子了，报纸注销他们的名字时还是中间打个大叉的刘×任、郭×芬、董×霖”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72页。可以说，这些文学形象塑造的背后遍布了纵深的历史沟壑，简云松们每一次左突右行的背后，都凝聚了保钓分子们的心路历程。而当我们揣摩他们的身份时，一个问题也油然而生，无论是虚构文本还是现实生活，身为留美高材生的他们，完全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何最后宁愿“进入”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冒永不能回台的风险，也要笃定地保卫国土，致力推动保钓运动转向统一运动。对土地的至死不渝，将钓运推向统运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首先理清他们中国认同的由来之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简云松、陈溪山等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神往和国民党当局的中华民族教育密不可分。尽管只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和反共宣传需要，但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将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民族本位文化视为基本国策，而这项民族精神教育的核心认识，就是强化“中国人身份”。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复兴教育，大大提高了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知，“这个身份对受到中国民族教育的启蒙中成长的台湾青少年来说，像是呼吸空气那样的自然”，对他们而言，“说出‘我们中国人是毫无心理障碍的”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第10、11页。 而小说中简云松面对国族问题的毫不退让：“要让我们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不可能的”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111页。，大概就受益于这项教育运动。据此，台湾赴美学生参与保钓运动的中国心结，其情感根源就得到了合理解释，对中国的认可是支撑他们行动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这只能是浅层的原因，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那时，保存中国认同和认可国民党当局并不相左，推动两岸统一运动更非唯一的选择。可在1970年代，左翼保钓分子对台湾当局的反叛批判愈演愈烈，末期更是直接将保钓运动推向了中国统一运动，这种行动转折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复杂的历史因由？顺着小说我们可以寻出端倪：简云松回忆起他成长的台湾，愤懑无奈失落的情绪总是交织于一体，“五六十年代，在台湾求学、成长，从来不觉得台湾有什么理想。反共复国，不是理想，人尽皆知。自由民主也只是部分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反蒋本土派的心里明知有工具价值，谈不上理想。其它人，包括我和我的同类，除了苦闷，还是苦闷。走投无路的人，唯一的理想，就是逃亡处境”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152页。，道出了那一代台湾人，尤其是台湾青年的苦闷心声。确实，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开始，台湾人便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和反共教育中，二十万政治受难者，平均每四十个台湾人便有一人是政治犯，“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王鼎钧：《匪谍是怎样做成的》，王鼎钧回忆录《文学江湖》，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3页。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指内战爆发时期，烟台八所学校万余名学生先是避往广州，后被交给澎湖防区司令李振清收留，双方约定，十六岁以下的学生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当兵。但李振清将十六岁、甚至不满十六岁的孩子，以身高符合“标准”为由统统编入步兵团，学生们“要读书不要当兵”，与军方发生冲突。