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情并茂：电影插曲中的世俗样貌与时代表现

杨雅捷

【摘要】从唱片到卡带再到如今的大众传播平台，流行音乐与人类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休戚相关。20世纪80年代的唱片公司宝丽金（PolyGram）是1999年以前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大，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还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金曲的中流砥柱。其旗下众星云集，创造出许多传唱至今、历久弥新的电影插曲，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和标杆。而如今，我们再次回望那个鼎盛的时代，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宝丽金在当年为何能取得如此之高的销量，其旗下生产出的电影插曲又为何在经历时间的淘洗之后，时至今日仍然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通过分析歌词文本的建构作用，作者观点与歌曲情绪的融合，以及歌曲叙事与人物塑造的相关性等，从而引出时代观以及人文因素的互文性命题。

【关键词】电影插曲;叙事;人文;建构

一、声临其境：插曲叙事与人物塑造的互文

（一）插曲于叙事手法的文本性论述

“电影音乐既可以相连在影视作品中，起着多种作用。譬如渲染情境、预示情节发展、勾勒背景、强化主题、塑造性格、激发情感等作用，又可以脱离开影视而成为听觉艺术，给予感官美好享受。”[1]

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在电影开头随着列车的进站，黎小军拖着行李乘着缓慢上升的电梯，音乐在此时也缓缓推动，观众在感官体验上有着逐渐的代入感。在接下来的情节中，黎小军给女友写信，信中所描述情节与现实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恶劣的环境与美好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而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情节中舒缓的音乐与电影中嘈杂的环境声也形成了对立，插曲在此时似乎也成为电影的一个讲述者。音乐的情绪与人物内心的情绪无缝衔接，准确地贴合了其所描述的情节。在1986年的香港，出现了大型的移民潮，内地劳动力大量外流入港，很多年轻人背起行囊南下去挖第一桶金。黎小军就成为当时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一个缩影。同样的，李翘也是其中之一。角色的典型性也同样造就了电影插曲配乐的典型性，两者相辅相成。

流行歌曲在大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琼瑶电影和因琼瑶电影而走红的凤飞飞、马景涛、林青霞、秦汉、邓丽君等明星，成为80年代大陆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2]当时大陆已经开始流行邓丽君的歌曲。流行归流行，主流媒体对于小资风尚还是采取彻底打压，特别是其“气声唱法”，被批评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3]随着这些劳动力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往来，传入了内地流行歌曲的风潮。《甜蜜蜜》这首歌在片中出现多次，每一次出现时的境遇都是不同的，其不单单是为了剧情的烘托和发展。在某一程度上，成为附着于主角身上的人文符号。“电影中通俗歌曲的浸淫，其功能除了提供乐趣与品位，并行使阿多诺文化工业的断语：对观众的‘主控与掌握之外，绝对需要影像的支撑。但缺少电影类型的操作，则影像的渲染力也无用武之地。”[4]例如，李翘在片中哼唱甜蜜蜜，说自己是香港人，但是香港人却只听粤语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她自己却并不自知。这也映射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外出务工的女性，迫切追求对于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同，而现实却一次次使她们处于尴尬的境地。即理想的丰盈与现实的贫瘠交织而成的悲剧。甜蜜蜜的甜与现实生活的苦形成巨大的反差离合。“音乐可以强化悲剧效果，而音乐是自由人的一种逍遥方式，娱乐是为了松弛，而松弛必定带来享受，它是医治劳苦的良药。”[5]香港，这一深受西方制度和文化浸润的“东方好莱坞”，成了一个华人寻梦的奇迹跳板，也仿佛为了一个符号，代表着理想与体面。

而黎小军所代表的是跟李翘完全不同的一类人，踏实肯干，老实木讷。他对于剧中音乐的参与，是被李翘所影响的，刚开始听见李翘唱歌，他也随之哼唱，跟着李翘一起去卖唱片等。他对于流行歌曲的喜爱，也正经历了一个历程，亲历着其自身的变化。从刚来时候的青涩慌张，到后来的游刃有余。而同样的，邓丽君的歌曲也伴随着他们感情线的发展。从两人的相识到最后情感的迸发，音乐也从开始欢快的调子出现了明显转变。例如，剧中出现过《甜蜜蜜》的变调版本，没有歌词，节奏也变得缓慢，是黎小军和李翘感情出现裂缝的时候尝试联系李翘，李翘没有回复也没有按照往常来旅馆与他相会，转调的《甜蜜蜜》也是主人公心态即将转变的暗喻。