于是澎湖防区司令部通过严刑逼供等手段，将此案“做成”一桩“铁板钉钉”的“匪谍案”，两名校长和五名学生被判处死刑，六十多名学生接受管训，照本宣读誓词，承认他们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该事件被拍成新闻记录片，在全台湾放映，令受害学生一生抬不起头来。由“党国机器”强势宣传的反共文艺，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政治军事文化政策，在台湾形成两股互有消长的文化势力，陈映真入狱、杨逵入狱、林书扬入狱、李敖入狱……一连串的政治迫害和文化高压令整个台湾笼罩在一片乌云惨淡之中。在这种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在本岛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唯一的理想便是去台大读书，然后赴美国留学。简云松的苦闷，便是那个时代台湾青年的苦闷，刘大任借人物之口浇心中块垒。此后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台湾当局毫不作为，对保钓学生的爱国行动“基本上置之不理，只暗中实施打击分化”刘大任：《拒见周恩来》，《晚晴》，台北：台湾印刻出版公司，2007年，第252页。而太平洋西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却鼓舞人心：“钓鱼岛列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决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染指。美、日协定完全是非法的，丝毫不能改变中国固有的领土主权。”林国炯等合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年，第51—52页。新中国政府的积极介入与台湾当局甘当美国买办，为一党之私出卖民族利益，形成了鲜明对比。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是不可能的，要保卫土地，只有走向统一。新中国的发声，将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推向了新的高度，萌发了对彼岸新生活的向往。刘大任回忆起在伯克利看纪录片《中国》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记录了文革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拍摄过程中，安东尼奥尼游历了北京、河南、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用镜头记录下天安门、长城、故宫、王府井、红旗渠、集体农庄、外滩等富有中国记忆的历史文化场景，并用大量的篇幅观察中国人的面孔。影片的播出在西方引起热烈讨论，认为美化了文革中国，该片2004年第一次在北京上映。的感动，“一面崭新的红旗占满画面，镜头后拉，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群众欢欣鼓舞，城楼上，红旗下，毛泽东举起了大手，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个晚上他被影片深深地震撼，“躲在亲人、朋友不知的角落里，任由眼泪夺眶而出”刘大任：《我的中国》，台北：皇冠出版社，1999年，第53—54页。这是苦闷无靠中看到希望的泪水，这是欣喜祖国强大起来的泪水，新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保卫祖国的可能，可以成全自己守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愿景，只有摆脱国民党的买办行为，将保钓运动推向统一运动，才能真正实现台湾爱国青年的祖国梦想。

小說中重复出现的土地意象承载着保钓运动缘起的秘密——中国情结。而长久以来对台湾社会的极度失望和保钓时期台湾当局的毫不作为等因素，共同催使了海外知识分子将保钓运动推向中国统一运动，这大概就是保钓运动兴起时钓运分子的行动初衷。

二 返乡之路：动摇的理想

保钓运动结束之后，1974年郭松棻、刘大任、李渝等“统派”分子纷纷回到祖国，他们在内地一共呆了42天，走马观花地游历了北京、南京等地，还参观了大寨。此时神州大地文革的高潮已渐微，但空气里依然弥漫着压抑的政治气息。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前，他们的心中都藏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憧憬向往，对于从小在白色恐怖中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来说，中国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无异为远方的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蓝图。就像郭松棻以前看《人民画报》和《中国建设》时，为新中国的进步感到深深地自豪，“他指着《人民画报》上的民兵实弹演习的图片与人辩论：‘你看，连枪弹都能发给人民，这个社会的人民多么有权”林国炯等合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第754页。然而回到大陆见到民生凋敝、社会压抑，这种懵懂的憧憬很快如泡沫般破灭，不禁生出反思。回到美国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之行付诸笔端，记录下了自己的文革见闻。中国作家的文革书写并不少见，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先锋作家笔下的暴虐奇观，从痛定思痛到狂欢暴虐，文革经历都是极受重视的存在。然而，保钓分子的文革书写与这些亲历者的痛感不同，相较而下，他们的文革书写倒与八零后新生代作家的反思不谋而合。20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中国青年，既无直观感受，也缺少文革亲历者的历史经验，只能从父辈的叙述中体味暴虐，在文字中拼凑面目。“随着作家的年龄层次的下降，他们面对‘文革的个人经验越来越稀薄”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与“文革”记忆》，《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8年第2期。，无论上一辈作家如何重写，再三言说，因代际交替产生的历史隔阂感始终难以消除。文革对于他们而言，是传统教科书上寥寥数言，需要追寻的失踪者，在他们笔下文革历史成为一段需要探寻，需要打捞的时间断裂例如新生代作家张悦然2017年出版的小说《茧》，便是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追寻文革时代父辈们的痛与爱，借追寻谜底的过程还原历史。而对于保钓分子来说，虽同为文革经验的缺席者，但他们面对的困难不在于错位的时间，而是因空间阻隔带来的千里之隔，使他们同样陷入了雾里看花的旁观境地。短短数十日的江山游历，打破了原有的美满想象，却无法解惑内心的疑问重重。于是我们在他们的文革书写中，看到了“我”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一次次追踪追问。这些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不禁返身自问：曾经憧憬过的理想究竟是什么？面对文革历史，他们也需要重新打量，努力跨越阻隔，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追溯、追问。这种追寻似乎成为一种心结，在不同作者笔下交替出现。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识的美学抉择的结果”[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4页。小说中无数“我”的追踪不正是保钓分子的生命体验吗？他们将自己的疑问化为动力，倾注到文本的整体构思中，每一次落笔都在虚构和真实之间角合，所谓文学的虚构亦是属于他们纪实的叩问。

在保钓分子笔下，海外归国人员理想中的一切，光明悠久引人神往。遥望神州，对岸的人事皆是理想的归宿，冥冥中激荡着青年的心扉。在他们的文革叙事中，一个懵懂的“我”时常出现——“我”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理想丰满，怀揣着对祖国满满的希冀回到梦土：“我”是为图片上佛像慈善微笑所吸引、追寻姨母下落而回家乡的高知教授刘大任：《杜鹃啼血》，台北：洪范出版社，1990年，第198页。（《杜鹃啼血》）;“我”是远渡重洋，翻山越岭而来的大学老师李渝：李渝小说集《应答的乡岸》，台北：洪范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江行初雪》）;“我”是回大陆探亲，向往西湖美景的海外华侨刘大任：（刘大任小说集）《枯山水》，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2年，第60页。（《西湖》）;“我”是为中国外交路线所鼓舞，准备回国加入祖国建设的海外赤子郭松棻：《郭松棻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姑妈》）……追寻着某种心结，返乡者们回到中国，希望能在祖国“红色土地”上完成理想的夙愿。然而，瑰丽的想象抵不过文革的现实，他们不约而同地坠入困惑。回国的目的虽各有不同，但共同的感受是强烈的不适，这种不适来源于官方话语和民间生活的冲突。有客自远方来，官方的接待无微不至，“人精似”的老朱悄然安排好一切，游览全程都有他的悉心照顾（《江行初雪》）;徐大夫待客之道礼遇有加，山泉水泡茶早就备好（《杜鹃啼血》）;早早迎候在车站的干部，酒桌上热情宣扬归国的待遇，出入有车入住有房，还有专门配备的服务员（《姑妈》）。“我”享受的殊遇可谓优厚，吃的是华侨饭店里的美味佳肴，住的是过去绅宦人家的豪华房邸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25页。（《江行初雪》），或专门接待归国华侨的宾馆、招待所郭松棻：《郭松棻集》，第254页。