音乐的流变同样预示着剧情中两人的感情从激情热烈到分崩离析的过程。剧中出现邓丽君另一首歌曲《Goodbye my love》在黎小軍拿到邓丽君签名，而两人即将分离的时候。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邓丽君献给自己已经死去的未婚夫，歌曲里五味杂陈，有怀念的悲喜，有余情的未了。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对当时剧中人物的心境是一个完美的刻画。在故事的结尾，李翘走在街上，背景音乐响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而在平行蒙太奇手法之下，黎小军在理发店里也同时听见了这首歌曲。这时背景音乐的作用就是把不同地点、不同境遇的人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免去了镜头的直白，而使得电影的表现更加的诗化，为即将而来的相遇做了铺垫。从头至尾贯穿的《甜蜜蜜》仿佛是指引观众深入剧情的一个引子，而历经波折最后重遇的两个人，也因为背景音乐的响起，使观众重新回到了之前所经历的观影体验中。《甜蜜蜜》被赋予的人文信息符号也再一次得到了重现。

（二）插曲与族群符号的建构

电影讲述的主要对象是人，是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生活、命运，是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6]所以无论是影片的影视语言、配乐、情调等都不会缺少“人”的符号研究。巴尔扎克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现实主义的人学观，即“社会按照人类展开活动的环境，把人类陶冶成无数不同的人”。所以作为一名影视艺术工作者，在创作构思与实践中，常常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大环境中，让其与各种不同的人建立社会关系，从而在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建构起人物的性格符号。在影片的第8分02秒，影像外的配乐是《国歌》，影像内黎小军骑着自行车唱着“东方红，太阳升”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这时候画外独白响起：“在香港，一定要学会讲粤语。”这里巧妙地通过声画对立的效果呈现了人物与环境的双重关系。在快速蒙太奇剪辑手法中，导演把剧中人安排在游戏厅、香港浮华的街头、工作的环境以及蹲坐吃盒饭的店门外。从而不但营造出香港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图景，也交代了特有的香港回归前多元化的历史大环境。这里影像内的音乐与影像外的音乐结合成了套层结构。配合着黎小军大陆青年的身份，也是在呈现一个对内地族群的刻板印象。导演对此处音乐元素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出港民对内地的固化意识形态。

“刻板印象来源于人们头脑中关于事物的先前知识或先前经验，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反应。人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刻板印象来认识陌生事物，因为它简化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和难度。”[7]人物是电影中思想与主题表达的载体，当音乐一响起来，观众就已经在心中为黎小军的性格以及他的人物形象自动定性了。认为其一系列土气的动作“存在即合理”，他成了一个能被立即辨认出来的符号。而其符号对应的象征与延伸性意义则是对大陆族群的群体刻画。由于电影导演陈可辛是香港人，他对内地的感知也许并不是最为全面与具体的，所以他对内地务工人员实质上是采取了一种窥探的视角。用其既有的知识与眼光运用到影片人物族群的建构之中，这是对其相关记忆的激活、再现甚至是重造的过程，所以在某一程度上导演添加了其个人视角的微观表达，并在音乐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也可以说导演在其人物的刻画上不经意地运用到了视觉修辞，视觉修辞则蕴含了明显的动机性与目的性，形成其对于内地族群建构的圭臬。

二、歌声魅影：音乐元素的参与对浪漫氛围的建构

（一）歌词意象指涉的浪漫主义情怀

《甜蜜蜜》和《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甜蜜蜜》电影中较为典型的两首歌曲，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出现，以及上文所提到的随着剧情发展发生的主旋律转调等。两首歌曲的歌词都带有极强的个人主义情感的倾诉以及剧中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踌躇。剧中黎小军与李翘两人的心里都是极其矛盾的，尤其是黎小军无法确定自己对于李翘的感觉，对于未婚妻小婷又心怀愧疚，所以对于李翘的好感他不敢去正面质问自己的内心;而李翘认为自己应该找一个香港人，所以黎小军并不符合她的要求与个人诉求。因此两人都默契地在困惑中选择了逃避。在影片的1小时49分钟时，《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曲唱响。电视新闻播报邓丽君去世。导演运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把李翘和黎小军二人的关系再度牵合，预示两人的感情即将有深层次的升华与提升。不再沉吟不决，意马心猿，而是错过方知情深，就像《月亮代表我的心》中所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几分……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在影片的结尾，两人经历过生活的磨砺和情感起伏之后，在异国再度重逢。心智较之前已有较大的转合。旧的一套个人主义世界观已然改变，露出了新生的肌体。而在这时候，《甜蜜蜜》的音乐再度响起，配合着倒叙的影像叙事，重塑感性的浪漫感官体验。原来在影片的开头，他们就已经相遇过。一切皆为冥冥之中的天意定数，所谓“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音乐歌词与影视画面的配合，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观众体验进行置换，把其引入到早已编码设定完善的童话世界中。即爱情—冲突—和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琼瑶式叙事的浪漫抒情意识形态。在上述过程中，歌曲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剧中人物强烈克制的情感诉求，帮助他们讲出心中所想。延长了浪漫的氛围，弥补了单纯影像与对白产生的时空停滞与僵硬感，使得情感的浪漫表达更加柔和隽永。