（《姑妈》），当地政府热情接待，飞机轮船优先安排，所有行程周到缜密。尽管官方态度殷勤友好，返乡者们还是察觉到异样的氛围，经济凋敝和官方宣传形成反差，人的压抑状态难以掩饰，一些不合常规的“疑点”层出不穷：游览西湖时“我”发现西湖内外有别，西湖内游人稀少衣色鲜亮，他们是观光华侨;西湖外人群密集衣色单调尽是绿、灰、黑，而这些“单色”族群脸上都是麻木的表情;马路上还有队列在行进，喊口号唱军歌，给人一种“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无法逃离的梦魇” 刘大任：《枯山水》，第60页。窒息感;又或官方安排接待过于刻意，十几天的游历没有出现一个乞丐，而“我”提出疑惑后所有人都缄默其口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36页。（《江行初雪》）;或是接风洗尘的宴席上分明大荤大肉，但姑妈却说自己因为长久未沾荤腥，已经吃不惯荤菜，平时生活的困窘可见一斑郭松棻：《郭松棻集》，第252页。（《姑妈》）;西湖边被刨了的苏小小墓刘大任：《枯山水》，第62页。（《西湖》）……返乡者目之所及皆与官方渲染的繁荣景象相去甚远，更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种种反常细节的浮现加深了对真相的追寻，从追寻理想梦土转为追问历史真相，期以探究真实的文革社会。于是“寻找真实”成为一种共识，高频出现在保钓分子的文学书写中。从主人公回归梦土之始，叙事表层便不自觉地浮现了“寻找真实”的过程，而这过程也相当曲折，并非一个简单的行为指向，而是在理想与現实不断扩大的差距中，逐渐演变为认清现实与自我反思的双重意味。其实，历史真相的呈现仅凭返乡者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的，对身为时空缺席者的他们而言，文革年代难以廓清的真实面貌唯有通过在场者的补叙，才能得到解谜的可能。此时，另一种声音的出现，即亲友的讲述就显得弥足珍贵，《江行初雪》便是通过表姨的叙述揭露文革的暴虐。痴迷美术史的“我”为一尊似笑非笑表情的佛像所倾倒，跨越大洋来到中国浔县玄江寺探访。终于见着从未谋面的表姨，看到了梦寐已久的佛像，可眼前之景令“我”瞠目结舌，佛像被金漆厚厚涂抹，披上粗鄙的金衣，完全像一尊镀着“假豪光”的赝品，“在阴湿的厅堂里油腻又龌龊”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38页。为了找到佛像由“佛”变“俗”的原因，“我”查阅典籍，研读方志，终无所获。在官员的“陪同”下“我”再次寻访玄江寺，遇见寺中仅存的一位和尚惠江，向他打探佛像“易容”的原因，和尚只顾喃喃念经：“观自在的菩萨，至上的尊王，慈悲的神明”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35页。，就是不肯回答“我”的问题。终于在表姨那里，“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文革中浔县位高权重的“县委”癫痫频发，为了治病听从医生建议，伤害了他家的保姆岑家姑娘，终于病愈。为了感恩苍天庆贺痊愈，“县委”下令为菩萨镀上金衣，于是厚重的金漆包裹了菩萨周身，直接导致这尊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像面目全非。在寺里 “一个活生生的老妇人蜷坐在壁角，如果不留神，莫不是要把她当作一尊泥塑的供养人了”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36页。，她是岑姑娘的母亲，曾经的小学教师，丧夫失女后，笃信这尊笑容“慈悲而凄苦”的菩萨，就是她的女儿，死死不肯离开。在表姨的民间叙事中，“我”方知金漆菩萨背后隐藏的罪恶，顿悟了文革年代草菅人命，断裂文明的残暴。在这里，第二叙述者的叙述填充了时间的空隙，弥补了“我”不在场的历史空白，因时空阻隔变得晦暗不明的真相，经由第二叙事者的复述与叮嘱，重又拾回意义，更生出揭露假象嘲讽现实惊诧人生的批判力量。

而郭松棻的《姑妈》亦是如此，所有人都在热烈迎接“我”的到来，干部极力向“我”宣扬回国的种种好处，姑妈却在没有旁人的深夜，一遍遍告诫“我”永远都不要回来。正是在这夜半长谈中，“我”得知二舅身死的真相。他是留学德国的声乐家，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文革中却不堪凌辱上吊自尽，留下“死不认罪”的遗言。小说《姑妈》给人的震慑不仅在此，更是通过描写姑妈人前人后迥然相反的两幅说辞让人直观感受文革年代，扭曲变异的社会氛围。众人面前，干部宣扬的种种归国好处，姑妈交口赞同，同作说客，但一转身和我独处之时，便一遍遍诉说这些年的不堪处境。分明是清明白日，却定要再三重复违心之语，再思二舅的前车之鉴，是何原因不言而喻。而郭松棻之所以要设置如此提防万分的夜半私语，或是源于自身的对文革现实的震撼，竟然存在如此年代，“把人与人团结一致的诉求建立在人与人的背叛‘技术——刺探、侦视、告发——之上”王德威：《伤痕记忆国家文学》，李奭学主编《异地繁花海外台湾文论选译》，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242页。