（二）臆想编码下的理想乌托邦

在人物面对外力干涉而彷徨，甚至质疑、偏执时，音乐正可表现这些低落情绪和被压抑的情感。换言之，音乐代表了在传统伦理霸权下的“情感偷渡”。[8]《甜蜜蜜》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味地去煽情，建构大量虚拟的浪漫氛围。而是通过大量声画对立的情节塑造了一种反差范式，从而使得现实主义感更加强烈。看似温暖潺潺的一汪清水下面，实际涌动着股股暗流。王夫之说，“以乐景写哀，以倍增其哀”。1987年10月19日，华尔街的纽约股票市场上刮起了股票暴跌的风潮，出现了大量证券抛出的现象，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无底线暴跌。随后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沦陷为重灾区，大批股民被套牢。这一天也被金融史上称为“黑色星期一”。在电影中，李翘来港后拿自己辛苦打工的钱全部买了股票，经过这场金融风暴之后，本金所剩无几，香港梦破灭，现实再一次把她打回原型。在影片的第17分钟，李翘坐在黎小军的自行车后座上，晃荡着双脚，唱着主题曲《甜蜜蜜》。笑得花枝乱颤，这里除了对于浪漫氛围的建构之外，还存在着剧中人通过音乐来调节现实劳苦的行为模式。此种音乐以剧情讲述的方式出现，观众与剧中人同时收听到音乐，其被作为电影叙事的一部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气氛和推动剧情发展的目的性手法，而是变为一种真实状态下的文本符号的意指与反衬。当故事的主角必须从家庭、伦理、社会的“真实”状态中脱逃，音乐往往出现在这种伦理“真空”的世外桃花源。[9]外力中的压力越强，剧中人物心中矛盾冲突的张力也会越大。而歌词中建构的甜蜜乌托邦，则为他们带来了一重幻想，一丝慰藉。剧中李翘与黎小军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打拼，为了心中的香港梦透支着身体与精力，高负荷的工作使他们每日高速运转。慢节奏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对他们依然是奢侈品。而此时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两人缓慢地骑着自行车，唱着“甜蜜蜜”。生活中的酸与苦皆会渐渐摆脱。

三、历史怀想：歌曲艺术与时代情怀的交融

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将电影视作“现实与想象的中转器”，认为电影在进行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沟通、转变和置換”之后，同时呈现为社会现象和美学现象两种形式。而关于沟通、转变和置换的方式研究已遍布不同的学科，通过这些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多样而深刻的启示性。相应地，电影学自身应成为一个开放系统，突破电影研究的专业主义限制，将研究视野与社会文化的宏大向度衔接。[10]电影插曲被电影内容所选择，相应的插曲亦成为内容的载体。社会形态催生了电影插曲的诞生，电影插曲亦相应地对社会进行投射。此种沟通、转变和置换的方式亦是再好不过。在时代催生下的传播共鸣中，一个时代的情怀的构成往往与其某一时期的人文活动和文化息息相关。《甜蜜蜜》时间跨度长达10年，1986—1995年，香港与内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香港娱乐业在1986年因为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而进入鼎盛时期。张国荣演唱的影片插曲《当年情》也随之深入人心，掀起了第一股因电影插曲而兴起的影视热潮。甚至当时出现“是英雄本色成就了插曲，还是插曲点亮了英雄本色”的疑问。紧接着，香港娱乐业开始蓬勃发展，伴随着1986年香港“四会”时代的落幕，证券市场交易额从1969年的26亿港元飙升至1231亿港元。所以在这一背景下，香港吸引着大量往来淘金的人们，每个人都希望在这寸土寸金的“东方好莱坞”淘到第一桶金。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经济的繁荣催生着文化和娱乐行业的良性循环。但是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背后，也有着对回归的恐慌，对未知的不安与踌躇，是港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这些感情也同样投射到了《甜蜜蜜》中，例如开头的国歌与剧中人唱出的东方红。大环境中特有的经典符号在建构中也掺杂着导演自身对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追问。例如剧中一些香港街道的空镜头，塑造出了一种漂泊无依的感觉，黎小军的服装与人物性格的设计，以及某些故意被放大化的人物特征，都指涉出港人的无根情节以及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香港导演陈可辛在剧中的五首插曲皆选自邓丽君专辑。如《甜蜜蜜》《泪的小雨》《再见我的爱人》《月亮代表我的心》。温馨的歌词、甜美的歌声以及演唱者邓丽君小家碧玉的形象，把电影中关于政宣元素的表现大程度削弱，使得观众注意力转移，从而达到导演想要表达的深层叙事意识形态的临界点。特别是《甜蜜蜜》有着中国式的“命运”次文本，富含辩证的挣扎……但同时，香港人仍深深保有中国的文化和认同，以对抗一个冷酷疏离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理论上，每爬上资本主义的阶梯一级，就远离中国文化的依存一步，但实际上，愈是远离母国，也就更认同母文化的珍贵。[11]