，而姑妈生怕行差踏错的小心翼翼，与其解读为狡兔三窟的以防万一，不如视为文革时代政治高压下求生自保的本能。“我”终于找到一切疑惑的原因，真实的文革运动并非理想之想，充斥着怀疑、监视、虚假和暴力。反观现实，1974年返回大陆的42天行程也给郭松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访谈中回忆道，“我们在广州那里呆的三天期间，看到了很多令人冲击的画面，街头上有很多鲁莽的行为，有时受到言行的骚扰，文革根本是不要文化的，不读书的”郭松棻：《惊婚》，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对于以文革运动为革命理想蓝图的他而言，书写文革暴力也是完成追问历史和自我反思的一个了结。通过现实和虚构的相互编织，理想落地，历史浮现，探寻者的心履屐痕显露无遗。

透过自身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和第二叙述者的补充，几乎所有的返乡之旅都显露出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对这些返乡者而言，阴暗面的发现是致命的，因为它意味着所有光辉想象的失效，也代表了从前行动的无价值、无意义，理想的诗意统统瓦解。因此，追寻之路终点的抵达并不代表了故事结束，只能象征一种痛苦的清醒。在这种清醒中，返乡者终于具备了反思的能力。通过“返乡—离乡”的结构，保钓分子的文革叙事建立起一种间离感，这种间离感使他们无法参与到文革亲历者的痛苦之中，拒绝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切肤之痛。故事中每一位点到为止的匆匆过客，每一场有距离的交集，都使他们的小说产生两种趋势。一方面，小说情节骇人听闻，暴虐血腥、令人惊悚（《杜鹃啼血》刘大任：《杜鹃啼血》，第198页。、《江行初雪》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44—46页。、《最后夜车》李黎：《最后夜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通过对文革之恶不遗余力的想象，借以纾解作者的震惊，甚至是发泄理想被欺骗的愤怒，正如李渝愤慨的那样，“骗我的，当然不是菩萨，不是老朱，不是玄江寺的方丈，他们只不过跟我一齐受骗而已。一千三百年累积下来的文明可以在一刻间就被玩弄得点滴不存！”李渝：《应答的乡岸》，第135页。被理想落空的欺骗感、愤怒感所缠绕，催使他们写出一个个骇人听闻的奇观故事;另一方面，故事时时刻刻游荡着“不确定”，大陆文革中的人们究竟遭遇到什么，从来都没有人以肯定的口吻进行描述，只能通过转述、流言、揣测、拼凑的方式进行假想，虚构是旁观者唯一擅长的，这一段历史表述竟成为无法直面的“传闻”。小说的种种叙事方式无意泄露了创作者心态，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凭此嗅出保钓人士归乡后的心路历程。文革的现实，打击了他们的纯粹理想，此时他们已经失去毫无保留信任的能力，陷入了延宕的苦闷和动摇。

三 空谷回响：沉潜后再出发

中国知识分子式的妥协在鲁迅笔下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魏连殳式不惜自毁，以献祭嘲弄战斗的意义，另一种则属于吕纬甫式尴尬的回旋。作为曾经最激进的反封建猛将，吕纬甫拔过神像胡子，和同伴们一起讨论过“改革中国的方法”，又在革命之败之后，迅速败下阵来，讲起曾抨击的《女儿经》一类的读物。当他以苍蝇自喻时，恰好为调侃软弱的后来者们提供了绝妙的比方：“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就在这圆圈式回到原点的过程，知识分子参与革命的神圣意义被瓦解，只留下无尽的颓唐和沉寂。或因吕纬甫式的妥协太深入人心，又或这本就是浓缩集体经验的寓言，此后但凡面临知识分子失败的困境，用徒劳消沉之类的措辞总结挫折几成惯例。正如保钓运动的落潮，左翼青年大陆之旅后文革梦想的破裂，消失在战斗前线的一时沉闷，都被研究者顺理成章地纳入失意的幻灭者行列，成为当代吕纬甫们又一次的重蹈覆辙。面对运动的失败，各种声音甚嚣尘上：有人认为，这个运动彻底失败刘大任：《当下四重奏》，第118页。，有人认为“保钓只是一阵风潮而已，闹过就无声了”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第43页。，对左翼保钓分子转向文学创作的选择，也一概被视为对左翼理想的放弃，用幻灭等寥寥数语进行涵盖如魏伟莉《异乡与梦土：郭松棻思想及文学研究》（台北：科宝文化出版社，2013年）、顾正萍《从介入境遇到自我解放：郭松棻再探》（台北：秀威资讯出版社，2012年）、黄启峰《河流里的月印：郭松棻与李渝小说研究》（台北：“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专著和学位论文，将保钓运动视为失败，保钓左翼分子郭松棻、李渝等人是幻灭者。然而，非此即彼的切割方法无法完成保钓运动的成败衡量，运动的结束不能视为运动的失败，青年们一时的沉闷如何就等同于立场的坍塌？将事件节点上的停滞，放置于生命/历史轨迹的线性延续中来看，便会发现，消沉只是短暂的，归属于反思沉淀的必然期。而经过这样一场运动洗礼的社会环境已迥然不同，再出发的左翼青年们，经过思想的沉潜，也拥有了更纯粹清明的理想。