伴随时代发展的情绪融合与表达，剧中邓丽君另外一首歌曲《泪的小雨》是其在1976年所发行的。对应剧情为黎小军与李翹在雨中摆摊位贩卖邓丽君的唱片，生意无人问津，李翘百无聊赖喝着代表香港人身份的维他奶。而黎小军却一语道破：“因为只有内地人才听邓丽君的歌，香港人都听粤语歌的，他们不想承认自己是内地人，所以就不会有人来买唱片。”再一次强调刻画了李翘欲盖弥彰的广东人的身份与窘态。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多元文化的输入造成信息知沟的形成，导致社会阶层差距迅速拉大。经济繁荣致使娱乐业高速及模式化运行。香港本土人已经形成某种固定的意识形态，当时在香港社会很少有本土人去听国语歌，他们还是更加习惯于粤语的旋律与发音。片中国语歌的闯入，也正如剧中人闯入者的身份，在香港社会中始终处于局促而尴尬的地位。导演巧妙地运用音乐这一更为隐晦的暗示，掺杂进个人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也是对时代发展的辩证化窥视与主人公身份挣扎的呈现。

1976年的内地，亦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唐山大地震、伟人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等一系列大事件使得改革开放之前的内地笼罩在一片迷茫、颓势之中。而一个时代的逝去往往孕育着新时代的萌芽，中华民族经历过筚路蓝缕的艰难岁月，最终玉汝于成。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文化艺术百花争艳。邓丽君的歌曲开始飘入大陆的千家万户，给大陆人民的内心带来了一丝抚慰，流行歌曲开始真正成为一种来自非政治性、非传统性的自由创造。其柔美的音色，舒缓的曲调，像一首和雅清淡的田园诗，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沐春风般的抚慰。中国人民也因为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听觉感受，渐渐开放了思想，与国际接轨，开始接收先进的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一个时代经典的符号就此诞生。

由此可见，宝丽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流行歌曲，能传唱至今，是因为它真正摸清了时代的脉络，一定程度上也有大环境所给予的机缘和巧合。

“我并不排斥流行歌曲，也希望自己能写出自己觉得有趣的作品。我想要的是既能脱离旋律独立存在又能为旋律加分的作品。”莫里康内如是说。电影和歌曲的创作往往与时代人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位创作者也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去思考和探索暗藏在时代中的隐喻与其矛盾的张力。《甜蜜蜜》一条腿伫立在香江对岸的东方明珠，另一条腿则踏进内地观察着内地群像。移民潮、城市化、1997回归、无根性情结，在歌唱艺术的参与与讲述中不再作为一个个社会问题而显得沉重与抽象。内地文化与港台文化在对话和商榷过程中产生的“失语症”现象，也在朗朗上口的旋律、通俗易懂的歌词中逐渐解冻。生生不息的音乐艺术跨越异文化背景的圭臬与壁垒，贯穿于人类与时代发展的文化长河之中。这种从历史伤痕中的“缺席”到“存在”的过程，正彰显着港台同胞对于大陆情怀的文化复合与家国怀想。

参考文献：

[1]周星.关于电影音乐的作用与价值理解[Z].北京师范大学，影视音乐研究，2016（5）.

[2]谢建华.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77.

[3]朱静华.文化传统视角下的电影音乐[J].电影文学，2010（2）.

[4]叶月瑜.歌声魅影：歌曲叙事与中文电影[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111.

[5]刘道广.中西艺术文化背景比较[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87.

[6]谭霈生.论电影中的性格塑造问题[J].当代电影，1984（1）.

[7]匡洁.论刻板印象与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建构[J].电影文学，2014（22）.

[8]叶月瑜.歌声魅影：歌曲叙事与中文电影[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20.

[9]叶月瑜.歌声魅影：歌曲叙事与中文电影[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19.

[10]孟君.互嵌式结构视阈中的“1997”电影现象：一个电影社会学的考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6）.

[11]叶月瑜.歌声魅影：歌曲叙事与中文电影[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179.

（作者为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动画与影视系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