左翼保钓分子在运动落潮后对保钓运动的自我评价，小说《昨日之怒》里葛日新的独白可视为一种告白，“保钓运动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进行的方式。保钓以后，群众必然会冷淡下来，但是这并不表示保钓结束了，我们只是完成了铺路的工作”张系国：《昨日之怒》，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5页。作者张系国也参与过保钓运动，身为中间派的他在后记中这样写道，“我请读者不要把《昨日之怒》当成文学作品看。《昨日之怒》只能算是个人对中国青年政治运动的一个诠释，唯一的意义，乃是对自己及当日共事过，现在流散到非洲、美洲、台北、武汉、北平……世界各处的朋友，有个交代，尤其是对大风社旧友。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张系国：《昨日之怒》，第300页。《昨日之怒》首版书的封面是一幅木刻画，一位沧桑凌乱痛苦状的男性拄着双手伏案沉思，玻璃桌台面清晰地照出另一个自己，现实之己与镜中之己组成一对自问自答的心灵兄弟：“有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说：写吧。第二个声音问：为谁而写？第一個声音回答说：为逝去的，你所爱的人”，扉页引用了齐克果（克尔凯戈尔）关于书写意义的叩问，与《昨日之怒》的内核形成精神呼应。张系国着力刻画的左翼保钓分子葛日新，英勇无畏执着前行，不仅践行自己的初衷，还带动影响他人，尽管作者本人与左翼保钓分子的立场不同，但在创作中显然尊重并认可左翼保钓分子身上那种激情洋溢、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正因为他是不同立场的同路人，所以张系国的描写更为客观，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左翼钓运分子行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落寞，左翼保钓分子依旧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们不局限于眼前的得失，而是从长远的角度来权衡这场运动，更多的人在后续写作中表达“不悔”态度。中年的李渝执笔写下“投入保钓，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第92页。，晚年的刘大任一腔热血仍在燃烧，“阻止历史重演，这是一辈子‘人定胜天的我，无可回避的责任！”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第122页。我们大概就能体悟他们的心情，在这些铮铮言论面前，所谓的幻灭论也便不攻自破。他们的确拥有不悔的资格，因为从长远影响来看，台湾社会与青年确因这场运动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首先是保钓运动对参与者价值观的冲击，人生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在其文学叙事中有充分体现。保钓运动之前，他们是一群精神上的流浪者，对世事毫不关心，成日最为在意的便是升学留学加薪享乐。在他们的世界中，除了个人的成功，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承担的道义。然而，他们并非天生缺少政治的参与力和献身的行动力，而是自幼成长的台湾环境压抑了他们关心社会的可能，或拜金或虚荣的表面下，隐匿着一颗亟待点燃的心，而保钓运动正是点燃他们责任意识的火薪。钓运分子文学叙事中最为反复出现的是一个个经历过保钓洗礼、从而脱胎换骨的青年形象，比如《昨日之怒》里的王亚男、金理和、施平，《返乡》中的纯子，《当下四重奏》里的简云松等。以《昨日之怒》中的王亚男为例，大概可以直观透视保钓运动对台湾青年产生的巨大影响。曾经小资的她奢侈虚荣，结婚礼物是一颗大钻戒，三串钻石项链，专门飞到碧瑶渡蜜月。保钓发生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从此不施脂粉，每天穿着朴素的衣服”张系国：《昨日之怒》，第178页。，住进陈旧公寓，那里路灯半旧、垃圾成堆;栖身之地，拥挤不堪，客厅厨房睡房同在一个空间，睡的是僵硬的钢丝床，吃的是冷冻包子。保钓发生前，表哥失业，她漠不关心，只顾自己享乐;保钓发生后，她参加集会，关心社会，奉献自己。保钓发生前，她选择丈夫的唯一标准是有钱，她的前夫在飞机公司工作，会炒房炒股，富有却自私。参与保钓后，她不再被物质生活所吸引，毅然离开了多金的前夫，爱上了精神上能点亮她、物质上却一无所有的保钓分子葛日新，携手并肩投入保钓运动。

而李渝小说《返乡》同样属于这样的成长故事。阔别台湾十年，回乡的“我”去探访老同学纯子。在我看来，名校毕业的生物学博士，肯屈就在一所“卑微的乡村农校”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第32页。，一定有什么浪漫故事在其中。老友的相聚快乐轻松，叙旧与当下闪回穿插。从小学业优秀的她，台大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一直备受同学仰视。然而在美国却频遭“滑铁卢”——男友背叛、读博失利，心灰意冷的她破罐子破摔，变成“几近放浪”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第33页。的女子，直到纯子参加保钓运动，这种颓靡的状态才日渐改变，心中的那股热流终于导入正途。因为保钓，她研读起近代史;因为重拾勇气，她念完了生物学博士;因为保钓热情的催使，她回到台湾，以自己的所学服务于故土，“只要有决心，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战场”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第42页。保钓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带来的影响一直在纯子身上延续。对于纯子而言，参与这场运动是改变命运的行动，也是她从“放荡生活”转为乡村教师的缘起。“如果没有它的冲击，纯子也许早成一名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定居在美国某处，将故乡给她的培养和热情献给了异国。这样做也有长远的意义，然而此刻这教室内百多张纯朴的脸后的期待不就落空了么？”李渝：《那朵迷路的云：李渝文集》，第43页。李渝以纯子的经历大写“青春无悔”，她想告诉我们，保钓运动并未远去，它的精神还在，影响深远，那些经历保钓而重拾信仰的青年人，都将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保钓运动除了在参与者身上留下精神痕迹，钓运分子对后来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玉米田之死》中的“我”追寻着陈溪山的故事而去，陈溪山投身保钓运动的义无反顾，瓦解了“我”的犬儒和冷漠，心中蛰伏的对台湾的热爱日渐苏醒，他乡再好也是异国，于是“我”离开美国，回到故土台湾。《昨日之怒》里的钓运分子施平，因运动的失败而陷入宿命论的悲观，失去生活激情，在一家报刊做着碌碌无为的记者，在葛日新“能够回去，就回去做事”张系国：《昨日之怒》， 272页。的鼓励下，最终选择了离开美国，立志成为台湾的守护者，“我愿意永远守望着我的老家……有危险发生了，我会呼喊，让他们知道。我会永远尽力保護着他们”张系国：《昨日之怒》，第288页。;而一直在台湾做生意讨生活的陈泽雄，在与保钓分子葛日新的接触中，开始了解钓运历史，也慢慢从政治冷感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成为关心社会的人;有意思的是，陈泽雄的改变还影响了老友金理和，这个一向行事冷漠寡淡的人，“变得愤世嫉俗，动不动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张系国：《昨日之怒》，第177页。，在其“愤世嫉俗”的背后是他的冷漠在渐渐驱散。保钓运动在人们心上留下的痕迹，带来的积极意义，除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情结被重新点燃，保钓对台湾造成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其“反压迫”的运动性质，这对于当时沉闷无声的台湾社会而言，无异于开启了一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洪三雄：《对学校开刀，向社会进军》，《台大法言》（报刊），1971年9月5日。的可能。

历史的复杂程度本就不可理性审度，犹如张爱玲所形容，就像一次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场打出的混沌世界，而人们可以感知体悟到的不过是一瞬的澄清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8页。面对历史，“春秋笔法”言简意赅，但有时文学世界感性理性的互相角合亦有魅力。观照保钓分子精神探索的文学叙事，在抽丝剥茧中完成历史碎片的拼凑，从既往与现实的交锋中找寻精神连接所在，并从中汲取反观现实台湾病症的力量。正如华人学者龚忠武所言，“回过头来看‘保钓，其意义除了群岛的主权归属外，还具有当代台湾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它是台湾思想界对于‘冷战思维和‘反共意识形态的首次诘问和批判，堪称一次深刻的海外华人的文化思想运动”龚忠武：《哈佛的激情岁月——保钓与我，我与保钓（1971—1975）》，收入龚忠武、王晓波、陈映真等编《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一），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年，第646页。在总结左翼保钓分子文学叙事主题的过程中，一代台湾青年精神面貌也随之展露，他们曾经的行动与献身必将通过时间之河流传至今，为后冷战时期抵抗“文化台独”和“文学台独”的不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